君子時中

《中庸》第二章

［原文］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譯文］

孔子說：“君子可以做到中庸，而小人與中庸則背道而馳。為什么會這樣？因為君子不偏不倚，因時而動。而小人則是無所忌憚，任性妄為。”

［通解］

《中庸》第二章的關(guān)鍵，在于對“時中”二字的理解。就像前面講到的，“中”并非簡單的一個中間點、平均數(shù)，朱熹說：“中無定體，隨時而在。”——如何才算“中”，是隨著“時”的不同而變動的。

《禮記·禮器》中講道：

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

對禮來說，最重要的便是因時而定，其次是順應(yīng)具體的變化，再次是合乎倫理，再次是有所差別，再次是合乎人情，最后是要與身份相稱。舉例來說，堯傳位給舜，舜傳位給禹，前代的統(tǒng)治者會選拔合適的繼任者，那是禪讓的時代。而后來，老的統(tǒng)治者會打壓新生力量，商湯只能選擇放逐夏桀，取代夏朝，周武王必須討伐商紂王，取代商朝，那是革命的時代。商紂王曾經(jīng)關(guān)押過周文王，如果周武王還期待像堯舜禹時代一樣的賢明君主主動讓位，那就是愚蠢了。這就是時代的不同決定了手段方式的不同。

“時”，并非單純指“時間”。如何做到“中”始終是與“時”的變化——時代、時機、時局——聯(lián)系在一起的。就像評價古時候的隱逸之士，孔子說：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quán)。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論語·微子》）

所有這些失去自己精神家園的人，面對理想的破滅和世道的渾濁，選擇了不同的歸宿，而他們身上都有值得稱道的地方。孔子則認(rèn)為“我和這些人不同，沒有什么必須這樣、必須那樣的”，就像他曾說過的“毋必、毋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任何處境下都沒有偏執(zhí)。孟子也說：

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孟子·萬章下》）

孟子同樣肯定這些古時賢人的優(yōu)秀品質(zhì)，而孔子更在其上，因為孔子可以察覺并順應(yīng)“時”的變動。這既需要強韌的精神，也需要洞察的智慧。

“圣之時者”也成為一個典故，贊揚這些眼中沒有絕境，可以與時推移、因時而動的出類拔萃之人。

老舍話劇《茶館》中塑造的主要人物茶館老板王利發(fā)，生于清末，靠著自己的靈活和堅忍，獨力支撐父親留下的茶館。民國初年，軍閥割據(jù)，內(nèi)戰(zhàn)不斷，北京城里多少大茶館都關(guān)了張，而他對茶館進行“改良”，照樣開張。三十年之后的新中國成立前夕，已是風(fēng)燭殘年的王利發(fā)，依然拼全力支撐著“裕泰”這個老字號。《茶館》第二幕里稱贊年輕時的王利發(fā)：

幕啟：北京城內(nèi)的大茶館已先后相繼關(guān)了門——“裕泰”是碩果僅存的一家了，可是為避免被淘汰，它已改變了樣子與作風(fēng)。現(xiàn)在，它的前部仍然賣茶，后部卻改成了公寓。前部只賣茶和瓜子什么的。“爛肉面”等等已成為歷史名詞。廚房挪到后邊去，專包公寓住客的伙食。茶座也大加改良：一律是小桌與藤椅，桌上鋪著淺綠桌布。墻上的“醉八仙”大畫，連財神龕，均已撤去，代以時裝美人——外國香煙公司的廣告畫。“莫談國事”的紙條可是保存了下來，而且字寫得更大。王利發(fā)真像個“圣之時者也”，不但沒使“裕泰”滅亡，而且使它有了新的發(fā)展。

◎管仲是什么人？

春秋五霸，第一個便是齊桓公。在管仲的輔佐下，齊國成為春秋時代的第一個霸主，影響了整個春秋時代的形勢。作為當(dāng)時最重要的歷史人物之一，管仲在孔子和弟子口中被屢屢提及：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論語·八佾》）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論語·憲問》）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fā)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jīng)于溝瀆而莫之知也。”（《論語·憲問》）

管仲和召忽都是公子糾的家臣。公子糾與兄弟公子小白爭位，失敗被殺后，召忽也隨之自殺了。但是公子小白即位成為齊桓公后，對管仲以禮相待，管仲便歸服齊桓公，成了齊國的執(zhí)政大夫。——孔門弟子對管仲的非議就在于此。孔子也認(rèn)為管仲其人品行有虧，很多做法違禮，但還是給予他“仁”的高度評價。因為在管仲治理下的齊國成為諸侯中的盟主，將中原各國團結(jié)在一起，避免了被野蠻民族各個擊破的命運，所以孔子說“民到于今受其賜”。

在公子糾死后，管仲自己當(dāng)然也曾思考過何去何從的問題。就像《麥田里的守望者》中的名言：“一個不成熟男子的標(biāo)志，是他愿意為某種事業(yè)英勇地死去；一個成熟男子的標(biāo)志，是他愿意為某種事業(yè)卑賤地活著。”管仲選擇接受失敗、順應(yīng)時變，繼續(xù)活下去，發(fā)揮自己的能量。

對此，康有為說得好：“蓋仁莫大于博愛，禍莫大于兵戎。天下止兵，列國君民皆同樂生，功莫大焉，故孔子再三嘆美其仁。……宋賢不善讀之，乃鄙薄事功，攻擊管仲。至宋朝不保，夷于金元，左衽者數(shù)百年，生民涂炭，則大失孔子之教旨矣。專重內(nèi)而失外，而令人誚儒術(shù)之迂也。”——光榮地死去，好像成就了一世英名。但這是一條簡單的路，而且對生者沒有什么意義。無論滄海桑田，都敢于承受“活著”這個重?fù)?dān)，才是“圣之時者”。

“好人”“壞人”的標(biāo)簽，都太過簡單粗暴，沒有看到人性的復(fù)雜與“時”的復(fù)雜。抽一個片段出來，代表不了一個完整的活生生的人。重要的是不忘初心，“時中”而動。正如孟子對孔子的稱贊：“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孟子·公孫丑上》）

◎觀鳥知“時中”

儒家所講的“大學(xué)之道”特別強調(diào)“格物”，也就是說世間萬物都有它內(nèi)在的道理與法則，都有跟天地至道相通的地方。而人可以通過對具體事物的觀察和實踐來感悟人生，感悟天地之理。比如孔子從山水的姿態(tài)，聯(lián)想到它們與仁者、智者的相似：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論語·雍也》）

又如，孔子看到禽鳥的行動，聯(lián)想到知“時”知“止”：

色斯舉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論語·鄉(xiāng)黨》）

《孔子圣跡圖》中的“山梁雌雉”

一次，孔子與子路在山間行路，看到不遠處有幾只野雞停留在那里。子路好動，于是向野雞揮了揮手。野雞見狀，機警地扇動翅膀飛了起來，在空中盤旋一陣，落到了遠處的樹上。

看到這一幕，孔子說道：“山梁上的這些雌雉，懂得‘時’啊，懂得‘時’啊！”孔子想到的是，這些野雞真了不起，它們能夠機警地對外部環(huán)境做出反應(yīng)，很明白自己的處境，所以能時刻將自己置于安全的境地，遠離禍端。

孔子與子路繼續(xù)向前，又靠近了這幾只野雞。子路聽了孔子的話，不知是否明白了老師的意思，遂不無俏皮地向野雞拱拱手，好像為自己打擾了它們表示歉意。野雞們猶豫了一會，便振翅飛去了。

《論語·鄉(xiāng)黨》篇記述孔子日常生活的一些側(cè)面，也正是在這些看似平平無奇的日常中，孔子的人生境界得到了具體展現(xiàn)。上面這一個片段，是《論語·鄉(xiāng)黨》篇最后一段記載的一個場景，很耐人尋味。從那些野雞的反應(yīng)中，孔子特別感受到一個“時”。

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每個人、每個時候都處于不同的“時”中。那么，我們知道自己的“時”嗎？如果我們真的能看透徹這些，恐怕在人生的路上腳步會更加堅實一些。比如，我們常聽到大學(xué)生講“因為以后找工作壓力大而不能靜心學(xué)習(xí)”，這其實恰恰是本末倒置。孔子說“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作為學(xué)生，當(dāng)下能夠把握的“時中”就是用心學(xué)習(xí)，最根本的是抓住學(xué)習(xí)的機會，充實和豐富自己。在今天這個通訊發(fā)達的時代，一個真正有能力的人根本不會缺乏機遇，而一個沒有能力的人，再怎么提前“找工作”也只是事倍功半。所以說，處在學(xué)生時代，首先應(yīng)該自問：自己能做什么？如果有機會送上門，我有能力把握得住嗎？

在《大學(xué)》中，孔子也有類似的議論：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詩經(jīng)》中講：“綿綿蠻蠻鳴叫著的黃鳥，棲息在山岡的一角。”孔子感慨道：“就停息的地方來說，連小小黃鳥都知道該棲息在什么地方，人怎么可以連鳥兒都不如呢？”

◎子思稱“仲尼”

第二章開頭，直呼孔子的字“仲尼”，因此有人提出由此可以證明《中庸》的作者不是子思：

弟子記圣人之言行，于《論語》皆稱子，如“子曰”及“子以四教”之類，蓋尊師重道之辭，未嘗有字圣人者……豈有身為圣人之孫而字其祖者乎？（王十朋《梅溪集》）

我們的第一印象也是古人對于避諱先人尊長的姓字是很嚴(yán)肅的。“詩鬼”李賀因為在科舉中被人毀謗說他父名晉肅，應(yīng)當(dāng)避父諱，讓他不得舉進士。韓愈為此事還專門寫過一篇《諱辯》，為李賀叫屈。

但仔細辨析發(fā)現(xiàn)，事實并非這么簡單。朱熹就指出，“古人未嘗諱其字”，光在《論語》中就能看到，子貢就曾說過“仲尼不可毀也”（《論語·子張》）。不光是字，甚至還有弟子直呼孔子名“丘”的例子：孔子讓子路問路于長沮、桀溺，長沮反問子路“夫執(zhí)輿者為誰”，子路答：“為孔丘。”（《論語·微子》）由此可見，孔門弟子對孔子都可以呼名稱字，更何況是子思。

事實上，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避諱姓名的講究才剛剛出現(xiàn)，到秦漢之后“避諱”才漸漸變成了一個嚴(yán)肅的問題。所以說這里子思稱孔子為“仲尼”，并不奇怪。

更重要的是，畢竟我們今天看到的《中庸》是《禮記》中的一篇，而《禮記》是經(jīng)過了漢人編輯的。為了明晰清楚，其中存在對于個別字詞的改動很正常。尤其當(dāng)下文是一連串的“子曰”時，那么在最前面的一句里明確標(biāo)示出這個“子曰”是“仲尼”曰，也可以認(rèn)為是為了文意更清楚明白而進行的改動。

如果再追根究底的話：在原始版本的《中庸》里，這里很可能并不是“仲尼曰”。這里的“仲尼曰”以及下文的“子曰”可能本來皆是“聞之曰”。

《孔叢子·公儀》記載說：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也。”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于人者，雖非其正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于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為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子思曾經(jīng)匯集收錄孔子的言論。關(guān)于這些言論的來源，按子思所說，“或親聞之者，有聞之于人者”。子思本來可能就是以“聞之曰”的形式，記錄或引用孔子之言——《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竹書》的《從政》篇，經(jīng)過專家重新編聯(lián)之后的形式如下：

［簡甲一］聞之曰：“昔三代之明王之有天下者，莫之余（予）也，而@（終）取之，民皆以為義。夫是則守之以信，教［簡甲二］之以義，行之以禮也。其亂王，余（予）人邦家土地，而民或弗義。夫……〖齊之以〗［簡甲三］禮則寡而為仁，教之以刑則述（遂）。”

聞之曰：“善人，善人也。是以得賢士一人，一人譽……［簡甲四］四鄰。失賢士一人，方（謗）亦坂（隨）是。是故君子慎言而不慎事……。〖君子先〗［簡甲十七］人則啟道之，后人則奉相之，是以曰君子難得而易事也，亓（其）使人，器之；小人先人則@（絆）@（禁）之，〖后人〗［簡甲十八］則@（陷）毀之，是以曰小人易得而難事也，亓（其）使人，必求備焉。”

聞之曰：“行在己而名在人，名難靜（爭）也。［簡甲十二］@（用）行不倦，持善不厭，唯（雖）世不@（識），必或智（知）之。是故［簡乙五］君子強行，以待名之至也。君子聞善言，以改其［簡甲十一］言；見善行，納其身安（焉）。可謂學(xué)矣。”

聞之曰：“可言而不可行，君子不言；可行而不可言，君子不行。”

……

從上面《從政》的這段文字，明顯可以看出《從政》篇每一段落都應(yīng)該以“聞之曰”起始。全篇完、殘簡統(tǒng)計，共出現(xiàn)了13次“聞之曰”，如果加上第十枝簡開頭“曰”字前的“聞之”二字，就有14次。《從政》篇中的“聞之曰”，其實和“子曰”是一樣的意思——“聞之曰”的后面便是子思引述孔子的話。

◎聯(lián)通上下文

第二章最后一句“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唐代陸德明的《經(jīng)典釋文》中說：“魏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像宋代的程頤、朱熹等人也都認(rèn)為此處應(yīng)該有一“反”字。但“反”字不加也解釋得通，因此并不影響理解。

前文中我們已經(jīng)說到，朱熹所分章的第二章到第九章為一部分，這部分交替從君子和小人兩方面談面對“中庸”的不同樣子。第二章提出的“時中”這一概念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因此單列一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