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三達德
[原文]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1]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虬捕兄蚶兄?,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注釋]
[1]昆弟:兄弟。
[譯文]
天下共通的人倫之道有五種,用以做好它們的德行有三樣。這五種人倫關系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這三樣重要的德行是智、仁、勇。做好它們的核心都是一樣的。從“知”的起點的角度看,有的人天生聰慧而知道,有的人通過學習知道,有的人碰壁后發現問題知道,而最后是一樣地知曉大道。從“行”的終點的角度看,有的人安于此道就去做,有的人看到其中的好處而去做,有的人因為外在的原因勉強自己去做,而最后是一樣地獲得了成功。
[通解]
關于“所以行之者,一也”的“一”,有兩種解釋。
朱熹認為,這個“一”,就是指后文談到的“誠”。“誠”是《中庸》中總結的修身之根本所在,所以說要踐行智、仁、勇的品質,根本在于“誠”。這樣解釋,意思很通順,這是從文章思想內容的角度來推斷的。
清代的王引之在《經義述聞》里提出:“一”字是衍文,原文應該是“所以行之者也”。首先,本章前面已經說了一次“行之者三也”,后面又說“所以行之者也”,是指“三達德的作用是用來踐行五達道的”。其次,像《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里有“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漢書·公孫弘傳》里有“仁、智、勇三者,所以行之者也”,都沒有“一”字。這是以其他文獻旁證的角度來推斷的。
◎五倫與三德
《孟子·滕文公上》講:“圣人有(又)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碧烀x予了人間五種基本的人倫關系。任何一個在這世上生活的人,都生活在這五種人際關系之中,而且缺一不可。
當然,如美國法學家勞倫斯·弗里德曼所述:“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護我們,如警察;陌生人也威脅我們,如罪犯;陌生人教育我們的孩子、建造我們的房子、用我們的錢去投資……”當代社會已經進入了“陌生人社會”,我們日常所接觸的“陌生人”的比例越來越高,由此有人提出:儒家“五倫”的說法是不是已經不能適應現代社會了?
對此我們要指出,要應對這種人際關系上的新變化,顯然需要比以往的“熟人社會”更加注重法制與制度的建設。不難發現,法律和規章能給社會標上線,明確什么該做、什么不該做,對于侵害他人的不法行為給予懲戒,但人與人之間心理的交互、人情人心的炎涼則是這些所無法觸及的。儒家思想對于我們對人際關系的認識,可能比以往更加具有現實意義:首先,“五倫”也只是指不同人倫之間有不同表現,我們對待陌生人必不可能如同對待父母妻子一樣親密無間,“五倫”與“陌生人社會”的現實并不矛盾;其次,儒家講“仁者愛人”,這即對天下人的普遍之愛,儒家思想從未忽視過這一點;再次,“五倫”講“朋友有信”。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孔子講“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朋友”本就不等于“熟人”,而是強調彼此之間有共識、有共同的志趣。“陌生人社會”更需要靠友愛、信任與共識凝聚人心,避免陷入“他人即地獄”的互害的境地。
在后世,尤其是經過宋代理學家的闡釋后,仁義禮智,或仁義禮智信,或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德”越來越受到重視,在儒家學說中的地位越來越高。相比之下,在先秦與兩漢時代,儒家更強調的還是智、仁、勇“三達德”: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論語·子罕》)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弊迂曉唬骸胺蜃幼缘酪病!保ā墩撜Z·憲問》)
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
包括為給楚國求援而哭于秦廷七日的楚國大夫申包胥,也曾說過:
夫戰,智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眾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國語·吳語》)
儒家推崇的優秀品德有很多,但智、仁、勇這三者是為當時儒家推崇的最重要的品質,也是最為基本的品質。
人生天地間,需要時時秉持這三種“達德”,缺一不可。單純的“勇”幾乎沒有意義,“既仁且智,是謂成人”,勇而不仁不智,即陷于“暴”;單純的尚“智”,可能淪為詭譎,同非儒家所倡;單純的崇“仁”好禮,不能與時推移,宋襄公泓水之戰的失敗便是最直接的鏡鑒。
◎通向成功的三條路
我們已經多次說到,儒家思想承認人有高低層次之分,但只要通過主觀努力,都有成為圣人的可能?!墩撜Z》中也提到了類似的說法: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論語·季氏》)
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出人的資質高低。包括孔子也說自己:“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論語·述而》)孟子從這個角度來評論古代帝王:
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孟子·盡心上》)
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孟子·盡心下》)
堯舜即是天性良善、天生圣人,他們愛民是出于本性。商湯、武王通過戰爭推翻惡政,拯救天下蒼生,他們的愛民是意識到了“愛民”是正確的并且去身體力行。而春秋五霸能稱霸天下,也要借助“愛民”的名義,在實際的行動上,也必然需要做出愛民的行為來。這對他們而言,也是一種學習的過程。這就是“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的區別。
相對再差一點的,就是“困而知之”,在遇到困境之后,才意識到上進的重要性。就像我們熟知的少年周處的故事:
周處年少時,兇強俠氣,為鄉里所患。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跡虎,并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為“三橫”,而處尤劇?;蛘f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余其一。處即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
乃入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況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邪?”處遂改勵,終為忠臣孝子。(《世說新語·自新》)
周處為害鄉里,被人認為比水中蛟龍、山中猛虎更可怕。周處在終于意識到自己被鄉親們仇恨后,拜會名士,發奮努力,終成一代良臣,名垂青史。所以說從起點的角度來講,這三種情況雖然起點高低不同,但最終“及其知之”都是一樣的,都有機會走上人生正道。而在這些之下的人就是孔子所說的“困而不學”,遇到問題也不去改進,得過且過,麻木不仁,渾渾噩噩地混日子。
以學習和工作為例,最好的情況當然是學習者自身很清楚“學習”對自己意味著什么,感受到了滿足自己好奇心與個人成長所帶來的幸福感,喜歡自己的“工作”,知道這是實現自己人生價值和理念的必然過程;其次則是看到了用心“學習”和“工作”對自己的有益之處——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好的未來;再次則是雖然不清楚“學習”和“工作”的意義,也認為這個努力的過程充滿辛苦,但依然按照社會共同的價值觀去努力學習、盡心工作。這三種情況雖然在認識上有高低不同,但最終“及其成功”都是一樣的,都有機會成為人生的成功者。而在這些之下的人就是孔子所說的“庸人”:
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暗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此則庸人也。(《孔子家語·五儀解》)
心里沒有堅持的原則,口里說不出有益于人的話來,不知道什么樣的人值得學習、追隨,也不知道磨煉什么作為立身之本。小事上聰明而大事糊涂,分不清哪個更重要;凡事隨波逐流,不明白該堅持什么。這樣的“庸人”并不鮮見,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要往哪里去。
[原文]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p>
[譯文]
孔子說:“好學不倦就接近‘智’了,努力行善就接近‘仁’了,知道羞恥就接近‘勇’了。知道了這三點,就知道怎樣修養自己了;知道怎樣修養自己,就知道如何治理集體了;知道如何治理集體,就知道治理天下國家的道理了。”
[通解]
通過之前與《孔子家語》對比,我們知道這一段前面原有哀公的問話:
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p>
針對孔子在前面說的,智、仁、勇是為人最重要的三種品德,哀公認為這三者并不容易做到。本段就是孔子對此的回答。陳立夫先生對此評論:
好學非智,然足以破愚,故近于智;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故近于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故近于勇。
好學、力行、知恥雖然不等于智、仁、勇,但是好學就可以使人頭腦清晰,破除愚昧;力行就可以使人眼界開闊,不局限于自己的小圈子;知恥就可以激發人上進,力爭上游。所以說在好學、力行、知恥上面下功夫,就越來越接近智、仁、勇的品質了,這是修身的起點。之后才可以討論如何平治天下,正如《大學》說的:“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p>
下文便是哀公問孔子如何平治天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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