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篇欣賞

干將莫邪

楚干將莫邪為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欲殺之。劍有雌雄。其妻重身當產。夫語妻曰：“吾為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殺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于是即將雌劍往見楚王。王大怒，使相之。劍有二，一雄一雌。雌來雄不來。王怒，即殺之。

莫邪子名赤，比后壯，乃問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為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囑我：‘語汝子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于是子出戶南望，不見有山，但睹堂前松柱下石低之上。即以斧破其背，得劍，日夜思欲報楚王。

王夢見一兒眉間廣尺，言欲報仇。王即購之千金。兒聞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將莫邪子也，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客曰：“聞王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劍來，為子報之。”兒曰：“幸甚！”即自刎，兩手捧頭及劍奉之，立僵。客曰：“不負子也。”于是尸乃仆。

客持頭往見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頭也。當于湯鑊中煮之。”王如其言煮頭，三日三夕不爛。頭踔出湯中，躓目大怒。客曰：“此兒頭不爛，愿王自往臨視之，是必爛也。”王即臨之。客以劍擬王，王頭隨墮湯中，客亦自擬己頭，頭復墜湯中。三首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縣界。

本篇選自《搜神記》卷十一，原書無題，“干將莫邪”為后人所加，或作“三王墓”。這篇小說是《搜神記》中最優秀、最感人的作品之一，反映了形成期的中國古典小說所達到的思想水平與藝術成就。

小說篇幅不長，內涵卻非常深刻。作者講述了一個荒誕離奇的舍身報仇雪恨的故事，表現了橫遭迫害的下層人士至死不屈的抗爭精神、矢志不渝的復仇信念、英勇獻身的壯烈行為，以及見義勇為、拔刀相助的高貴品質和疾惡如仇、同仇敵愾的豪俠氣概，在虛幻神奇的故事中反映了真切的現實內容，傳達出平民百姓的心聲，激蕩著震撼人心的力量。就是這樣一個傳統的血親復仇的題材，由于上升到了殘暴的統治者與無辜的老百姓尖銳對立的社會政治層面，烘托出壓迫者的不仁不義和被壓迫者的刻骨仇恨，因而具有極為深刻的政治內涵和認識意義。為此，魯迅將這個故事改編成小說《鑄劍》，將其正義堅定的復仇行為、抵抗強暴的斗爭精神、崇高悲壯的美學意義作進一步的渲染、闡發和開掘。

從藝術的角度看，《干將莫邪》也有相當高的造詣，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作者在有限的篇幅里，以極其精煉的筆墨，通過巧妙構思、精心剪裁，完整圓合地敘述了一個跨越約二十年的曲折有致、驚心動魄的故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小說大多篇幅短小，如果不在“精煉”上下功夫，就只能平鋪直敘地講述情節簡單的故事，即魯迅所說的“粗陳梗概”。曹丕的《列異傳》也敘述了干將莫邪的故事，全文不超過二百字，情節很簡略，由于缺乏必要的交代，長大后的赤立志報仇、俠客決定替赤復仇、赤自割頭顱托付俠客，都寫得生硬突兀，讓人覺得難以理解。干寶本篇將敘述的重點放在莫邪之死和赤的復仇上：三次重復“王怒”二字、三次言及“欲殺”、“必殺”、“殺之”，不嫌繁復，而對赤的長大成人只以極為精煉的“后壯”二字帶過，對赤之母親傳述其父死因也惜墨如金；在赤的逃亡過程中自然引出俠客，以赤和俠客的對話以及“自刎”、“捧頭及劍”、“立僵”、“尸乃仆”的細節描寫，鋪敘設計精密殺人計劃的過程；俠客向楚王獻上赤之頭顱后，用頭顱久煮不爛、“踔出湯中，躓目大怒”兩個帶有奇異色彩的細節，引出成功誘殺楚王的情節。這樣詳略得當的處理，使父子兩代人的深仇大恨和不可摧毀的復仇意志的中心意脈貫穿于作品的始終，作品的內在線索十分明晰，故事情節也緊湊嚴整，形成本篇構思縝密精巧、結構完整合理、內容豐富細膩的特點，突破了叢殘小語式的格局。

此外，作者在提煉情節時還特別注意設置懸念，使得故事的發展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干將莫邪奉楚王之命鑄劍成功，料定必死無疑，他為何只攜雌劍獻給楚王？楚王真會殺死他嗎？這是第一個懸念。干將莫邪的遺囑中交代雄劍藏于“南山”，但赤尋劍時卻“不見有山”。那么，劍在何處？這是第二個懸念。正當赤日夜思慮刺殺楚王的方案時，楚王卻在復仇之夢的提示下做好了防備，并懸賞千金捉拿赤。這樣，赤是否有能力刺殺楚王以報血海深仇？他將怎樣應對突如其來的變化呢？這是第三個懸念。赤將自己的頭顱及雄劍交給俠客后，俠客如何讓擁有千兵萬甲護衛的楚王死于赤的劍下？他的命運又將如何？這是第四個懸念。隨著這一連串的懸念在情節推進的過程中一一解開，小說已避免了平鋪直敘的弊端，獲得了引人入勝的藝術感染力。

第二，作者在五百字左右的小說里寫到五個人，除了干將莫邪之妻的面貌比較模糊外，其余四人雖然談不上血肉豐滿，卻也具有鮮明的性格特征。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志怪小說大多偏重于故事的敘述，人物本身缺乏鮮活的形象特色。但本篇已開始注意把寫人，特別是刻畫的人物性格放到重要的地位，主要人物都顯示出各不相同的性格特點：

干將莫邪聰穎機智，沉穩堅定。他鑄成了舉世無雙的雌雄寶劍，也預見到自己獻劍以后必死無疑的可悲命運，說明他既是一位心靈手巧的鑄劍高手，又是一個閱歷豐富、思想深刻、能夠敏銳洞察世事的智者。他清醒地意識到楚王兇暴殘忍的本性，但秉承傳統的受命于王而當忠實于王的赤膽忠心，他臨危不懼，勇敢地正視危險的處境，寧愿為自己的服從和忠誠付出生命的代價，贏得剛正不屈的聲名。他又不逆來順受地接受命運，而是鎮定自若地埋藏雄劍，交代遺囑，留下報仇的有力武器，傳續復仇的堅定意志，為兒子的反擊奠定正義的基石。

赤意志頑強，剛毅勇猛。他繼承父親的遺志，憑借智慧解開謎團，找到了雄劍。于是，他日思夜想，圖謀為父報仇。他短暫的一生就是為了復仇，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在被楚王懸賞追捕而逃亡山林時，他堅定不移，為不能手刃仇敵而悲歌當哭，痛徹心扉；在聽到俠客愿意替他復仇后，他視死如歸，毫不遲疑地自割頭顱、獻上寶劍，“聽到”俠客承諾決不辜負他的期望后，僵立的身體才跌倒在地；“看到”楚王依舊活著，他頑強抗爭，死不腐爛，還跳出湯鍋，瞋目怒視楚王，引誘仇敵受騙被殺。

俠客扶危濟難，智勇雙全。他原本與赤是陌路之人，與楚王也并無冤仇，但山中的一次偶遇，使他得悉干將莫邪與赤的遭遇。出于義憤，他挺身而出，當即許諾：替赤復仇。想到楚王的懸賞，他已成竹在胸，構想了成熟的復仇計劃，并在得到赤的頭顱和寶劍后，再次鄭重承諾不辜負死者的期望。實際上，他此時已經作好了為此獻身的準備，義無反顧地去踐行自己的誓言，這正是俠義精神的體現。最后，他利用楚王得意、放松的心理，巧妙地將他誘騙到湯鍋邊，砍下他的人頭，然后從容引劍，自斷己頭。

楚王兇殘暴戾，恣睢愚鈍。干將莫邪為他精心鑄劍，他不但不予獎賞，反而殘忍地殺害了他，埋下仇恨的種子；夢中得知赤決意報仇，他懸賞千金追殺，奠定了正義復仇的性質。這些都暴露了他的兇殘暴戾，而他的恣睢愚鈍表現在：見俠客手提赤之人頭就大喜過望，對誘殺之計毫無察覺；俠客說勇士之頭要用“湯鑊”來煮，他落入圈套而言聽計從；俠客騙他親自去鍋里探視，頭顱才會腐爛，他竟毫無覺察，結果自己的頭也落入湯鑊。作者只在開頭、中間和結尾寫到這個人物，用筆不多，卻也真切。

作者主要通過對話和細節描寫來塑造人物形象。干將莫邪的性格是在他與妻子的對話中完成的，鑄劍的精心、對楚王的認識和自身命運的預見、雄劍所藏之處、復仇的遺愿都包含在簡短的話語中；俠客和赤的性格也在對話中表現出來，“為子報之”體現了俠客甘于為正義獻身的浩然正氣，“幸甚”表露了赤不在乎自身性命、為得到報仇之人而無比欣慰的心情。作品的幾個細節令人印象深刻：一是藏劍隱語“劍在其背”之“背”字隱射北堂，赤在堂屋柱子的背面找到雄劍；楚王夢中所見之人“眉間廣尺”之“尺”與“赤”諧音，暗指報仇的人是赤，故而有后面的追殺。二是赤聽從俠客之計自刎后，兩手捧頭及劍給俠客，身體直立不倒，仿佛仍有一些疑慮；俠客對赤的心理似乎非常理解，說出“不負子也”以使赤安心赴黃泉；話一出口，赤的身體就像如釋重負一般撲倒在地，強烈地突出了赤的復仇意志。三是楚王未死，赤之頭煮了“三日三夕，不爛。頭踔出湯中，躓目大怒”，這個帶有奇異色彩的細節雖然有悖于生活真實，卻真實表現了赤對楚王死不瞑目的刻骨仇恨，渲染了他至死不移的復仇意志。四是楚王、俠客之頭相繼落入湯鑊中，于是“三首俱爛，不可識別”，這一類似“黑色幽默”的細節充分表現了對暴君的高度蔑視和對俠義人物的由衷的敬仰。

王子猷夜雪訪戴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偟，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本篇選自《世說新語》中的《任誕》篇，是著重通過記敘行為、言語來表現人物思想性格的作品。

小說記載東晉名士王羲之的兒子王子猷，于某一大雪之夜突發奇想，從山陰（今浙江紹興）乘船前往剡（今浙江嵊縣）拜訪朋友戴逵。但是，在到達戴家門口時，他竟然止步回轉，興盡回家了。

王子猷一心想與戴逵賞雪吟詩、把酒言歡，于是不顧辛勞，連夜奔波一百余里，到達目的地就滿足了心愿，連朋友家的門都不敲一下，就興致沖沖地踏上返程之路，這樣的事情在一般人看來，確實是難以理解的。實際上，這個故事是魏晉文人脫略行跡、注重內心體驗的一種典型反映。他們不執著于要達到一個具體的目的，興致既來，就立即動身賞玩或造訪，興致去了，則悠悠然地返回，沒有任何遺憾。這種行事準則表現了魏晉士人率直任性的人生態度和文化趣味，是當時的人們所推崇的任由情興、不拘禮法、逍遙放達的精神寫照。所以，不僅是王子猷有這樣的表現，許多魏晉士人的行為也與他如出一轍。如《任誕》篇講述的另一個故事：“劉尹云：孫承公狂士，每至一處，賞玩累日，或回至半路卻返。”孫承公的賞山玩水與王子猷的雪夜訪戴可謂異曲同工。

魏晉時大量出現這種任誕放浪的行為，與士人生活中的困頓、失意和思想上的壓抑、苦悶密切相關。人們可以看到不少醉生夢死、放浪形骸、借酒澆愁的放蕩疏狂行為，諸如阮籍醉臥婦鄰之側，劉伶大吃敬神的酒肉、肆意在家中裸奔等，作者將它們統統歸入“任誕”之類，以示反對的態度，本篇王子猷的行為亦在此列。但王子猷乘興而來、興盡而返的任情放達，不同于單純的縱酒、裸形，并非消極、頹廢的人生觀的表現，反而有頗為高雅的趣味：戶外白雪皚皚，靜寂清曠；室內暖意融融，美酒香醇；推窗遠眺，皓月當空，晶瑩澄澈。茫茫的雪野、清冷的月色、靜謐的夜晚牽扯著王子猷的情懷，他舉杯邀月飲，低吟伴清輝：“策杖招隱士，荒涂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云停陰崗，丹葩濯陽林。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讀之起徘徊，心緒飄飛遠，情思牽友人：詩中的隱士不就是那孤高灑脫、氣韻高潔的戴逵嗎？若能與他當窗對飲，漫話古今，唱和詩詞，豈不是天下難得的一樁美事？事不宜遲，他當即命人備舟尋友，汩汩江水悠蕩著急切、興奮、期盼的心情，飛雪、明月、清流編織出浪漫詩意的圖景，詩情、酒趣、友誼幻化成自由雅致的閑情逸趣。這些紛至沓來的美妙景象一夜相隨，動人心魂，使他的情致得到極大的滿足。故而，當清晨到來時，王子猷探訪戴逵的初衷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他做出了在一般人看來十分怪異的“造門不前而返”的行為。“何必見戴”的反問傳達出一個不拘矩度、任情率意、卓犖不羈的士人揮灑自如的情狀和心態，實際上表現了他不為禮法所制約的灑脫和不為世俗所困擾的放達。這是一種來自心底的真性情，一種蘊涵高雅、令人艷羨的文人情致。

可見，本篇成為魏晉名士瀟灑言行佳話的記錄，是一篇洋溢著個性和風流的性情小說。

作為小說，本篇不足百字，但是，情節完整，脈絡明晰，人物生動。首句即點出故事的人物和地點，繼而交代事情起因于主人公在夜晚酣睡覺醒，接著敘述由獨自邀月對酒、賞雪吟詩到興致驟起、意欲訪友的經過，最后交待經歷百余里的路程造門不訪、興盡而歸的結果。文詞極為簡約，敘述干凈利落。同時，作者采用遺貌取神的方法寫人，捕捉人物氣韻生動的動作和帶有靈性的談鋒，寥寥數語，便形神畢現地描摹出人物率真自然、高蹈飄逸的精神風貌。如王子猷去拜訪戴逵，至門而不入，微妙地透露出名士那種無所依傍、孤傲自賞的時尚風度。又如王子猷回答他人詢問的簡短話語，傳達出言說者淵雅玄遠的情味和氣度。文學貴有滋味，有時敘述不必太多，這樣才耐人咀嚼，令人回味無窮，這是本篇的魅力所在。

本篇在藝術上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情景交融以及從中傳達出的神妙意蘊。小說開篇著筆于雪景和月色，營造出蕭寒、淡雅、寂寥的氛圍，激起士人縱酒放歡、嘯詠歌吟的情趣；接著的劃舟夜行是由景而生的情趣的進一步升華，為自然美景裝點上艷麗的一筆；最后，皎然的雪光失去了夜色的籠罩，輝映的月色在晨光中消失，興致也隨之散去。情和景密切交融，相互生發。從更寬廣的視野和更深刻的角度看，《世說新語》被視為魏晉南北朝時期集中體現自然山水意識的一部小說，但它并不是用濃墨重彩來描繪山水景象的外在形態，而是像宋元時期的文人畫那樣，借山水景象抒寫胸間的逸氣。本篇就是較為典型的一篇：王子猷在雪色皎然的江流中經宿行舟，造門而不入，以為與人和人之間的酬對交往相較，人和自然山水的情感交流有更勝一籌的精神享受，在強調自我中表現了隨任個性的瀟灑，意即人應當隨任自然，不必故作姿態。《世說新語》中的不少作品都帶著讀者走進淡遠的山林水流，怡山悅水，給人疏離功利的賞心悅目的審美感悟。哪怕體現帝王的聲譽，也不在于其具有雄才大略，而要看他能否在山水之間引發生活的情趣。從這一角度審讀本篇，自然可以關注到它清曠的氣息和動人的神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