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史籍·四庫全書

中國古代最大的叢書。編纂于清朝乾隆年間。“四庫”指經史子集四部，“全書” 言其所收之書均為全本。乾隆皇帝所統治的六十年，是清王朝文治武功達到極盛的時代。乾隆皇帝并不是坐享其成的 “太平天子”，他在晚年對自己一生的治績，曾經概括為 “十全武功”，南征北戰，安內攘外，十次大獲全勝，才有了清王朝的太平盛世。乾隆皇帝個人有極高的文化素養，曾以 “稽古右文” 之君自居，在他統治的時代文化氣氛都非常濃厚，“漢學” 大興，讀書博學成為時尚。乾隆三十七年 (1772)，他詔令各省總督、巡撫、學政廣泛購訪民間圖書，如系抄本，則繕錄副本，匯送北京，以廣內府之藏。次年，乾隆皇帝接受安徽學政朱筠的建議，派人于 《永樂大典》中抄錄逸書，待將來成編時，名為 “四庫全書”。與此同時，全國各地藏書家紛紛獻書，如江南鮑、范、汪、馬四家各獻數百種累世家藏，乾隆皇帝各賞其一部 《古今圖書集成》。接著，乾隆皇帝決定正式設立 “四庫全書館”，命皇六子多羅質郡王永溶為總裁，以國家的財力物力作后盾，先后聘請專家三百多人，其中有許多是當時第一流的學者，如紀昀、朱筠、邵晉涵、戴震、王念孫、翁方綱、姚鼐等，開始編纂這一部前無古人的超大型叢書。乾隆皇帝經常對此書的編纂作出指示，《四庫全書總目》 書前所載一系列“上諭”，就是當時的 “圣旨”。如館臣將 《宗澤集》、《楊繼盛集》中的 “夷狄” 二字改為 “彝”、“敵”，他認為大可不必，因為此二字屢見于經書，豈能改易? 他還常在 “上諭” 中發表一些高論，如李延壽 《北史·文苑傳》有 “頡頏漢徹，跨躡曹丕” 一語，他認為曹丕躬為篡逆，直書其名，未為不可，而漢武帝劉徹在漢室尚為振作有為之主，且興賢用能，獨持綱紀，雖黷武惑溺神仙，乃其小疵，豈能直書其名? 漢武帝是中國正統的皇帝，李延壽雖為唐臣，但其祖先未嘗不曾為漢臣。他還現身說法，說他在詩中凡是提到周敦頤、程頤、張載、朱熹都是稱“子”，甚至對韓愈、蘇軾等，也只稱其號，他說： “朕于異代之臣尚不欲直呼其名，乃千古以下之臣，轉將千古以上之君稱名不諱，有是理乎?”結論是： 將《北史·文苑傳》 所稱 “漢徹” 改為 “漢武”。諸如此類，令人啼笑皆非。他還下令抽改禁毀了一批“違礙” 書籍，據后人統計，多達三千余種，主要是明末清初涉及“敏感” 問題的著述。現代學者多為此憤憤不平，視為乾隆修 《四庫全書》 的一大罪狀，甚至認為借修書來毀書，用心險惡。其實，禁毀“違礙” 書籍，乾隆皇帝既非第一人，也非最后一人，何況對于自家發跡的真情實況，中國的皇帝從來都是諱莫如深的，誰也沒有將史料原原本本公諸于世。乾隆五十二年，《四庫全書》修成，共計收書三千四百六十一種，另有未收入而有目錄存記的，尚有六千八百一十九種。這些書籍，當然并不是中國古代圖書的全部，但卻基本上包括了乾隆以前中國古代重要的文化典籍。與此同時，清廷又動員了三千八百多人，將《四庫全書》抄錄了七部，分藏于文淵閣 (北京)、文溯閣 (沈陽)、文源閣 (北京)、文津閣 (承德)、文宗閣 (鎮江)、文匯閣 (揚州)、文瀾閣 (杭州)。這樣一部空前的超大型叢書，在當時只能作為皇家秘藏。咸豐年間，文源、文宗、文匯三閣藏書先后毀于戰火; 文淵閣本在解放前夕被運到臺灣。直到八十年代，海峽兩岸才分別采用文淵閣本和文津閣本，影印出版了 《四庫全書》，使這一珍本秘籍變為學界的共同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