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

志怪小說在魏晉南北朝非常興盛，足以與唐代傳奇、明清章回體小說相提并論。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

首先，作品數(shù)量較為可觀，大大超過了前代。現(xiàn)存完整與不完整的小說有三十余種，而且普遍是多卷本，有的多達三十卷。加上偽托漢人所作的小說，總量應該更多。重要作品主要有：舊題曹丕的《列異傳》、張華的《博物志》、題為郭璞的《玄中記》、干寶的《搜神記》、葛洪的《神仙傳》、王嘉的《拾遺記》、孔約的《志怪》、祖臺之的《志怪》、荀氏的《靈鬼志》、戴祚的《甄異傳》、舊題陶潛的《搜神后記》、劉義慶的《幽明錄》和《宣驗記》、劉敬叔的《異苑》、郭季產的《集異記》、東陽無疑的《齊諧記》、祖沖之的《述異記》、任昉的《述異記》、王琰的《冥祥記》、舊題吳均的《續(xù)齊諧記》、顏之推的《冤魂志》、侯白的《旌異記》，以及《續(xù)異記》、《錄異傳》等。可惜的是，除《博物志》、《搜神記》、《拾遺記》、《搜神后記》、《異苑》、《續(xù)齊諧記》等幾種比較完整地保存下來以外，大多都已散佚，宋代李昉的《太平廣記》、魯迅的《古小說鉤沉》輯錄了部分佚文。

其次，作家來自不同的階層，其中包括不少當權者和名士。如魏文帝曹丕、梁元帝蕭繹、西晉大臣張華、南朝宋之宗室劉義慶、歷史學家干寶、著名詩人陶淵明、數(shù)學家祖沖之等，他們的參與無疑提高了志怪小說的地位和聲望。還有一些佛教、道教教徒和術士，他們寫志怪小說的目的在于宣揚宗教的教義，或兜售卜筮的靈驗，對志怪小說的傳播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再次，作品的思想、藝術成就都有所提高，佳作涌現(xiàn)。《列異傳》、《博物志》、《搜神記》、《拾遺記》、《搜神后記》、《幽明錄》、《續(xù)齊諧記》中的許多優(yōu)秀篇章，如《望夫石》、《韓憑妻》、《干將莫邪》、《東海孝婦》、《薛靈云》、《桃花源》、《劉晨阮肇》、《陽羨先生》等流傳廣泛，對后世唐代變文、唐宋傳奇、宋元話本、明清小說以及戲曲等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關于志怪小說在魏晉南北朝興盛的原因，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認為緣于漢末巫風盛行和佛教傳入的刺激：“中國本信巫，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而鬼道愈熾；會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張皇鬼神，稱道靈異，故自晉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書。”當時迷信思想和宗教崇拜深入人心的程度大大超過前代，上至皇帝大臣，下到平民百姓，大多對鬼神抱有虔誠的信仰，將鬼神世界和人間社會等同看待，作者和讀者都認真地對待鬼神故事，樂于為此傾注精力，這對志怪小說的發(fā)展和傳播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此外，東晉南北朝不僅是道教的活躍期，而且佛教也盛行不衰，兩教均以張皇神鬼、稱道靈異為特性。道教自稱能羽化升天、鬼神顯驗、消災弭禍，佛教則號稱靈魂不滅、輪回報應、地獄天堂，兩教教徒大量編造和收集神怪故事以宣揚法旨、自神其術，人們也深信不疑。凡此種種，形成了當時侈談鬼神、稱道靈異的社會風氣，造成大批神鬼傳說出現(xiàn)和流傳。同時，也豐富了人們的想象力，促進了神仙鬼怪故事的盛行。

社會動蕩、兵燹連年造成的人們的生活與精神的困境，也是志怪小說在魏晉南北朝興盛的重要因素。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混亂時代，在近四百年的時間里，朝廷頻繁更迭，戰(zhàn)亂幾乎沒有停息，統(tǒng)治集團熱衷于爭權奪利，百姓面臨饑餓與死亡的威脅，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一片混亂，精神道德土崩瓦解。當時，不論是醉生夢死的達官貴人，還是備受煎熬的黎民百姓，無不陷入生命虛無、榮辱無常的窘困狀態(tài)。于是，得道成仙、長生不老、消弭災禍等鬼神迷信和宗教觀念像一根救命的稻草，在虛幻中引導人們麻痹生活苦痛，擺脫精神郁悶；那些神鬼妖魔無所不能的巨大威力，以及許多巫術靈驗的故事，寄托了人們強烈的反抗精神、頑強的生存意志和美好的理想愿望，使他們在充滿了奇思異想的幻境中獲得心靈的慰藉。這是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具有積極的思想內容的重要原因，志怪小說中的一些優(yōu)秀作品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志怪小說的代表作當推干寶的《搜神記》。干寶，字令升，新蔡（今河南新蔡）人。生卒年不詳，約生于武帝太康中，卒于穆帝永和間。祖父干統(tǒng)，吳奮武將軍、都亭侯；父親干瑩，丹陽丞。干寶年輕時勤奮學習，博覽群書。西晉末以才氣召為著作郎，東晉初始領國史，后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又為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侍。著《晉紀》、《春秋左氏義外傳》等，其書頗為簡略，直而能婉，時稱良史。另《晉書·干寶傳》提及其注《周易》、《周官》數(shù)十篇，《隋書·經籍志》著錄《百志詩》九卷，《干寶集》四卷。今僅存《搜神記》二十卷。

《搜神記》由干寶搜集古今神怪故事編成，其序自稱作此書的目的是要證明世上真有鬼神，所謂“發(fā)明神道之不誣”，同時有保存遺聞和供人“游心寓目”的賞玩娛樂之意，代表了當時一般志怪小說作者的創(chuàng)作意圖。又稱此書的內容一方面“承于前載”，如引錄《列異傳》的談生故事等，但又不全是照舊抄錄，有些文字作了加工；另一方面是“采訪近世之事”，即出于作者之手。《搜神記》采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晉書·干寶傳》）加以記錄，涉及妖祥卜夢、報應還魂、法術變化等事跡，可謂荒誕不經的神道、方術的大雜燴，大部分作品寫得十分簡略。但由于所用材料大都來自民間，較為真實地再現(xiàn)了時代的黑暗腐朽、人民的美好品德和理想愿望、作者的愛憎傾向，具有深廣的思想內容和社會意義；也有一些作品情節(jié)完整、想象奇特、文采斐然，善于通過對話和動作刻畫人物性格，注意渲染細節(jié)、描寫場面，具有較強的藝術感染力。這些構成了本書的精華，其中的《干將莫邪》、《韓憑妻》、《李寄》、《董永》、《東海孝婦》、《吳王小女》等，都是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的上乘之作。

除《搜神記》外，《博物志》、《拾遺記》、《搜神后記》、《續(xù)齊諧記》等志怪小說集亦各有特色。

《博物志》的作者張華（232—300），字茂先，范陽方城（今河北固安）人。《晉書·張華傳》說他年少“孤貧”，“博物洽聞，世無與比”。因著《鷦鷯賦》，被阮籍譽為“王佐之才”，由此成名，進入仕途。晉武帝時官至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封廣武縣侯，擬寫皇帝詔告，修訂晉史和禮儀憲章，名重一時，后因權臣嫉恨、廷對不合圣意被免職。晉惠帝時歷任太子少傅、司空等，封壯武郡公，因拒絕與趙王司馬倫和孫秀一起篡權，被誅滅三族，陸機撰《詠德賦》感懷其英勇赴義。兩年后，齊王司馬冏輔政，司馬倫、孫秀伏誅，恢復張華爵位。《隋志》稱其著《神異經》，著錄《張公雜記》、《雜記》各十一卷，《晉司空張華集》十一卷，皆亡佚。今存《博物志》十卷、明代張溥輯《張司空集》一卷。

《博物志》是地理博物體志怪作品的佼佼者。其體例模仿《山海經》，列有“異人”、“異俗”、“異產”、“異獸”、“異鳥”、“異蟲”、“異魚”、“異草木”、“異聞”等類別。前三卷記地理風俗和動植物，四、五兩卷記藥物和方士，卷六為雜考，七、八兩卷記異聞和史遺，最后兩卷為雜說。其中，后四卷最能反映志怪小說的特色。全書側重于記載遠方珍異，宣揚神仙與方術，但并非完全是陳腐的唯心思想。有的作品以博物知識滿足人們的求知欲，甚至將之與人們的美好愿望結合起來；有的作品借異聞揭露昏君殘暴荒淫，歌頌反抗暴政的英雄；還有作品用事實揭穿虛妄的傳聞，總結人類戰(zhàn)勝自然的經驗。這些作品突破了以往地理博物體志怪專記山川地理、動物植物、殊方異族的范圍，體現(xiàn)了它的存在價值。而它處理題材的靈活性、敘述模式的多樣化、人物刻畫的鮮活生動等，給后代小說創(chuàng)作提供了不少可供借鑒的技巧。卷三“異獸”中的《猴玃》、卷十“雜說”中的《浮槎》和《千日酒》等，都是值得仔細品讀的作品。

《拾遺記》的作者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今甘肅渭源）人。生卒年不詳，《晉書·王嘉傳》載，他被后趙姚萇殺害，則其卒年應在姚萇在位的公元384—393年間，時為東晉孝武帝太元年間。他相貌丑陋，不修邊幅，不拘禮節(jié)，不愿與世人交游。先隱居東陽谷的山洞中，不食五谷，清虛服氣，弟子受業(yè)者達數(shù)百人。后拋棄眾弟子，潛藏于終南山。因恐弟子探查到行蹤，又轉至倒獸山隱居。他聰明睿智，性情詼諧，擅長用滑稽語講述未來應驗之事，故《隋書·經籍志》稱他為方士。著有《拾遺記》十卷、《牽三歌讖》一卷。《拾遺記》已亡佚，僅所存《拾遺記》為蕭綺所錄本。蕭綺，生平事跡不詳，或為南朝梁武帝時宗室貴族。他在整理《拾遺記》時，在故事之后附加議論，稱之為“錄”。

《拾遺記》又稱《王子年拾遺記》、《拾遺錄》。前九卷按時間順序，依次記載三皇五帝至東晉的歷史遺聞佚事：卷一記庖犧、神農、黃帝、少昊、高陽、高辛、堯、舜八代之事，二、三、四卷記夏至秦之事，五、六兩卷記漢之事，七、八兩卷記三國之事，卷九記晉及石趙之事，卷十依托方位的移換，依次記載昆侖、蓬萊、方丈、瀛洲、員嶠、岱輿、昆吾、洞庭等仙山的奇異景物和歷史傳說，故有“名山記”之稱。其中，記載帝王的故事通過神仙怪異的形式反映現(xiàn)實內容，借古諷今的意味頗濃，寄寓著對某種規(guī)范和權威的蔑視和不滿，反映了對民眾痛苦遭遇的同情，表現(xiàn)出鮮明的道德傾向和愛憎情感；涉及遠方珍異之物的一些故事極具想象力，彌漫著濃郁的浪漫氣息，甚至帶有科學幻想的性質（如“貫月槎”、“淪波舟”的宇宙飛行、深海潛水設想），折射了人們征服自然的美好愿望。《拾遺記》有意虛構情節(jié)，就點滴事實敷衍成篇，已經含有自覺創(chuàng)作小說的意味了。它的藝術價值還表現(xiàn)在：善于鋪陳，所述之事大都情節(jié)委曲；刻畫細膩，細節(jié)描摹委婉而精致；情感真切，善于把喜怒哀樂融入編述的故事；辭藻瑰麗，在某種程度上具有辭章化的傾向。這些寫作技巧對于后世的小說創(chuàng)作無疑具有啟迪作用，對唐人傳奇的“導夫先路”之功更是顯而易見的。較著名的篇目有《薛靈云》、《怨碑》、《余光祠》等。

《搜神后記》的作者陶潛（365—427），字元亮，原名淵明，晚年更名為潛。別號五柳先生。私謚“靖節(jié)”，世稱“陶靖節(jié)”或“靖節(jié)先生”。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人。出身于沒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曾祖陶侃曾任東晉大司馬，祖父陶茂做過武昌太守。他出生時，家境已經沒落。少時生活貧困，居家讀書，受儒家思想影響較深，有建功立業(yè)的雄心壯志。二十九歲時既為生計所迫，又為實現(xiàn)理想，始任江州祭酒，后任鎮(zhèn)軍參軍等職。四十一歲任彭澤縣令，一次州郡派督郵至，需束帶見之，他嘆道：“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xiāng)里小兒！”當即辭職，在官計八十一天。從此隱居躬耕，固守田園。晚年生活困窘，貧病交加。元嘉三年（426），江州刺史檀道濟親來造訪，饋以糧肉，他不受“嗟來之食”，揮他離去。今存詩一百二十六首，散文十二篇，有《陶淵明集》傳世。

《搜神后記》又名《續(xù)搜神記》、《搜神續(xù)記》，可視為《搜神記》的續(xù)書。一般人認為作者是偽托，但南朝梁慧皎《高僧傳·序》已題名該書為陶潛著，且《搜神后記》約成書于南朝劉宋之時，也與陶潛相合，故說陶潛作，亦有可能。該書一百一十六條（有的本子卷四多“宋士宗母”一條），內容上多言神仙之事，而少妖異變怪之談，以仙窟異境的傳說和人神、人鬼的戀愛故事最受關注。前者是在動蕩混亂的社會中政治斗爭異常殘酷、神仙和老莊思想盛行的背景下，人們向往入山林躲避戰(zhàn)亂、避世隱居、修道求仙的反映，以《桃花源》、《穴中人士》、《韶舞》為代表；后者既屬于志怪小說的母題，又是青年男女渴望婚姻自由、人民群眾期盼美好生活的表現(xiàn)，以《袁相根碩》（又名《剡縣赤城》）、《白水素女》、《徐玄方女》為代表。《搜神后記》保留了不少民間故事，敘事細膩，結構完整，文筆清理，對后世的小說、戲曲有很大的影響。

《續(xù)齊諧記》的作者吳均（469—520），字叔庠，吳興故鄣（今浙江安吉）人。家世寒賤，好學多才。早年曾漫游壽陽（今安徽壽縣）、湖南等地，梁武帝天監(jiān)初年，在家鄉(xiāng)遇到詩人柳惲，步入仕途。曾于建安王蕭偉出任揚州郡時被薦引兼記室，掌管文翰之事。后在朝廷任官。著述頗豐，注范曄《后漢書》九十卷、《廟記》十卷、《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塘先賢傳》五卷、《續(xù)文釋》五卷、《文集》二十卷，大多散佚。今存詩一百四十余首、文和賦十余篇（多為佚文）、小說《續(xù)齊諧記》一卷。

《續(xù)齊諧記》是南朝宋散騎侍郎東陽無疑所撰《齊諧記》的續(xù)書。《齊諧記》早已散佚，《續(xù)齊諧記》也并非完書，部分篇章已散佚，今僅存十七條。此書雖是續(xù)作，卻卓然可觀。記載最多的是關于風俗民情的傳說，共有六條，大多將風俗民情故事化，寫得饒有趣味。還有記錄征異報應、神鬼生活、人神相戀等故事，或勸誡后人，或展示奇異，或吟詠戀曲，都較有意義和價值。如《陽羨書生》、《趙文韶》、《王敬伯》、《楊寶》等篇章，不僅情節(jié)曲折，設想高妙，敘事生動，而且描摹細膩，文詞清麗，詩意濃厚，是這一時期志怪小說中的上乘之作。

總的看來，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的內容相當復雜，受作者堅信宗教迷信的寫作觀影響，其中有不少糟粕，帶有濃厚的消極因素。但由于作品產生于當時的社會土壤，故而，也有一些富有時代感和現(xiàn)實意義的作品，它們從不同側面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面貌、人民的真情實感與美好愿望。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反映社會現(xiàn)實的黑暗，鞭撻統(tǒng)治階層的兇殘暴虐、荒淫無恥。《東海孝婦》是早期的一個公案故事，寫周青在丈夫死后孝敬婆婆，卻被誣蔑為殺人兇手，控訴了冤獄殺人的罪惡。作品開篇即云“孝婦”，為女主人公周青的品德定下了基調。正面寫她的孝，僅“養(yǎng)姑甚謹”四個字；婆婆說自己“已老”，憐惜媳婦“年少”，為免其“勤苦”，“遂自縊死”，說明婆媳二人相依為命，反襯周青之孝。但作品的重點不在彰顯孝道，而是申訴冤情。因為小姑誣告周青謀殺了婆婆，周青在昏官的嚴刑“拷掠”下，屈服認罪，遂成“冤案”。獄吏仗義執(zhí)言，據(jù)理力爭，不被昏官理會，只好“抱其獄詞，哭于府而去”；后任太守“身祭孝婦冢”，為其伸冤昭雪。小說的動人處是兩次明示了周青的冤情：一是“郡中枯旱，三年不雨”的報應為后任太守識破，周青被表彰為孝婦；二是周青受死時，“青若枉死，血當逆流”的誓言成為確鑿的事實。前者諭示孝婦對昏暗吏治的懲罰和反抗，后者控訴官吏的暴虐和昏聵。這些情節(jié)比《列異傳》里的《蘇娥》更有沖擊力，后來被元代劇作家關漢卿吸取和發(fā)展，成就了不朽名著《竇娥冤》。

在那個黑暗的社會里，最高統(tǒng)治者殘暴荒淫，貪官污吏為非作歹，志怪小說的作家們紛紛以奇幻的故事，痛快淋漓地加以鞭撻。如《拾遺記》中的《怨碑》寫秦始皇修冢時活埋工匠，工匠在冢內不死而致怨碑誕生；《齊諧記》中的《薛道詢》寫薛道詢化虎吃人又還原為人以后，居然升了官；《述異記》中的《封使君》寫宣城太守封邵殘暴如虎，竟突然變成一只老虎吞食本郡百姓。這些不可思議的異事，無不將殘害百姓的權貴與吃人的兇殘野獸等而視之，表現(xiàn)了對反動官吏本質的深刻認識。

其次，再現(xiàn)人民的苦難生活，肯定他們的抗爭精神、美好品德和生活理想。顏之推《冤魂志》中的《弘氏》就是一篇直接表現(xiàn)官逼民反、贊揚正義復仇的作品。故事的前半部分采用現(xiàn)實主義手法，敘述弘氏因梁武帝佞佛而冤死的經過：梁武帝為其父造寺院，缺少良材；弘氏“營得一筏，可長千步，材木壯麗，世所稀有”；南津校尉孟少卿為撈取政治資本，污蔑弘氏“涉道劫掠”，將弘氏處死；弘氏的上好木料被沒收充公，獻給皇帝。后半部分講述弘氏復仇，大筆加入超現(xiàn)實的成分：弘氏臨刑前立下復仇誓言，他的冤魂首先向孟少卿索命，不顧其“初猶避捍”，“后乃款服”，窮追不舍，直至這位佞臣“但言乞恩，嘔血而死”；接著找到此案案卷上署名的官吏，在不足一年的時間內讓他們“以次殂歿”，無一漏網；最后，讓一把天火把梁武帝建好的寺院燒得“略無纖芥”，“所埋柱木，亦入地為灰”。皇帝修建做功德的廟宇，竟沾滿了民眾的血淚。以弘氏為代表的被迫害者即使在死后也不忘奮起反抗，斗爭的意志是那么堅強，復仇的行動又是那么果決。《搜神記》中的《干將莫邪》、《韓憑夫婦》、《東海孝婦》等都與此篇有異曲同工之妙。

志怪小說以編造神鬼故事、渲染神鬼威力著稱，但也展現(xiàn)了人們對敢于向神鬼宣戰(zhàn)、制服神鬼的探索精神。如《列異傳》就講述了一個十分有趣的捉鬼的故事：南陽少年宗定伯夜行遇鬼，急中生智，引為同類，在同往“宛市”的路上與鬼巧妙周旋：

鬼便先擔定伯數(shù)里。鬼言：“卿太重，將非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復擔鬼，鬼略無重。如是再三。定伯復言：“我新鬼，不知鬼悉何所畏忌？”鬼曰：“惟不喜人唾。”于是共道遇水，定伯令鬼先渡，聽之了無聲。定伯自渡，漕漼作聲。鬼復言：“何以作聲？”定伯曰：“新死不習渡水故耳，勿怪吾也。”

宗定伯不僅以“新鬼”為托詞打消了鬼的疑慮，而且探得鬼的秘密，最終利用鬼的弱點，賣鬼得錢，人的勇敢與智慧、人們渴望戰(zhàn)勝鬼的意愿得到了充分的表現(xiàn)。這在人們普遍相信神鬼，尤其是作者也不懷疑神鬼真實存在的當時，是尤為可貴的。類似的故事在《搜神記》里的李寄斬蛇、宋大賢捉殺狐鬼、安陽書生除殺鬼魅中也可以欣賞得到。

為表達苦難時代人們的生活意愿，志怪小說還有另一種面貌的作品，就是幻想出一個異常自然和諧的理想社會。《搜神后記》中的《桃花源》就是這類作品的代表，它與陶潛的《桃花源記》所講述的內容大致相同，通過描述一個捕魚人誤入桃花源，受到“設酒殺雞作食”的熱情款待的過程，創(chuàng)造了一個烏托邦式的世外桃源：這里桃花夾岸，芳華艷麗，土地空曠，阡陌縱橫，良舍儼然，雞犬相聞；沒有戰(zhàn)亂的創(chuàng)傷，沒有天災的危害，沒有官貴民賤的歧視，沒有勞役賦稅的侵擾；人們“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相命肆農耕”，“菽稷隨時藝”，男女躬耕自食，老幼怡然自樂，風俗習慣古樸自然，人際關系和諧融洽。這種理想的境界表達了人們對混世戰(zhàn)亂、剝削壓迫的深惡痛絕，寄托著勞動人民對恬靜、安定、自由生活的渴望與憧憬。《搜神后記》中的《韶舞》、《袁相根碩》、《穴中仙館》和《幽明錄》中的《劉晨阮肇》、《黃原》等，都表現(xiàn)了這種美好的愿望。

再次，描寫人間或人鬼、人神婚戀的奇幻故事，贊頌自由、堅貞的愛情與婚姻。這類小說虛構出魂體分離、起死回生、神鬼相通等超現(xiàn)實的故事情節(jié)，展現(xiàn)愛情所具有的摧枯拉朽的神奇力量。如《搜神記》中的《吳王小女》描寫吳王夫差之女紫玉與書生韓重相“悅”，“私交信問，許為之妻”。韓重托父母去求婚，吳王囿于門第觀念，不滿女兒私訂終身而斷然拒絕，致使紫玉悲苦郁結而死，做了門閥制度的犧牲品。韓重從外地游學歸來，得知紫玉去世，“往吊于墓前”，悲惋凄涼的傷痛終于使紫玉的魂靈出現(xiàn)：

玉魂從墓出，見重，流涕謂曰：“昔爾行之后，令二親從王相求，度必克從大愿。不圖別后，遭命奈何！”玉乃左顧宛頸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既高飛，羅將奈何！意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生疾，沒命黃壚。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為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眾鳥，不為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當暫忘。”歌畢，歔欷流涕，要重還冢。重曰：“死生異路，懼有尤愆，不敢承命。”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今一別，永無后期。子將畏我為鬼而禍子乎？欲誠所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冢。

紫玉動情而歌，歌聲傳達出無奈、畏懼、依戀、興奮、哀傷等復雜的心緒，情真意切，哀婉動人。她執(zhí)意邀愛人入墓相會，兩人于墓中結成夫妻，凸現(xiàn)了生死不渝的愛情。為了頌揚追求自由婚姻的精神，作者以志怪的形式，即用鬼魂現(xiàn)形來實現(xiàn)青年男女的美好理想，這種形式被賦予了積極的思想意義。與韓重對“死生異路”的恐懼和僅在墓中陪伴紫玉三天三夜相比，紫玉對愛情表現(xiàn)得更為勇敢、執(zhí)著，更具有感人的力量。

《搜神記》中的《父喻復活》與《吳王小女》類似，講述王道平與父喻私訂終身、“誓為夫妻”后不久，被征調到南方打仗，“九年不歸”。父喻迫于父命，嫁給劉祥，在對王道平的刻骨思念中“悒悒而死”。三年后王道平回家，“悲號哽咽，三呼女名，繞墓悲苦，不能自止”。他哀泣禱告：“汝有靈圣，使我見汝生平之面。”父喻之魂果然從墓中出來，傾訴“父母強逼，乃出聘劉祥，……日夕憶君，結恨致死，乖隔幽途”的原委，并讓王道平開冢破棺，得以復活。最后經國王裁斷，兩人結為夫妻，“壽一百三十歲”。這篇小說反映了當時兵役制度、婚姻制度對美好愛情的扼殺，同樣突出了沖破生死界限的愛情力量。《搜神記》中的《河間郡男女》、《幽明錄》中的《龐阿》也有相似的故事情節(jié)。

上述小說描寫美好愛情的破滅與重生，也涉及亦真亦幻的人鬼戀情節(jié)，但都側重于表現(xiàn)人世間的青年男女生前不能實現(xiàn)愛情理想，只能通過死后的鬼魂現(xiàn)形或復生來完成，從而揭露造成愛情悲劇的現(xiàn)實原因，控訴現(xiàn)實負面勢力的強大和兇惡。魏晉南北朝的志怪小說還講述了許多超越現(xiàn)實的人鬼、人神和人怪（精怪）之戀的故事，充滿了迷幻色彩。如《搜神記》中的《天上玉女》寫孤苦的仙女和凡人結合、《董永》寫織女下凡助董永還債、《杜蘭香》寫仙女主動向張碩示愛、《盧充》寫未婚而死的女鬼嫁夫生子，《列異記》的《談生》寫娶死魂靈為妻，《搜神后記》中的《白水素女》寫勤勞樸實的董永得到仙女的愛情、《袁相根碩》寫凡人與女兒國仙女超人倫的情愛，《志怪》中的《金鈐》寫凡人與母豬精相好，《孔氏志怪》中的《謝宗》寫謝宗與烏龜精結婚生子，《異苑》中的《章沉》寫陰間戀情成就了人世姻緣，《幽明錄》中的《賣胡粉女》寫男子因情欲而亡又死而復生等。這些小說有的折射出現(xiàn)實社會中青年男女的愛情要求，有的則略去相關背景，很少在故事中滲入社會內容。

實際上，一些優(yōu)秀的志怪小說所表現(xiàn)的題旨并非以單一的面貌呈現(xiàn)于世人，而是有著較為豐富的內涵。如《搜神記》中的《韓憑夫婦》，全篇不足四百字，卻涵蓋了上述三方面的題旨，是一篇難得的佳作。故事講述宋康王垂涎其“舍人”韓憑之妻何氏的美貌，橫刀奪愛，將何氏據(jù)為己有，強行拆散了這對恩愛夫妻，并將韓憑囚禁起來，罰他修城。何氏偷偷致書韓憑，相約以死抗爭，并公開向康王宣稱：“王利其生，妾利其死。”韓憑在獄中自殺殉情，何氏也趁與康王登臺賞景之機跳臺自盡。她在遺書中請求康王將他們夫妻合葬，但康王故意將二人分葬兩處，使兩冢遙遙相望，并以挑釁的口氣說：“爾夫婦相愛不已，若能使冢合，則吾弗阻也。”然而，出乎康王的意料，奇跡很快發(fā)生了：

宿昔之間，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體相就，根交于下，枝錯于上。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樹上，晨夕不去，交頸悲鳴，音聲感人。

韓憑夫婦形亡魂在，肉體雖然消失了，愛情卻獲得永生。他們的事跡被人們經久懷念、永遠傳唱：“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相思之名，起于此也。南人謂此禽即韓憑夫婦之精魂。今雎陽有韓憑城，其歌謠至今猶存。”相思樹和鴛鴦鳥象征著韓憑夫婦生死永不分離，精神永遠不滅。這篇作品控訴了貴族階層的荒淫無恥、專橫霸道、兇狠殘忍，歌頌了貧賤夫妻堅貞不渝的美好愛情，贊美了平民百姓不貪慕富貴、不屈從強權的剛強意志和高尚品格，表達了人們對韓憑夫婦悲慘遭遇的深切同情和對浪漫愛情的無限向往。

由于魏晉南北朝是小說發(fā)展的形成期，所以這一時期的志怪小說一般還是粗陳梗概，篇幅較為短小；一些故事雖然以離奇取勝，情節(jié)卻比較簡單；作者不專意于刻畫人物形象，故而敘述往往多于描寫。這些都說明它們和后來的小說相比還有較大的距離。但是，從中國小說史的角度看，這一時期的志怪小說與同期的志人小說相比，具有更多的小說因素，小說的意味已較為濃厚。一些優(yōu)秀作品在藝術上也取得了相當?shù)某删停让妊亢碗r形期的作品有了較大程度的提高，主要表現(xiàn)在：

第一，加強了故事結構的完整性，情節(jié)較為奇幻曲折，敘事技巧臻于成熟。《列異傳》中有一則《談生》云：

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常感激讀《詩經》。夜半有女子，年可十五六，姿顏服飾，天下無雙，來就生為夫婦，言：“我與常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后方可照。”為夫妻，生一兒，已二歲，不能忍，夜伺其寢后，盜照視之，其腰已上生肉如人，腰下但有枯骨。婦覺，遂言曰：“君負我，我垂生矣，何不能忍一歲而竟相照？”生辭謝涕泣，不可復止，云：“與君雖大義永離，然顧念我兒，若貧不能自偕活者，暫隨我去，方遺君物。”生隨之去，入華堂，室宇器物不凡。以一珠袍與之，曰：“可以自給。”裂取生衣裾留之而去。后生持袍詣市，睢陽王家買之，得錢千萬。王識之，曰：“是我女袍，此必發(fā)墓。”乃收拷之。生具以實對。王猶不信，乃視女冢，冢完如故。發(fā)視之，果棺蓋下得衣裾。呼其兒，正類王女。王乃信之，即召談生，復賜遺衣，以為主婿，表其兒以為侍中。

這篇最早的冥婚故事分四個層次展開情節(jié)，層層設置懸念：一女子上門來做談生的妻子，明說自己與常人不同，三年后才可以用火照視。此女子究竟何人？為何不能見火？這是第一層。談生與妻生子兩年后，好奇心驅使他半夜用火照妻子，發(fā)現(xiàn)她是尚未完全恢復肉身的鬼魂。第一層的懸念解開了，但女鬼何去何從？女鬼之子命運又如何？這是第二層。女鬼與丈夫訣別，贈珠袍以供養(yǎng)兒子，并裂取了談生的衣裾。第二層的懸念解開了，而贈珠袍、取衣裾有何特殊的用意？這是第三層。談生賣珠袍惹下官司，在睢陽王亡女的棺材蓋下壓著的衣裾和酷似亡女的兒子證明了他的清白，睢陽王召他為婿，賜他們的兒子為侍中。第四層真相大白，既解開了第三層的懸念，又回應故事開頭，點明了女子的身份。整篇小說情節(jié)一波三折，引人入勝；故事有頭有尾，交代合理；懸念設置老到，照應周全。

可見，這一時期有些志怪小說的作者開始有了刻意追求波瀾曲折、避免平鋪直敘的意識，在情節(jié)結構上擺脫了粗陳梗概的寫法。《續(xù)齊諧記》中的《陽羨書生》是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中最為奇幻的一篇，故事源于古印度佛經《舊雜譬喻經》中的梵志吐壺，寫一個書生自由出入鵝籠，吐出一桌美味佳肴和一個“容貌殊絕”的女子，女子又吐出一個“穎悟可愛”的男人和“一錦行障”，男人再吐出一個“年可二十許”的女人，他們輪番飲酒耍笑，最后逐一吞回所吐之人，真是虛幻離奇，變幻多端。這種幻中出幻的情節(jié)模式，對后世小說、戲曲中的“夢中夢”、“客中客”的奇妙構思具有啟迪作用。《幽明錄》中的《龐阿》是首次采用離魂情節(jié)來表現(xiàn)愛情的故事，寫石氏女子對龐阿一見鐘情，靈魂竟然幾次離開軀體與龐阿相會，最終嫁給龐阿。故事的敘述曲折多姿，離魂情節(jié)尤為離奇。《博物志》中的《八月浮槎》忽發(fā)奇想地描寫“天河與海通”，人只要有“奇志”，就可以“乘槎”抵達天界，充滿探索宇宙奧秘的神奇想象力。不僅如此，作者還將牛郎織女的令人艷羨的平靜生活穿插其間，構思極為靈活，成為后代詩人筆下常用的典故。如宋之問《明河篇》云：“明河可望不可親，愿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

第二，開始從細節(jié)上對人物的言行和心理進行描寫，對場面、氣氛進行渲染。一些志怪小說的作者已不僅僅滿足于情節(jié)的離奇曲折，還常常從人物本身及其外部環(huán)境等方面入手，進行細致深入的描摹。他們之所以關注這些細節(jié)，是為了更好地襯托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表達思想感情，給人鮮明深刻的審美感受。以《幽明錄》中的《劉晨阮肇》為例。小說寫劉晨和阮肇到天臺山采藥迷路，遇見兩個仙女，被仙女款待留宿。二人求歸心切，半年后執(zhí)意返回家中，卻已是七世之后了。作者用五百多字講述這個并不復雜的故事，以較多的篇幅描摹人物的聲音笑貌，渲染故事的環(huán)境氣氛：

有二女子，姿質妙絕。見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劉、阮二郎捉向所流杯來。”晨、肇既不識之，緣二女便呼其姓，如似有舊，乃相見忻喜。而悉問來何晚，因邀還家。

其家銅瓦屋，南壁及東壁下各有一大床，皆施絳羅帳，帳角懸鈴，金銀交錯。床頭各有十侍婢。敕云：“劉、阮二郎，經陂山岨，向雖得瓊實，猶尚虛弊，可速作食。”食胡麻飯、山羊脯、牛肉，甚甘美。食畢行酒，有一群女來，各持三五桃子，笑而言：“賀汝婿來。”酒酣作樂。劉、阮忻怖交并。至暮，令各就一帳宿，女往就之，言聲清婉，令人忘憂。

十日后，欲求還去。女云：“君已來是，宿福所牽，何復欲還耶？”遂停半年。氣候草木是春時，百鳥啼鳴，更懷悲思，求歸甚苦。女曰：“罪牽君，當可如何！”遂呼前來女子，有三四十人，集會奏樂，共送劉、阮，指示還路。

通過語言和行動描寫，惟妙惟肖地展現(xiàn)了女仙的未卜先知、溫情款款和善解人意，以及劉晨、阮肇欣喜、驚恐、悲傷、決絕的復雜心態(tài)。對女仙家居環(huán)境、豐盛宴席、群女道賀排場、集會奏樂送行的鋪敘，渲染出一派富貴氣象，而“氣候草木”、“百鳥啼鳴”，則是通過自然的景象來感發(fā)人的歸心。凡此種種，說明作者并不滿足于對故事的單純敘述，而是在其中增添了不少凡人與神仙溝通的情趣和困惑，從中揭示人類在理想超越和現(xiàn)實束縛之間的矛盾糾葛和永恒痛苦。

《拾遺記》中的《薛靈云》有一段“容貌絕世”的農家女薛靈蕓聞知被魏文帝強選入宮時的描寫：“靈蕓聞別父母，歔欷累日，淚下沾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承淚，壺則紅色。既發(fā)常山，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承淚的玉唾壺變?yōu)榧t色、壺中的眼淚凝結得像鮮血一般，這極度夸張、動人心魄的細節(jié)描寫，蘊含著極其巨大而深刻的哀傷與苦痛，形象地揭示出這個少女任人宰割的凄慘處境和依戀故鄉(xiāng)親朋的無限悲痛。在這里，細膩動情的細節(jié)為世俗化的故事平添了幾分神異的色彩，獲得了感人至深的藝術效果。還有前述《韓憑夫婦》一篇中的兩個細節(jié)描寫：一是何氏給韓憑那封“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的密信，二是何氏想跳臺殉情前“陰腐其衣”，均生動表現(xiàn)了她冷靜沉著、聰慧機敏、勇敢無畏的性格特點，以及與丈夫生死相依的堅定決心。

第三，開始關注人物性格的發(fā)展變化，塑造了比較生動鮮明的人物形象。一般說來，魏晉南北朝的志怪小說大多是粗陳梗概，由于篇幅短小，人物的內心活動往往得不到清晰的展示，更不要說反映人物性格發(fā)展變化的軌跡了。但一些優(yōu)秀的作品卻在這方面有較為突出的表現(xiàn)。如《幽明錄》中的《賣胡粉兒》，講述一個富家青年愛上一位賣脂粉的姑娘，天天借買脂粉與她見面，終于贏得姑娘芳心。但歡會之際，富家子突然死亡，后在姑娘的痛哭聲中又突然復活，二人終成夫妻。在不足四百字的篇幅里，作者多次寫到姑娘的心理活動：面對富家子的追求，她“深疑之”，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實；聽到富家子說天天來買脂粉是為了多看幾眼心上人，她“悵然有感”，被對方的誠意打動了；富家子意外暴死，她“惶懼，不知所以”，驚恐萬狀而不知所措；在富家子的尸體前，她哭訴“若魂而靈，復何恨哉”，期盼死魂有靈，陰間相見。這些描寫，把賣脂粉的姑娘復雜的感情及其性格變化過程表現(xiàn)得細致入微。她在與富家子的交往中，始而猶疑，繼而信賴，突然的變故使她由起初的無比慌亂，變?yōu)樽詈蟮挠赂颐鎸Γ愿竦陌l(fā)展非常合乎邏輯，變化有跡可尋。此外，富家子的形象也很生動。他雖然“寵恣過常”，卻并不驕橫。他對賣胡粉的姑娘一見鐘情，不敢輕易表白，就天天借買脂粉看姑娘，買下了“百余裹”脂粉，可見其癡迷而執(zhí)著。而且，他每次買到脂粉就離開，沒有輕薄張狂的言行，直到姑娘忍不住主動發(fā)問，他才敢于真誠地表達愛意。因為幸福來得太突然，他“歡踴遂死”；由于愛情過于深厚，他又“豁然更生”。這個性格內向、感情豐富的志誠君子被刻畫得栩栩如生，后世許多以愛情為題材的小說和戲曲里的男主人公，通常具有他這種癡情、真誠的特點。

魏晉南北朝的志怪小說塑造了不少令人難忘的人物形象，李寄就是其中之一。這個憑借自己的智慧和膽略戰(zhàn)勝巨大蛇怪的少年女英雄，是《搜神記》中《李寄》的主人公。李寄是在蛇怪危害一方、官吏束手無策、九女喪命蛇口時挺身而出的，她主動“應募”的本意是“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但從后面的情節(jié)看，她的“應募”不是要步九女之后塵，成為蛇怪的祭品，而是有確定目標、完善計劃的為民除害的俠義之舉。作者鋪寫了李寄斬蛇的過程：

寄乃告請好劍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詣廟中坐。懷劍，將犬。先將數(shù)石米糍，用蜜灌之，以置穴口。蛇便出，頭大如囷，目如二尺鏡。聞糍香氣，先啖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嚙咋，寄從后斫得數(shù)創(chuàng)。瘡痛急，蛇因踴出，至庭而死。寄入視穴，得其九女髑髏，悉舉出。咤言曰：“汝曹怯弱，為蛇所食，甚可哀愍！”于是寄女緩步而歸。

事前準備斬蛇劍、咬蛇犬和引誘蛇的“米糍”，說明她膽大心細，準備縝密，設想周到；與蛇交鋒時先用“米糍”引蛇出洞，再放大狗撕咬，然后用劍奮力砍殺，突出她的沉著機智、無所畏懼、成竹在胸；事后展示髑髏、哀憐九女、“緩步而歸”，顯示她富于同情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以及輕松從容的精神狀態(tài)。作者采用對比手法和細節(jié)描寫，刻畫了一個令人難以忘懷的人物形象。

其他如藏身螺中的勤勞質樸、心地善良的白水素女（《白水素女》），以孝順勤勞贏得了織女愛情的董永（《董永》），關心民眾疾痛、仗義疏財?shù)膲毓ā秹毓罚约扒笆黾炎髦械闹芮唷⒑胧稀⒆诙ú⒆嫌瘛⒏赣鳌⒑问系龋际潜容^生動鮮明的人物形象。

魏晉南北朝的志怪小說在中國小說史上有著不容忽視的重要意義，影響尤為深遠。唐代傳奇“源蓋出于志怪”，即在志怪的基礎上，接受史傳文學的影響，發(fā)展成相當成熟的文言短篇小說。而且，志怪雖然進化為傳奇，但自身并未消逝，而是自成體系，以更加完善的形態(tài)繼續(xù)發(fā)展下去，在宋、元、明、清都出現(xiàn)了優(yōu)秀的志怪小說。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中記述的狐鬼故事還演化為中國小說史上說狐道鬼這一流派，如宋代洪邁的《夷堅志》、明代瞿佑的《剪燈新話》、清代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和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等大都敷演狐鬼精怪的故事。后世小說和戲曲從魏晉南北朝的志怪小說中借鑒素材，更是數(shù)不勝數(shù)。如宋人平話《生死交范張雞黍》、《西湖三塔記》出自《搜神記》相同題材的故事；關漢卿的《竇娥冤》，鄭光祖的《倩女離魂》，湯顯祖的《牡丹亭》、《邯鄲記》是《東海孝婦》、《龐阿》、《焦湖廟祝》的進一步發(fā)展；沈既濟的《枕中記》源于劉義慶《幽明錄》中的《焦湖廟祝》；李公佐的《南柯太守傳》來自《搜神記》中“盧汾夢入蟻穴”的故事；長篇小說《封神演義》、《三國演義》和馮夢龍的“三言”都吸取了《搜神記》中的材料；黃梅戲《天仙配》改編自《搜神記》中的《董永》；魯迅的新編歷史小說《鑄劍》亦以《干將莫邪》為藍本。此外，魏晉南北朝的志怪小說比志人小說具備更多的小說要素，它的藝術想象和表現(xiàn)手法也為后世文學積累了豐富的藝術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