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金元文學與藝術·金代的“說話”藝術與話本小說的發展·金代“說話”家數和話本斷代的判斷

北宋時期的“說話”已分講史、小說、諸宮調、說諢話等門(家數)，于“講史”下又細分“講三分”、“五代史”，于此可見北宋時期“講史”尤發達。前引劉敏在完顏充府內所講五代故事，即是北宋崇寧以來的傳統內容和科目，金代“說話”亦有“講史”一門。由于無論北宋抑或金之講史皆無話本(抄本、刻本)留存傳世，故無法做內容上的進一步比較。金代講史中有無類似“說三分”講演三國故事的內容? 由于史料闕如亦難以確指。

從前引《金史》所載有關賈耐兒、張仲軻“歧路小說人”、“說傳奇小說”等條可知，“小說”亦屬金代“說話”家數之一。“傳奇小說”云云知金代小說話本中有“傳奇”一類，然其具體名目，因年代久遠，已不易確考。南宋羅燁《醉翁談錄》書首《舌耕敘引》《小說開辟》文中曾羅列南宋小說名目上百篇，又具體分為“靈怪”、“煙粉”、“傳奇”、“公案”、“樸刀”、“桿棒”、“神仙”、“妖術” 八類，是金代小說話本與南宋小說話本同有“傳奇”一類。金與南宋地分北南，疆域所限，金代話本與南宋話本在平行衍化、發展中有無滲透、影響關系呢?這種滲透、影響應當說是存在的，只是于史料無征難以確證。關于宋元話本的存佚，胡士瑩、譚正璧等先生曾據現存各話本的版本、內容特征等做過詳細考索，胡士瑩先生更總括成甄別、推勘話本斷代的八條具體方法^①，今遵循其線索和體例，對現存小說話本有無脫胎金話本者試作一判斷。

《柳耆卿詩酒玩江樓記》，錢曾《述古堂書目》著錄于“宋人詞話”，綠天館主人亦視為宋人話本，且謂：“卒多浮沉內庭，其傳布民間者，什不一二耳。然如《玩江樓》《雙魚墜記》等類，又皆鄙俚淺薄，齒牙弗馨焉。”^②“鄙俚淺薄”一語，在一定程度上道中了這篇小說話本的特點，此篇亦有可能本屬金話本而后經元、明人寫定者。理由如次：一、柳永事跡及其詞作較早傳入北方，為金人所熟悉。海陵朝時柳詞即為金宮女所傳唱：“時國主(指完顏亮)與梁大使及妃嬪數人在宮游觀，聞人唱曲子，其詞乃柳耆卿作《望海潮》也。只詠錢塘之景，主喜，隨聲而入。其唱者李貴兒出迎，主問曰：‘適唱何詞? ’貴兒曰：‘《望海潮》。’”^①宋人筆記《鶴林玉露》謂：“此詞流播，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柳詞亦為民間之全真道士所稱賞，王重陽有《解佩令·愛看柳詞遂成》等。柳永事跡、作品在金境的流傳是本篇話本產生于金代的必要條件。二、宋、金時期是中國戲曲由泛戲劇狀態到成熟戲劇的重要發展階段，不但藝術元素上戲曲受說話伎藝的滋養，而且在戲劇本事和說話的題材、母題方面也存著相互襲用的共生關系。據考，宋人話本和官本雜劇、金院本、宋元南戲彼此襲用題材者，約有三十多種。而據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五“院本名目”，金代適有院本《變柳七爨》，此亦為必要條件。三、兩宋諸家筆記中涉及柳永與歌妓交往者，多其未第時因才情而為眾妓所賞愛，本篇話本內容則主要分兩部分：前部寫柳挾陳師師等三妓，后部所謂“玩江樓”者乃重點所在，寫其于“江浙路管下余杭縣宰” 任上以先使舟人強奸隨后挾短的手段，制服、占有了原本不肯屬意于他的歌妓周月仙，而結果竟是“自此，日夕常侍耆卿之側，與之歡悅無怠”，在柳永三年任期間“兩情篤愛”，任滿依惜作別，完全是一種正面贊揚的敘述口吻。此等內容不但不見載于宋人筆記，其所反映的觀念也比較獨特：此等所謂“詩酒風流”中明顯含有殘酷、猥劣即綠天館主人所謂“鄙俚淺薄”的成分，當非純粹市民意識的折射，亦或當與金代女真族的某些風俗、意識有所關聯。四、話本中的敘述時間是北宋神宗朝，而據唐圭璋先生考定，柳永當卒于北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②，如本篇出宋人之手，不當有此舛誤。五、余杭縣宋代屬“兩浙路”而非“浙江路”，元至元間曾置“浙江行省”而不稱“路”，據此本篇或當出自金代北方藝人之手。據以上五點，可初步判斷本篇話本初創于金代。這篇話本中也存有一些后代加工、改寫的痕跡，如篇中所引《浪里來》詞與元人戴善甫《玩江樓》雜劇《浪里來煞》曲辭文字略同^①，這里存在著話本曾被加工或雜劇承襲話本的可能。

《楊思溫燕山逢故人》見于馮夢龍《古今小說》第二十四卷，錢曾《寶文堂書目》著錄有《燕山逢故人鄭意娘傳》，元人沈和有同題材雜劇《鄭玉娥燕山逢故人》，已佚。胡士瑩先生判定本篇“它當是陷落在金人統治下的北方說話人口頭創作”。胡先生的理由主要有： 一、“篇中敘寫北宋宣和間汴京元宵風物，十分熟悉”^②。二、本篇中提到“每年燕山市井，如東京制造，到己酉歲，方成次第。當年那燕山裝那鰲山，也賞元宵”。“己酉歲”為金太宗天會七年、南宋建炎三年(1129)，講說者“對燕山的市井建設時的經過情形，說得那么確切”^③，從而證明其系北宋靖康間被擄去者。胡先生復因話本中提到“按《夷堅志》載，那時法禁未立，奉使官聽從與外人往來”句，遂認為“這個話本的寫定，比故事的講說要遲得多”^④，以本篇創作年代屬金初。這里并補充二條“內證”：一、篇中云“至紹興十一年，車駕幸錢塘，官民百姓皆從”與史實不符，宋高宗定都杭州在紹興八年，此可說明本篇不當出自南宋藝人之手;二、從篇中所敘來看，講唱人顯然對北方燕京風物稔熟而對篇中提到的南方金陵十分陌生，如寫韓思厚背鄭氏骨匣離開燕京，走的是“豐宜門”，即金中都城之南門;但卻說韓思厚為在金陵歸葬鄭氏骨匣“卜地于燕山之側”。按《大金國志》卷三三《地理》“燕京制度”條載：“都城(指中都)四周凡七十五里，城門十二……正南曰豐宜、景風、端禮。”金于天德五年(1153)正式遷都于燕京，稱中都，故此篇最早不得成于天德五年之前。

關于本篇的最后寫定年代，胡先生認為“大概是南宋后期”，我們認為洪邁《夷堅丁志》卷九所載《太原意娘》雖與本故事為同一題材，但卻未必為本篇直接所本者。更有可能是“意娘故事”早就在金境民間流傳，而曾出使金國的洪邁采之入筆記，即故事同源，而一入金人話本，一入宋人筆記，從而本篇的最后寫定年代亦當在明代。換言之，本篇是脫胎于金代講唱藝人的創造而復經后人加工、明代寫定者。

金代諸宮調有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和無名氏《劉知遠諸宮調》傳世，一為完整文本，一為殘本，這是人所共知的。其產生年代，《劉知遠》早于《西廂記》。董解元生平無考，元人鐘嗣成《錄鬼簿》列其于“前輩已死名公有樂府行于世者”之下，并注云：“金章宗(按，1190—1208)時人。”20世紀30年代鄭振鐸和日本學者青木正兒分別推定《劉知遠諸宮調》產生于《董西廂》之前^①，此已為學界所普遍接受。

諸宮調就其體制、屬性而論固屬“說話”范疇無疑。董解元《西廂記》首即唱云“……話兒不是樸刀桿棒，長槍大馬”，“唱一本倚翠偷期話”。又說“若不與后，而今沒這本話說”，“此本話說唐時這個書生，姓張名珙”。《劉知遠諸宮調》結尾也說“曾想此本新編傳”。而從題材上說，《劉知遠諸宮調》就屬于“樸刀桿棒、長槍大馬”類了。

注釋

① 詳見《話本小說概論》第196頁,中華書局1980年版。② 綠天館主人《古今小說敘》,《古今小說》第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① 崔文印《大金國志校證》卷二五《海陵煬王下》第207頁,中華書局1986年版。② 見唐圭璋《柳永事跡新證》,《詞學論叢》第598—61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① 詳見趙景深《元人雜劇鉤沉》第76頁,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②③④ 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第223頁,中華書局1980年版。① 參見鄭振鐸《宋金元諸宮調考》,《鄭振鐸文集》第六卷第82—8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青木正兒《劉知遠諸宮調考》,《支那學》第6期第195—230頁,日本京都1932年出版(賀昌群譯文載《大陸雜志》一卷三期);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王古魯譯,中華書局195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