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先秦兩漢文學研究的主要成就

20世紀先秦兩漢文學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幾乎在有關先秦兩漢文學的每一個研究對象方面都有所涉及，都有超越前人的獨立之見。綜合起來，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獨立的先秦兩漢文學學科的建立

在20世紀的先秦兩漢文學研究中，最重要的成就自然是具有現代意義的“先秦兩漢文學研究”這一學科的建立。我們知道，在中國古代，由于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文學”觀念，也沒有獨立的“先秦兩漢文學”，對先秦兩漢文學的研究，只能混雜于先秦兩漢經典的闡釋之中。20世紀初，隨著西方文化的引進和現代學術體系的建立，“文學”才正式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先秦兩漢文學”的研究也相應的與先秦兩漢史學、先秦兩漢哲學研究等區分開來而得到極大發展。區分的過程也就是對先秦兩漢文學重新認定的過程。按現代的觀點看，在先秦兩漢的所有典籍中，只有《詩經》、楚辭、漢賦、漢詩等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文學，而對這些文學作品的研究自然也成為20世紀先秦兩漢文學的主要內容和成就最為突出的方面。依照新的文學觀，學者們打開了蒙在《詩經》之上“經”的面紗，開始從文學的角度對它進行新的觀照。

1920年，顧頡剛、錢玄同等人關于《詩經》一書性質的討論是最初的發端，到1925年顧頡剛發表著名論文《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詩經》作為中國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的身份正式被學人們確定^①。近一個世紀以來，關于《詩經》的文學研究是先秦兩漢文學研究中最活躍的領域。而楚辭、漢賦、漢詩的研究，也得到了全面的開展。在這種鮮明的新文學觀念的指導下，20世紀的文學研究者對于以《尚書》《春秋》《左傳》為代表的歷史著作，以《老子》《莊子》《論語》《孟子》等為代表的哲學著作的研究，與史學和哲學工作者的研究日益有了明確的分工。他們不再研究這些文獻的全部內容，而只是從文學的角度切入來研究其中的相關方面，并分別賦予這些先秦兩漢經典以“諸子散文”、“哲理散文”、“歷史散文”、“傳記文學”等不同名號。從這一點來講，20世紀的先秦兩漢文學的研究范圍，比起傳統的先秦兩漢文學研究的范圍縮小了。但是從另一個方面看，由于20世紀的學人們對于文學本質的認識要比過去明確得多，對于先秦兩漢文學的研究也比以往深入得多。

還以《詩經》為例。在20世紀以前的《詩經》研究，一直受儒家詩教觀的影響而沒有大的突破。雖然古人也特別看重 “風雅”、“比興”等從《詩經》中總結出來的文學形式與內容問題，雖然也有朱熹等人早就把《國風》中的大部分看做是“里巷歌謠之詞”，但是，對于《詩經》中豐富的文學內容以及多方面的文學成就，古人并沒有多少研究，是20世紀的學人們才對《詩經》這部經典進行了多方面的文學開掘。同樣，20世紀的楚辭研究、漢賦研究和漢詩研究，也都比以往要深入得多。對于《莊子》的文學性、《左傳》的文學描寫、司馬遷《史記》傳記文學的偉大成就以及其他諸子散文與史傳散文的全面開掘，其成就更是前無古人。不僅如此，正因為20世紀的學人們有了這種新文學觀，所以，當研究在中國文學中具有發端地位的先秦兩漢文學時，他們把先秦兩漢經典中所有具有文學性質的材料都納入了文學研究的領域，并從文學發端的角度對其進行了探本求源性的研究。從研究對象講，20世紀的學人們把對先秦文學的研究擴展到最古老的口傳歌謠、甲骨文、金文、《山海經》《周易》以及兵家、名家等著作中去，從中探尋中國文學的起源，并指出它們與中國后世詩歌、戲曲、小說等文學樣式之間的歷史淵源關系。從研究的課題來講，關于藝術的起源問題、神話問題、寓言問題、中國古代歌謠問題等等，都是過去很少涉及或為新開辟的領域。

同時，由于把文學從歷史、哲學等其他門類中獨立出來之后，客觀上并不能割斷文學同這些學術領域的深層聯系，于是，關于先秦兩漢文學與哲學、史學、經學、宗教學、藝術學、語言學、文字學、地理學、文獻學、考古學等各個學科的聯系，也逐漸成為學者們討論和關注的重要課題。從這一方面講，20世紀的先秦兩漢文學研究，比起以往的研究范圍又擴大了。總之，無論是20世紀先秦兩漢文學研究范圍的縮小、擴大還是研究的深入程度，都與具有現代意義的先秦兩漢文學學科的建立緊密相關，這也是20世紀以來先秦兩漢文學研究的最大成就。

(二)20世紀對先秦兩漢文學的價值重估

先秦兩漢文學是中國文學中最古老的部分，因此對中國文學乃至中國文化的影響巨大，其中的多數作品都被后世奉為經典。在封建社會里，這些作品也因此而享有崇高的地位。可是，隨著封建社會的滅亡，如何重新認識這些經典，就成為20世紀學術研究的重要問題，也是20世紀先秦兩漢文學研究取得歷史性進展的重要方面。

從大的方面來講，20世紀對于先秦兩漢文學的價值重估，大體上經過了以下三個主要階段。第一個主要階段自五四運動至二三十年代。在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內容的五四運動中，以“四書”“五經”為代表的儒家經典受到了極為嚴厲的批判，這對20世紀的先秦兩漢文學研究產生了巨大影響。1919年，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提出了“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的口號，并認為“《國風》多里巷猥辭，《楚辭》盛用土語方物，非不斐然可觀。承其流者，兩漢賦家，頌聲大作，雕琢阿諛，詞多而意寡，此貴族之文古典之文之始作俑也”^①。陳獨秀的這段話，在一定程度上為20世紀的先秦兩漢文學的價值評估定下了基調。它大體上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是內容方面，凡是在先秦兩漢文學中屬于貴族階級的、統治階級的、文人階級的，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批判;而凡是屬于平民階級的、被統治階級的、下層勞動人民的，都受到了較高的評價。以詩歌為例，在20世紀的先秦兩漢文學中，《詩經》中的《國風》、漢樂府中一部分來自民間的歌唱受到了高度的重視，所取得的研究成就也相對更高。而《詩經》中的《雅》《頌》，漢樂府中的貴族歌唱以及主要是文人們創作的漢賦，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受到的大多都是批評。對于以《論語》《孟子》《荀子》為代表的儒家著作，和以《老子》《莊子》為代表的道家著作，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則被視為封建社會的落后思想，被否定的多而肯定的少。第二是形式方面，在先秦兩漢文學中，凡是通俗的、來自民間的文學樣式，都受到了高度肯定;而那些屬于文人的、貴族的、廟堂的文學樣式，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否定。胡適說：“中國每一個文學發達的時期，文學的基礎都是活的文字——白話的文字。”^①“一切新文學的來源都在民間……這是文學史的通例，古今中外都逃不出這條通例。《國風》來自民間，《楚辭》里的《九歌》來自民間。漢魏六朝的樂府歌辭也來自民間。”^②胡適的這種文學觀，對當時的古代文學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魯迅、鄭振鐸等著名學者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他的這一觀點。50年代以后，“出于民間，死于廟堂”甚至被總結為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的一條規律。今天看來，這些論述顯然有些過于偏激，也不合乎中國文學史的實際。但是在當時卻對推動先秦兩漢文學研究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它不僅推翻了傳統的價值評判體系，第一次提高了民間文學和通俗文學的地位，而且也改變了先秦兩漢文學研究的格局，開創了新的研究方向。

由于五四運動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偏激態度，導致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全盤西化論和中國文化本位論之間的大論爭，到了30年代以后，“批判地繼承中國文化”逐漸成為當時學術界的主流。相應的先秦兩漢文學研究也進入了第二個主要階段。批判地繼承要有一個基本的標準，那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華”。顯然，這樣一種態度和標準有助于學者們從正反兩個方面對先秦兩漢文學進行比較客觀的評價。首先，承認先秦兩漢文學是一筆豐富的文化遺產，無論是《詩經》《楚辭》，還是《左傳》《史記》《論語》《老子》等著作中都有非常優秀的可以繼承的東西，同時也排除了民間文學中心論的偏見，比較客觀地描述了一條先秦兩漢文學的發展線索。楊公驥的《中國文學》(第一分冊)、詹安泰等編寫的《中國文學史》(先秦、兩漢部分)、游國恩等五人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一)和中國科學院文學所編寫的《中國文學史》(一)代表了這一時期先秦兩漢文學研究的最高水平。由于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和歷史分析法，尤其是在先秦兩漢各種文學作品的內容研究和時代背景研究方面，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如楊公驥《中國文學》(第一分冊)對于《詩經》的分析，詹安泰等人的《中國文學史》(先秦、兩漢部分)對楚辭的分析，游國恩等五人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一)對于《史記》的分析等，至今仍然值得我們學習。此外，在中國文學的起源、神話和諸子散文方面也都取得了相當突出的成就。

批判地繼承本是研究先秦兩漢文學的有力思想武器和指導思想，但是由于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中國的學術界受極“左”政治的影響越來越大，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批判地繼承”的口號逐漸被“徹底打倒封建文化”的口號所取代，先秦兩漢文學研究也度過了最為蕭條的10年。新時期以來，人們開始重新對中國古代文學進行新的價值評估，先秦兩漢文學研究也進入了第三個主要階段。這一個階段的重要特點，就是人們在經過了“五四”、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之后而認識到：“傳統并不是我們的身外之物，而是已經復制在我們身上的原初基因;傳統也不是和現代相對立的一堵高墻，而是培育現代化成長的土壤。正因為傳統和現代化的關系如此，所以我們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就既不應該是‘五四’式的反對，也不應該是把我們自己置身于傳統之外的‘批判繼承’，而應該是把傳統和現代水乳交融，是立足于傳統土壤中廣泛吸收現代營養的新陳代謝。”^①因此，當代學者把先秦兩漢文學研究深入到哲學、美學、心理學、民俗學、文化人類學等各個領域，多方探討先秦兩漢文學的民族文化傳統，在弘揚優秀的先秦兩漢的民族文化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績。無論是在中國古代神話、《詩經》《楚辭》《老子》《莊子》《論語》《孟子》《左傳》《史記》以及漢賦、漢樂府詩和文人五言詩等各個方面，都有大批的新成果問世。特別是《詩經》與《楚辭》研究的空前活躍與漢賦研究的興起，代表了這一時期先秦兩漢文學研究的學術轉向和最新成就。

(三)研究方法的現代化和多樣化

20世紀的先秦兩漢文學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與研究方法的現代化和多樣化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這其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以進化論為指導的考據學方法，這也是20世紀初期最有影響力的研究方法。我們知道，在清代，先秦兩漢文學研究的主要方法是從宋明的義理之學轉向而來的考據學方法。清人在先秦兩漢文學的考據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由于清人的考據學基本上是建立在復古尊經的基礎上，同時缺少世界性的文化視野，所以考據所得的結論只是為了證明經典在封建文化建設方面的權威意義。歷史進入20世紀以后，這種情況則完全變了。雖然當時的學者們大都堅持考據學的方法，但是由于受到進化論的影響，考據研究的對象與目的則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其中，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的考據在先秦兩漢文學研究中的影響最大。他們“在繼承了我國歷代疑古辨偽的優良傳統基礎上，吸收了現代的科學知識，接受了以進化論為代表的現代思想，并運用考證學等研究方法，把我國古代、特別是先秦兩漢的古書上有關古史的記載，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從而向世人揭示了‘經書’的真相，指出那些千百年來曾經被絕大多數人所相信的中國的上古的歷史原來是后人用‘層累的方式’造出的，這不但是對中國上古歷史記載所進行的一次最大的史料分析與考證，具有重要的科學研究意義，更重要的是它以科學研究的事實沉重地打擊了封建主義，成為‘五四’反封建文化思潮的一個重要方面”^①。當然在今天看來，古史辨派對于先秦兩漢的古書的態度有些偏激，他們的考證結果有些也是錯誤的，并對以后的先秦兩漢文學研究產生了相當大的負面影響。也正是由于這樣，20世紀末期學人們對古史辨派學術思想進行反思之后，以李學勤為代表的新一代學者提出了“走出疑古時代”的新口號^①。但是從總的方面來講，我們還是應該充分肯定古史辨派所取得的成就。

以進化論的觀點和考據學的方法來研究先秦兩漢文學，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乃至40年代中一直是具有重要地位的。當時的一大批學人，在沒有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方法之前，大都相信這種理論的有效性。鄭振鐸1927年在《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一文中，就把“歸納的考察”和“進化的觀念”作為自己研究中國文學的方法，并且說這樣就好比“執持了一把鐮刀，一柄犁耙，有了他們，便可以下手去墾種了”^②。當時研究先秦兩漢文學的學者運用這種方法，也的確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如游國恩研究楚辭，馮沅君研究古優，羅根澤論中國文學的起源、樂府詩與五七言詩的起源等，都受這種方法的影響。當然，這一時期還有其他一些研究方法，如社會學、心理學方法等等，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也頗為人所贊同，但是以進化論為基礎的考據學無疑是主導性的也是最有影響力的方法。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后，隨著世界性的社會主義運動的高漲和反帝反封建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的社會分析法逐漸取代了以進化論為指導的考據學。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分析法之所以優于進化論，首先因為它不是從形式層面而是從內容層面、不是從單純的藝術層面而是從廣泛的社會生活層面來確定文學的本質，來認識文學發展的。用這種方法來研究先秦兩漢文學，它引導人們去深入研究先秦兩漢文學產生的時代背景，分析文學家的社會出身和他們的政治態度、思想傾向，由此入手進入文學的內容，再從內容擴展到形式。這樣，一部中國文學史就不再是一部簡單的文學形式進化史，而是一部以語言藝術的方式來反映社會政治經濟變革的思想史了。顯然，用這種方法來研究先秦兩漢文學，最突出的成就就在于對先秦兩漢文學的思想內容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入開掘。楊公驥的《詩經》研究，堪稱是這方面的典范。在《中國文學》第一分冊中，他創造性地從《詩經》中找出一些周民族的原始祭歌進行了系統的分析考證。他把周代社會的歷史情況、禮教特征和詩三百篇的結集成書問題聯系起來進行考察; 他從周詩中所反映的歷史事件和社會生活兩個方面詳細地分析了 《詩經》中的一些作品，在此基礎上提煉出周詩的文學成就和歷史價值，并對《詩經·商頌》的時代問題及其內容進行了詳細的考證，分析問題的深度以及所用材料的豐富性，迄今仍少有人可與之相匹^①。游國恩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則系統地建立了一個以社會發展為經，以作品的思想內容分析為緯的文學史表述體系，其中對屈原生平身世的研究與《離騷》等楚辭作品分析的有機結合、對司馬遷的《史記》思想內容的分析等等，都顯示出這種研究方法論的科學性和有效性。從一定程度上講，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社會分析方法，是20世紀先秦兩漢文學研究中影響最大的方法。

20世紀80年代以后，先秦兩漢文學研究在方法論上出現了新的轉向。隨著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的到來，人們打破了思想上的禁錮，先秦兩漢文學研究的學術方法逐漸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局面，文化學、心理學、民俗學、接受美學、結構主義、原型批評等各種研究思想與方法同時并存，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分析法也得到了新的發展。這其中，以文化學為基礎的系統研究方法論，則具有更為廣泛的代表性。原因有兩個方面：其一來自于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分析法的反思，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特別是經過“文化大革命”，人們發現以往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有嚴重的僵化與教條現象，那種把文學當成是社會政治附庸的理論也不符合文學發展實際。其二是在當前中華民族現代化和世界文化大交融的過程中，人們越來越發現文化的民族化的重要性。因此，以文化學為基礎的系統方法論在先秦兩漢文學研究中逐漸被人們所接受。這其中，由于先秦兩漢文學處于中國文化源頭的特殊位置，文化人類學、民俗學、原型批評理論等在《詩經》、楚辭和中國古代神話領域的研究中扮演了更為重要的角色。但我們要注意的是，在百花齊放的20世紀末的先秦兩漢文學研究發展期，這種以文化學為基礎的系統方法論并沒有形成一個體系，也沒有形成像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分析法那樣獨領風騷的局面，在更大的程度上它體現為一種傾向，是在眾多研究方法中所滲透的帶有共同性的指導思想與研究方法。這一時期出現了一批比較優秀的中青年學者，他們在先秦兩漢研究的各個領域都有新的進展，由于這些進展就發生在我們身邊，我們在這里不再舉例詳述。

20世紀末期的先秦兩漢文學研究，還有一個重要的傾向值得注意。隨著一大批地下文獻的出土，先秦兩漢文學的研究內容有了新的對象。同時，面對著這些新發現的實證材料，人們不僅在糾正著以往在先秦兩漢文學研究中的錯誤認識，也在思考著以往研究方法上的問題。崇尚務實的研究態度而反對主觀臆測的空論，正在成為人們的共識。處在這樣一個時代，人們不僅需要實證，其實也需要新的思想。

總之，當我們回顧一個世紀的先秦兩漢文學研究的時候，我們會發現它的成就巨大。而這些，又集中體現在文學觀念的變革、對先秦兩漢文學的價值重估、研究方法論的變化三個方面。至于具體到先秦兩漢文學研究的不同內容，所取得的成就高低并不完全相同。20世紀末期，學人們開始對一個世紀的先秦兩漢文學研究進行系統的總結，費振剛先生主編的《先秦兩漢文學研究》，是對一個世紀以來的先秦兩漢文學研究進行學術總結的最新成果。

注釋

① 參見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第三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① 《獨秀文存》第95-98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① 胡適《白話文的意義》,《胡適作品集》(24)《胡適演講集》(一)第217頁,臺灣遠流出版公司。② 胡適《白話文學史》第三節《漢朝的民歌》。① 趙敏俐、楊樹增《二十世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史》第183頁,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① 趙敏俐、楊樹增《20世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史》第231頁,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① 參見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② 鄭振鐸《中國文學研究》(下)第28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① 參見楊公驥《中國文學》(第一分冊)第45—264頁、第464-489頁,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