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金元文學的內容·金元駢文·金代駢文·金代中期駢文

從金世宗大定時期開始到金章宗明昌、泰和時期，金朝很少有戰事，社會比較穩定，經濟、文化得到了發展的機會，尤其儒學頗盛于時，科舉也走上正軌;文學創作也相對繁榮起來了。楊奐在評論此時的文學創作時指出：“金大定中，君臣上下以淳德相尚，學校自京師達于郡國，專事經術教育，故士大夫之學少華而多實。”(《還山遺稿》卷上)金人元好問也在《內相文獻楊公神道碑》中說：“大定已還，文治既洽，教育亦至……一變五代遼季衰陋之俗。”這兩個人的評論應該說比較切合于大定時期的文學創作實際。此期之文，尤其是駢文確實對金初一些作家追求工麗華美之風有所矯革，表現出追求雅正的趨向，為文少華而多實;但到金代中后期，即章宗明昌以后，特別是承安末年到大安、崇慶這一段時間，隨著金代上層貴族階層生活上的日益奢靡，文風反倒更為綺靡華麗了。所以金代中期的駢文總體上是雅正與華靡并存，前段以雅正為主，而后段則以華靡為主。

大定明昌時期雅正之風的代表人物首先應該說是世宗完顏雍，史稱“小堯舜”，他以皇帝身份躬節儉、崇孝悌、倡導淳雅之風(見《金史·世宗紀》)在駢文創作上也一改金初崇尚華麗之習，出之以雅正。如其《答宋孝宗書》以達意為主，以實用為本。雖然文體是駢偶形式，以雙行行文，但措詞渾樸，雅有其質，總體風格上頗富雅正之態，是純粹的經世之文。由于他的示范作用，大定期間的駢文出現尚雅求正的傾向，如李石之文不尚浮華，而是力求華實相扶，文質相宜，行文上也在駢偶之中融入散行文字，如其《加上世宗尊號第二表》主體部分講究儷偶，也不乏整齊之態;但在詞藻上則雅而不麗，典而不巧，大有雅正之風。同時在雙行對句之中又適時地加進散行文字，以疏通文氣，又使文章在雅正的同時兼有疏逸暢達之態。

李石之外，金代大定時期的駢文作者王寂、黨懷英等人之作沒有停留在一般化的雅正之態上，而是自鑄其詞，形成金代駢文的自家特色，真正形成華實相扶，文質并重，又充滿北方文士特有的剛健清爽之氣。

《四庫提要·拙軒集提要》中說：“寂文清刻镵露，有戛戛獨造之風，在大定、明昌間卓然不愧為作者。”“而文章體格亦足與《滹南》《滏水》相抗行。”總體上王寂之駢文以清雅朗暢為主要特征，有時雖很典麗工巧，但也因其以氣命詞，大都無晦澀靡麗之累。其《夢賜帶笏上表稱謝覺而思之得其五六因補其遺忘云》一文充溢著作者的身世之感，尤其是在官場傾軋、角斗之中的切身體驗。內容充實，情見乎詞，同時又頗重形式之美，對偶精工，藻采紛呈，又典雅富麗。雖然形式上十分精美，但卻沒有造成浮華繁縟之弊。原因一是前面所說的以情為文，一是作者注意到行文的騰挪變化，雖然通篇雙行，無句不對，可是又加強了句式的長短變化，四字對，五字對，六字對，七字對，八字對;單句對，隔句對，自由靈活，卷舒開合，因此便形成清麗朗暢之風。

黨懷英為詩為文都不囿于一家一派。元好問《中州集》小傳又說黨懷英“文似歐公，不為尖新奇險之語;詩似陶、謝，奄有魏晉”。趙秉文在《竹溪先生文集引》中所論與元好問大致相同，但更具體一些：“亡宋百余年間，惟歐陽公之文不為尖新艱險之語，而有從容閑雅之態，豐而不余一言，約而不失一辭;使人讀之者，亹亹不厭，蓋非務奇之為尚，而其勢不得不然之為尚也。故翰林學士承旨黨公，天資既高，輔以博學。文章沖粹，如其為人。當明昌間，以高文大冊，主盟一世。自公之未第時已以文名天下。然公自謂入館閣后，接諸公游，始知為文法，以歐陽公之文為得其正，信乎!公之文有似乎歐陽公之文也。晚年五言古體，寄興高妙，有陶謝之風，此又非可與夸多斗靡者道也。”黨懷英之散體文確實似歐公處頗多，從容閑雅，紆徐委婉;駢文有時也帶有這種特征，因事遣辭，以達意為本。但也有自己的獨到之處，即其文雖從容安雅，平和委備，不過詞色并不像歐公文章那樣素淡，總體上色澤要濃麗一些。他和歐公的相似點主要在于文氣的紆徐委婉，而不在于詞色的濃淡。就從一些應用文字來看，黨懷英之作在詞色上雖比其他人淺淡，但與歐公相比則要更濃一些。如其《請照公和尚開堂疏》在氣態上從容不迫，平和安雅，確實有歐公駢文的閑逸之致，但詞語上可以看出雕潤之功，詞色上也并不那么素淡，還是有些色澤的：“陽春白雪，久妙音;明月清風，獨游勝境。”這樣的詞句豈是不雕潤詞采者所能為?

明昌及其以后華靡文風的代表首先是章宗皇帝本人。他在金代帝王中最以詩文著稱，其作品的主體風格則是以綺麗為主，其詩中《聚骨扇》《軟金杯》《宮中》都是綺靡之作。由于皇帝帶頭追求綺麗華靡，于是乎“朝野習尚，遂成風會”(《廿二史札記》)。他的駢體文自然也和他的其他文學作品一樣，呈現出華靡之態。如他在即位之前寫的《立原王為皇太孫表》，詞采華茂，精雕細刻;在對偶、用典、藻飾等幾方面都非常講究。如“瑤牒寶章，奉徽儀而增惕;龍樓雞戟，撫蕞質以奚勝”等句不僅對偶工致，而且詞采也很精美。在遣詞和行文上表現出十分明顯的華麗輕綺的風習。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當時的不少種文體都呈現出追求綺麗工致的傾向。如一位無名氏所作的《泰寧宮鐘款》便染上這種習氣，注重形式華美：“竊以將崇至道，敢忘神宇之修;欲振真風，須假鯨音之作。故鳩哲匠，用鑄洪鐘。縻金索以高懸，建寶樓而迭擊。庶使群迷，聞至音而開覺;抑令滯魄，仗余韻以超升。伏愿集此善緣，仰增圣算。時和歲稔，國泰民安。普暨一切有情，莫不均蒙福利。”(《金石萃編》)看得出來，盡管百八十字，還是精雕細琢，務求其工，務求其巧，不但是非對不發，而且有語必麗，尚美傾向特別突出。相形之下，內容則顯得不夠充實。不止是當時的一些文士追慕這種風氣，就連朝廷的應用文字也展示出這一趨向。如章宗明昌二年朝中發布的《孔元措襲封衍圣公誥》就是如此：“圣謨之大，儀范百王;德祚所傳，垂光千祀。蓋立道以經世，宜承家之有人。文宣王五十一代孫孔元措，秀阜衍祥，清洙流潤;芝蘭異稟，蔚為宗黨之英;詩禮舊聞，蚤服父兄之訓。語年雖妙，論德已成。肆疏世爵之封，仍煥章身之數。非獨增華于爾族，固將振耀于斯文。勉嗣前修，用光新命。”看得出來，本文有明顯的求麗求工的傾向，全以雙行行文，無一句不對，雕潤之跡甚明，確實表現出華靡的特征，給人一種文過其質的感覺。

其實，金代中期駢文這種雅正與華靡之風在各個時期還互有消長。大體上是前半期雅正之風較盛，而后半期則是綺麗之風較強，以至于在文壇上占有顯要的位置，因此便引起一些文章家的反對，并且采取一些特殊的方式加以變革，以便使文風重歸于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