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浩燕趙歌·天津之旅·天津·津門文化

天津文化具有其鮮明的地域特色，這是與天津在中國歷史上、特別是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分不開的。而在天津文化的構成當中，民間文化又是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其中以戲曲、曲藝及著名的楊柳青年畫、“泥人張”及天津磚刻、風箏、木雕和剪紙藝術等為代表。

天津文化史上，無數知名及不知名的歷史人物構成了津門文化輝光互映的星空。

文化名人多

自古以來，許多文化人士都以天津為其生活和活動的場所，從而構成了歷史意義上的津門文化的特定范圍。早在北魏時期，薊縣的陽休之曾參與修撰國史。迄至清代，天津已成為北方的重要經濟中心和交通樞紐，文化也益見興隆。

清代，天津著名的詩人首推清初的張霔，其作甚豐，計約萬余首，曾與劉文彬等創立詩社近古社，并參與了黃謙等人組成的草堂社。乾隆時期，查為仁詩承家學，才藻橫逸，多所標舉。康堯衡以一介寒士步入詩壇，詩風沉郁頓挫;梅成棟在水西莊故址創立梅花詩社，被譽為“津門詩藪”。此外，近代著名的天津詩人還有華長卿、梅寶璐、楊光儀等。1921年，嚴修發起成立了城南詩社，約集詩人多人。趙元禮、嚴修、林墨青被時人譽為天津“詩壇三杰”。新文化運動興起以后，焦菊隱、趙景深等人組成綠波社，創作、介紹新體詩作。

天津還是一個古文字研究的中心。著名古文字學家王襄自幼鉆研古代彝器、金石之學，殷墟出土的甲骨即是由他最早在天津識別發現的。古文字學家羅振玉在居住天津時，也曾大力從事甲骨文的考釋，其子羅福頤也是著名的古文字學家，并有著述多種。得到先輩學人獎掖的古文字學家陳邦懷，1931年來津，研學成果卓著。

此外，天津還孕育出許多蜚聲海內外的文化名人，如李叔同(弘一法師)，“中國語言學之父”趙元任和著名的社會學家陶孟和等人。

天津的書畫藝術也是伴隨城市的繁榮而發展的。清康熙、乾隆年間，津門大建園林，吸引了大江南北的不少文人雅士來此聚會，進行詩、書、畫的創作，“遂閑堂”、“思源莊”、“水西莊”等均為重要的活動場所。這些活動推動了津門書畫藝術的發展，地方史、志、雜記等資料記載的書畫家約有二百余人。明代以前的傳世作品較少，清代最多，而在這些書畫家中藝術造詣較深、影響較大的有成衡、金玉岡、華蘭、陳靖、沈銓、畢紹棠、王玉璋、李紱麟、李學廣、張兆祥、馬家桐等人。在天津近現代史上，書法家卓有成績者有勵杜訥、張霔、解道亨、金銓、喬耿甫、金世熊、張體信、嚴修、華世奎、李文濤、吳家等人。

京劇大舞臺

天津的戲劇活動，郊縣村鎮早于市區，大都屬于祈天、祭神、慶節、廟會等民間自娛性的活動。而在天津市區普遍出現具有營業性質的戲曲演出場所，大約是在清光緒初年以后。

京劇自形成以后，歷代的著名演員都不斷來天津演出。各個流派的名家，都以到天津演出作為提高自己聲譽的方法之一。由于天津地處南北通衢要沖，凡由北京到山東、上海、東北演出，或由上海、山東、東北入京演出的演員，往返都要路過天津。因此京劇演員在南下或北上之前，都愿意先到天津，經過天津觀眾的鑒定和承認之后，這樣以后再到各地演出就比較有把握。這其中的原因是天津觀眾不僅熟悉傳統京劇藝術，善于鑒別優劣，而且易于接受新的事物，思想比較開闊活躍。幾乎所有的著名京劇演員，如梅、程、尚、荀四大名旦，楊小樓、郝壽臣、高慶奎、馬連良、徐碧云、李萬春、李少春、葉盛章以及很多女演員，在排出新編劇目以后，都盡先到津門演出，以聆取觀眾之臧否。而這些著名演員們大多每年數度在天津演出，并且經常合作，陣容整齊、劇目豐富，由此可見京劇在天津舞臺上的空前盛況。五十年代以后許多著名演員，如梅蘭芳、尚小云、程硯秋、荀慧生、譚富英、楊寶森、李少春、葉盛章、馬連良、裘盛戎等，仍舊川流不息地來津演出，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六十年代。還有不少著名演員，先后在天津落戶，如楊寶森以及健在的一些著名演員，都曾為津門京劇大舞臺增輝添彩。

天津的京劇票友人才濟濟，造詣精深，如王君直、王頌臣、王庾生、夏山樓主等，均為全國知名的票友，內行名家到天津來，都常與他們切磋演藝、琢磨戲理。

曲藝之鄉

清末民初，隨著天津城市人口的急劇增加，各種各樣的說唱藝術從河北、北京、山東以及江南，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流入天津。據不完全統計，當時流行于天津的曲種多達二三十種，這些曲種傳入天津以后，根據天津觀眾的需要，都曾或多或少發生了一些變化。

本世紀二十年代到1937年日本入侵天津之前，天津地區的曲藝發展到了巔峰狀態，一大批執本曲種牛耳數年至數十年的代表人物涌現于天津曲壇。梅花大鼓藝人花四寶與弦師合作，創立了梅花大鼓花派，其影響深遠，到四十年代后期形成了“無梅不花”的局面。天津時調藝人高五姑等人在時調史上發揮了承先啟后的作用。而正在這一時期又有一批曲種流入天津，如鐵片大鼓、河南墜子、東北大鼓、單琴大鼓等，同時也確立了它們的“掛帥”人物。二十年代以后出現的這些“新星”與劉寶全、白云鵬、金萬昌、萬人迷、榮劍塵等相互輝映，形成了天津曲壇群星璀璨的輝煌情景。

1937年以后的十余年時間里，天津曲壇逐漸衰微，但相聲卻在此間迅速崛起，小蘑菇、戴少甫、侯寶林、郭榮起、馬三立等人脫穎而出，形成了各自的風格。京韻大鼓藝人駱玉笙(小彩舞)創立了駱派，與劉、白兩派鼎峙曲壇。單弦藝人謝芮芝及河南墜子藝人程玉蘭等人，也都紅極一時。但盡管如此，天津曲藝還是由盛而衰。

五十年代以來，天津曲藝幾經波折，但至今還是有了新的進步和發展。

新學發祥地

自鴉片戰爭以后，西方的科學技術知識、思想文化開始傳進我國。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天津成為傳播西方文化的橋梁。這種橋梁作用，主要是通過一些仁人志士的努力實現的。

嚴范孫故居位于天津市紅橋區西北角貞女大街1號，是一幢舊式兩層灰磚木結構小樓。嚴氏先人康熙年間遷津，嚴氏家族居此凡十一代。嚴范孫(1860—1929)，名修，字范孫，光緒癸未科進士，翰林院編修。光緒二十年(1894)任貴州學政。光緒三十年任直隸學務處總辦。次年任學部右侍郎。光緒三十二年任學部左侍郎。1914年2月至5月任孫寶琦內閣教育總長、參政院參政，后退出政界。嚴修在天津其居所先后設立過保姆講習所、蒙養園、女學初小和高小班，以及嚴氏家塾英文館。保姆講習所是天津最早的幼兒師范教育機構，蒙養園是天津最早的幼兒園。嚴氏家塾英文館后改為敬業中學堂，從這里遷至南開新校舍后改稱南開中學。后來，嚴修又創建了南開小學和南開大學，完成了南開由小學、中學到大學的系列教育體制。嚴修故居是天津新學的發祥地。

1879年，嚴復自英國留學歸國后，長期寓居天津，任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總辦，執教二十年后又主辦天津《國聞報》。甲午戰爭后，嚴復在天津《直報》先后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辟韓》等文章，反對頑固保守，主張向西方學習，提倡新學，實行改良。又翻譯赫胥黎的《天演論》，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觀點，喚醒國內民眾救亡圖存，在當時的中國引起很大的震動。嚴復是中國系統介紹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學說的第一人，影響了幾代中國人。

王照作為我國近代文學改良的倡導者和先驅，創制了官話合聲字母，并著有《官話字母》一書。另一津門文化人劉孟揚，在所著《天籟痕》中創造了中國音標新字，與現代注音符號相似。著名地理學家張相文在津長期任教，其著作《地文學》一書開創性地把有機自然界納入自然地理學范疇，并重視聯系本國的實際和生產狀況。天津的著名學府，如南開大學，也積極從事學術研究，1927年10月，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創辦后，著名經濟學家何廉等人承擔了一些有關國計民生諸問題的調查研究，均取得豐碩成果，有極高的社會價值。

梁啟超與飲冰室

現天津河北區民族路44和46號，有兩幢相毗鄰的意大利式樓房，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風云人物、改良先驅者梁啟超在天津的故居和書齋——飲冰室。

梁啟超，字卓如，號滄江，又號飲冰室主人。清同治十二年(1873)生于廣東新會縣。光緒十六年(1890)入京會試，成為康有為的門生及得力助手，致力于維新運動。光緒二十一年，與康有為等發動“公車上書”，震動朝野。

光緒二十四年(1898)戊戌變法失敗，康、梁亡命海外。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翌年梁啟超從日本回國，1914年在天津意租界西子路(今民族路)建成自己的寓所，1915年舉家在天津定居。1915年袁世凱圖謀稱帝，梁啟超不顧袁的威脅利誘，在此寓所里會見蔡鍔等人，密商討袁大計，草成討袁檄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于上海發表，不久便離開天津。1920年春歐游回津，又撰寫了《歐洲心影錄》等文。隨后即息影政界，專心著述。

1924年在其原寓所旁，由意大利建筑師設計，又建造了一幢書齋，取名“飲冰室”。每年的“飲冰室暑期講學館”在此舉辦，聽眾甚廣，多為南開和清華學生。大廳兩側五間房，分為資料室與會議室、外文資料室和臥室，梁啟超后期的論著，即《飲冰室文集》中的大量學術著作，如《清代學術概論》、《墨子校釋》、《中國歷史研究法》等，都是在此處撰寫成的。

“津門才子”李叔同

李叔同，學名文濤，小字三郎，1880年出生于天津地藏庵陸家胡同2號，不久即遷糧店街。當年他家境富有，其父世珍，為清進士，曾官吏部，后居天津改營鹽業，在津城屬富賈之列。李叔同少時研五經、誦詩文、習書法、攻金石，苦學不輟。并經常與津門碩儒嚴范孫、孟廣慧、趙元禮、王仁安等交往。他風流倜儻，才華橫溢，以“文童”入天津縣學，19歲時奉母遷居上海，1905年又東渡日本，學習西洋繪畫和音樂。1910年李叔同學成歸國，重返故里，應聘于天津高等工業學堂。居家后不久，他在其院內修建了一座西式“洋書房”，取名“意園”，決意一展自己的意愿。執教之余，在書房內習字作畫，為文刻石，接待賓客。1912年離津至寧、滬、杭，從事藝術教育和創作活動。

李叔同為我國最早將西洋繪畫、音樂、話劇等藝術引入國內的先驅者之一，培養出了豐子愷、劉質平、吳夢非、金咨甫等高才弟子，在中國近代文化藝術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1918年，李叔同出家到杭州虎跑寺為僧，法名演音，號弘一。李叔同的突然出家之舉，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上是一個解不開的謎。

李叔同故居即現天津糧店后街62號院，這是一座由四套作“田”字形排列的四合院住宅，占地1400平方米，計有大小房屋60余間。除居室、客房、書房外，另有游廊和小花園。室內陳設精巧別致，木雕吊眉和隔扇，配以傳統的硬木家具，典雅古樸、古香古色。

楊柳青

楊柳青年畫的發祥地是位于天津西郊十五公里的楊柳青鎮及附近農村。楊柳青古稱柳口，扼南北糧鹽漕運樞紐，水路交匯，環境秀麗，號稱“北方小蘇杭”。方志上記載，柳口自明朝始名為楊柳青，但民間卻流傳著一段乾隆賜名的傳說。據說乾隆和當朝宰相劉庸沿運河泛舟南下，至天津衛，又順流向西南而去，船行到古柳口，乾隆見此地秀女如云、柳色似黛，心中大悅，便問劉庸此處為何地，劉庸不知，便信口說這里名為楊柳青，皇帝連連稱好，一句金口玉言，這樣天津西郊的這個村鎮就叫楊柳青了。

明代末年楊柳青一帶的農民和年畫藝人收集畫稿、雕版、套印、粉繪，創造了獨具特色的木版年畫技藝。

關于楊柳青年畫，在民間同樣流傳著一個動人的傳說。很久以前，柳口村有一個名叫楊柳青的窮孩子，每天靠乞討為生。一天，楊柳青到一座三官廟里避雨，見一個須發皆白的老道正在神像下的大香爐內畫著畫，所畫皆變成活人活物。老道見一衣衫襤褸的孩子站在一旁，便詢問其身世，并收之為徒。三年之后，御河發大水沖散了楊柳青師徒，從此，楊柳青白天給人家打短工，晚上努力地畫畫。天長日久，他筆下的山水鳥禽活靈活現，栩栩如生。每到年根兒底，楊柳青便把自己畫的畫，送給四鄉八鎮的窮鄉親，楊柳青的名氣傳遠了，四面八方的人紛紛來拜師、求畫。為了學畫，很多人定居在柳口村，這樣，這一帶便成了年畫之鄉。后人為紀念楊柳青，就把柳口村改名為楊柳青。

楊柳青年畫以木版套印與手工彩繪相結合為其制作特征，融入民間年畫之中，從而使版畫的刀鋒版味與手工粉繪的筆觸色調更為有機地結合起來，出現了粗獷豪放的“粗活”。在藝術上，特別是色彩處理方面另辟蹊徑，風格上更趨“民間化”，因而與文人畫家參與創作的工整嚴謹的“細活”，無論在取材和表現上都形成了鮮明對比。

楊柳青年畫的題材和內容十分豐富，取材范圍極為廣博，正如潘元石在《楊柳青版畫的藝術價值》中所言：“巧畫士農工商，妙繪財神菩薩，盡收天下大事，兼圖里巷所聞，不分南北風情，也畫古今逸事。”楊柳青年畫以口傳心授的方式，世代相傳，到乾隆以至嘉慶年間達到鼎盛時期，其時，楊柳青全鎮連同附近三十二村，“家家都會點染，戶戶都繪丹青”，“年畫店鋪通坊皆是，畫牌相招彩晃遙對”。最著名的年畫作坊如戴廉增、齊健隆都開業于明末清初，它們和其它畫店的產品大量銷售華北、東北、西北以及新疆等少數民族地區，甚至遠及海外。

楊柳青年畫始終與人民生活及愿望要求緊密相聯，具有多種與年節氣氛和生活環境相諧調的藝術樣式，如門畫、窗房畫、中堂、條屏、對幅、斗方、缸魚等;還有專為喜慶人家貼用的“喜屏”“喜字畫”;舉喪事的人家忌用紅紫諸色，于是產生了“徹蘭墨”、“壽方”。此外還有為滿足西北少數民族的特殊需要，僅畫靜物和建筑的裝飾性年畫“格綿”和“洋林”等等。構思饒有情趣，布局豐滿勻稱，線條挺拔流暢，敷彩鮮明典雅，造型富于節奏感，這些特點使楊柳青年畫富有動人魅力，為世人所珍愛。

泥人張

“泥人張”彩塑是天津著名的民間藝術，始創于清道光年間，至今已有150余年的歷史。

張長林(1826—1906)，字明山，是“泥人張”第一代，他自幼受父影響，對泥塑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由于家境貧窮，十三歲便走上學藝謀生的道路。他繼承了中國傳統彩塑藝術，在創作上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他能手拿泥丸，對人捏像，談笑自若，頃刻而就，不僅形神畢肖，而且栩栩如生，須眉欲動。張長林還長于繪畫，山水、人物、花鳥、蟲魚無一不精，且自成一家，因此他在捏像時，也能應用繪畫上的題材，使之更富神采。張長林因其彩塑而馳譽四方，并獲得了“泥人張”的稱號。

1906年張長林去世，其子張兆榮(字玉亭)等繼其衣缽。據說張兆榮最善捏麻姑，衣袖裙帶恍若臨風飛舞。他一生捏塑了兩萬余件作品，發展了“泥人張”的彩塑藝術，在他這一代，“泥人張”彩塑達到鼎盛時期。以后張長林的孫子張景祜、曾孫張銘等繼續從事并研究發展這門藝術。“泥人張”彩塑現已傳至第五代，后三代沿一、二兩代的藝術道路，繼承并吸收其優點，且有了長足的開拓與進展。

“泥人張”彩塑題材廣泛，多表現百姓世俗生活及戲曲、小說、民間傳說中的動人故事，如“將相和”戲文中的廉頗和藺相如、代父從軍的花木蘭、抗金的岳飛、打虎的武松、“白蛇傳”戲文中的白娘子和小青以及牛郎織女等;還著重反映社會風俗民情的婚、喪、嫁、娶和表現現實生活的“莊稼忙”、“農家樂”、“漁樵耕讀”、“三百六十行”等。這些作品除單人像外，大部分都是成套成組的群像，也有很少一部分浮雕。人物一般30公分左右，也有同真人一般大小的。“泥人張”彩塑注重寫實，一方面著力刻劃人物的形象和神態，同時注意人體的解剖比例，并在此基礎上進行適度夸張，體現了形神兼備的藝術效果。“泥人張”彩塑吸收了中國傳統繪畫工筆重彩和民間年畫的表現技巧，敷色手法細膩，根據不同人物的社會地位及性格特征，設色上或樸素淡雅，或鮮明強烈，達到了形、色的渾然一體，和諧統一。

小站稻與狗不理包子

小站地區自明代就開始種稻。明萬歷廿九年天津巡撫汪應蛟曾率駐軍在小站、葛站、白塘口一帶開墾了五千余畝鹽堿地，種出了色味具佳的“葛沽稻”，幾乎可與南方的名稻“白玉堂”媲美。鴉片戰爭后，隨著天津海防地位的提高，清政府對沿海屯墾有所重視。清同治十年(1871)周盛傳奉李鴻章之命率九千淮軍駐屯小站，在小站開拓河渠，屯墾荒原，歷時五年，開挖了一條長百余里的馬廠減河，將南運河水引入小站地區，同時又引進南方的水稻良種，使小站很快成為全國著名的水稻產區。隨著小站稻的傳播，周盛傳后人在新農寺內所建的周盛傳祠堂，即周公祠也飲譽津門。

天津地區農業的進一步發展，也帶動和促進了天津食品業的繁榮，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和天津馃子等即是聞名遐邇的津門美食。

天津“狗不理”包子因其餡大油多，肥而不膩，清香可口等特點而馳名，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自古在天津民間就流傳著許多有關“狗不理”的趣事趣話。

自明清兩代以來，天津的漕運日益繁榮，船只多停靠沿河侯家后一帶，這里的市面也就愈加紅火了。在這林立的店鋪中有個專賣包子的小攤，主人高貴友，大家都叫他的小名兒“狗子”，因為他手藝高，所以生意特別好，買的人絡繹不絕。后來，狗子琢磨出一個快速售貨法：在攤頭放上一把黑筷子，一摞粗瓷碗。誰要買包子，就把錢放在碗里，然后端給他，他會照錢給包子。吃完，放下碗筷就走。自始至終，狗子一言不發。于是，人們笑著逗他：“‘狗子’賣包子，一概不理。”傳來傳去，竟傳成了“狗不理”。天長日久，“狗不理”包子越做越有味兒，人們越來越愛吃，買賣越發展越大，名聲也就越叫越響，據說慈禧還經常派太監內侍專門到天津來買狗不理包子。

精武元祖霍元甲

霍元甲，字信卿，1869年1月19(清同治七年十二月初七)出生于現天津西郊區小南河村。其父霍恩弟，為“秘宗拳”第六世傳人，馳名武林。元甲胞弟三人并堂兄弟共十人皆善武術，惟元甲幼時體弱多病，被視為非習武之材，不予傳授。元甲于父親傳武之時，隱棗林僻處，旁參細察，苦練不綴，終得家傳“秘宗拳”之精要，后又不斷銳意進取，博采眾長，獨創“迷蹤藝”，聲揚武林。

霍元甲自幼目睹社會之弊，列強橫行，悲憤填膺，發誓要雪中華“東亞病夫”之恥，以武振國威。他曾在津門懾服俄國力士，1909年又在滬威鎮英國力士奧皮音。為“強種強國”于1910年創建民間武術團體——精武體育會。1910年9月14日，在上海被日本柔道會暴徒暗害致死，時年42歲，殪后被奉為“精武元祖”。遺體歸葬故里，陵墓在小南河村南約四百米處。

霍元甲故居今尚存，為一明兩暗土坯房，屋內置桌，上有筆、墨、硯，其余土炕、躺柜、被格之類，與普通農家毫無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