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曲賦文·廬山記》原文與賞析
慧 遠
山在江州潯陽南,南濱宮亭,北對九江。九江之南為小江,山去小江三十里余;左挾彭蠡,右傍通州,引三江之流而據其會。《山海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一日天子障。”鼓澤也,山在其西,故舊語以所濱為彭蠡。有匡續先生者,出自殷周之際,遯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續受道于仙人,而適游其巖,遂托室巖岫,即巖成館,故時人感其所止為神仙之廬而名焉。
其山大嶺,凡有七重;圓基周回,垂五百里。風雨之所攄,江山之所帶,高巖仄宇,峭壁萬尋;幽岫穿崖,人獸兩絕。天將雨,則有白氣先搏,而纓絡于山嶺下;及至觸石吐云,則倏忽而集。或大風振巖,逸響動谷,群籟競奏,其聲駭人。此其化不可測者矣。
眾嶺中,第三嶺極高峻,人之所罕經也。太史公東游,登其峰而遐觀,南眺五湖,北望九江,東西肆目,若登天庭焉。其嶺下半里許有重巖,上有懸崖,古仙之所居也。其后有巖,漢董奉復館于巖下,常為人治病,法多神驗,病愈者令載杏五株,數年之間,蔚然成林。計奉在人間近三百年,容狀常如三十時,俄而升仙,絕跡于杏林。其北嶺兩巖之間,常懸流遙霑激勢相趣。百余仞中,云氣映天,望之若山,有云霧焉。其南嶺臨宮亭湖,下有神廟,即以宮亭為號,其神安侯也。亭有所謂感化□……
七嶺同會于東,共成峰蹎,其巖窮絕,莫有升之者。昔野夫見人著沙彌服,凌云直上,既至,則踞其峰,良久,乃與云氣俱滅。此似得道者,當時能文之士,咸為之異。又所止多奇,觸象有異。北背重阜,前帶雙流,所背之山,左有龍形而右塔基焉,下有甘泉涌出,冷暖與寒暑相變,盈減經水旱而不異,尋其源,出于龍首也。南對高峰,上有奇木,獨絕于林表數十丈,其下似一層浮圖,白鷗之所翔,玄云之所入也。東南有香罏山,孤峰獨秀起,游氣籠其上,則氤氳若香煙,白云映其外,則炳然與眾峰殊別;將雨,則其下水氣涌出如馬車蓋,此龍井之所吐;其左則翠林,青雀、白猿之所憩,玄鳥之所蟄。西有石門,其前似雙闕,壁立千余仞,而瀑布流焉;其中鳥獸草木之美,靈藥萬物之奇,略舉其異而已耳。
自托此山二十三載,再踐石門,四游南嶺,東望香罏峰,北眺九江;傳聞有石井方湖,中有赤鱗踴出,野人不能敘,直嘆其奇而已矣。
晉安帝隆安五年以后,慧遠派弟子往長安,與法師鳩摩羅什通好。他在廬山,大力宣揚僧伽提婆所譯之 《阿毗曇》 (即 《發智論》)、佛陀跋多羅所傳之達磨禪法及鳩摩羅什之 “三論” ( 《中論》、《百論》、《大智度論》),功績卓著。他弘揚佛法,常引用儒典和《老》、《莊》,因為他既認佛法為“獨絕之教,不變之宗”,又認為“內外之道,可合而明”(《沙門不敬王者論》),“茍會之有宗,則百家同致”(《與隱士劉遺民等書》)。所以在他那里,儒、玄二宗都是為佛所用,而他又是以佛為宗,對儒道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成一家言。他在東晉影響之大,和這有很大的關系。他曾著 《明報論》、《釋三報論》來辟關于、報應” 的俗說,又作 《沙門不敬王者論》來答復桓玄的問難,其學說之核心,即“神不滅”論,以為 “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為化之母,神為情之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 (《沙門不敬王者論》五) 而此精神不滅之說,實為三世因果報應之理論根據。他要擺脫沈溺生死之苦、累劫輪轉之痛,所以在元興元年與劉遺民、周續之、畢穎之、宗炳、雷次宗、張野、張詮等123人在廬山之陰般若云臺精舍阿彌陀像前建齋立誓,共期來生于西方凈土。義照八年,又立臺擬佛影;明年,又銘石記其事。
上述慧遠的這些佛教活動,地點都在廬山。所以他對廬山,似乎也洋溢著一種宗教的感情。
這篇 《記》可分為四段。第一段敘述廬山的地理位置及其名稱的由來。
慧遠時代,江州潯陽郡治即在今江西省九江市區內,而廬山在其南。廬山的南端,面對著宮亭湖 (即今鄱陽湖臨近宮亭廟的部分); 山北面,正對著九江(即潯陽江—傍著潯陽的這一段長江據說長江在這里分出九水,所以《尚書·禹貢》里有“九江孔殷”的話)。九江之南是小江(這小江當指湓水,它源出瑞昌縣清湓山,流經潯陽城下,又名湓浦港,再往北,流入大江,入江處即古之湓口),廬山在小江之南30里多一點。廬山左邊(即東邊,此以廬山坐北朝南的方位來論左右)裹挾著彭蠡湖(即彭澤湖,今鄱陽湖),右邊靠著大的州府(此處疑指柴桑縣,該縣曾是江州府治所在地,所以《晉書·地理志》說:“安帝義熙八年,省潯陽縣入柴桑縣,柴桑仍為郡(治)。”可見柴桑縣曾為江州府治所,后來移治潯陽縣,義熙八年又取消潯陽縣,把它并入柴桑縣,仍把江州府治設在這里)。廬山還是引控三江之水并占據著三江會合的形勝之地所謂“三江”,指長江在潯陽一帶的三段水程。《初學記》引《尚書》鄭注:“左合漢為北江,右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為中江”。據此,則夏口(今漢口)附近長江叫北江,湖口附近稱南江,夏口與湖口之間稱中江。所以“左挾彭蠡”這幾句,極言廬山地理位置的重要。下面又引《山海經·海內東經》:“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一日天子鄣。” 《水經注·廬江水》:“廬山之北,有石門水……其水下入江南嶺,即彭蠡澤西,天子鄣也。”可知天子彰在廬山之一隅,距石門不甚遠(石門在今廬山大天池附近),系廬江之所出,而流入彭澤(彭蠡澤—即彭蠡湖—鄱陽湖)之西,湖在東,山在西。慧遠引《山海經》的話,是為他前面的敘述提供史料根據。
敘完廬山的地理形勢,又補說廬山之得名。他說殷周之際,有位匡續(“續”又作“俗”,“續”、“俗”一聲之轉)先生曾在仙人處受道,后來偶游廬山便隱居在這里,后人便用“匡續之廬”來稱此山為“匡廬”、“匡山”或“廬山”。按,關于廬山的命名,歷來有不同說法。除上述說法外,《水經注》還引到周景式的話:“廬山匡俗字子孝,本東里子出,周武王時,生而神靈,屢逃征聘,廬于此山……”,其論匡俗之時代,與慧遠說相近。又引《豫章舊志》說:“廬俗,字君孝,本姓匡,父東野王,共鄱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而亡,漢封俗于鄡陽,曰越廬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術,遂寓精于官庭之山,故世謂之廬山。漢武帝南巡,睹山以為神靈,封俗大明公”,則以匡俗為漢代人,其時代與前二是懸絕,亦不見載于正史。《水經注》作者酈道元對這些說法的評論是:“斯耳傳之談,非實證也。故《豫章記》以廬為姓,因廬以氏;周氏、遠師,或托廬墓為辭,假憑虛以托稱,二證既違,三情互爽。……故《海內東經》曰: ‘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是曰廬江之名,山水相依,互舉殊稱,明不因匡俗始正,是好事君子,強引此類,用成章句耳。”總之,幾種傳聞都不可信。以上是文章第一段。
第二段寫廬山總貌。說它有大嶺七重,山體周長將近五百里。(按,據今天有人計算,其周長為四百里。)這里縈山帶河,是興風布雨之所,高巖傾宇,峭壁絕獻,高有萬尋;山藏暗穴,洞穿懸崖,人獸絕跡,險峻異常。特別的是,天將下雨之際,先有有白氣漸漸聚集,在山嶺下聯結成纓絡狀;等到它們碰上巖石,就從巖岫吐出云來,轉眼間濃云滾滾,緊接著大雨便傾瀉下來,有時大風一起,振動山巖,其聲澎湃,往來盤旋于山谷間,各種聲響,齊鳴并奏,十分可怕。這是大自然的運動,令人難測。這一段,既寫了廬山總貌,同時也抓住了廬山特色——隨處可見的瞬息萬變的景觀。
第三段,著重寫第三嶺。首先,它極高峻為人所罕至;另外,它是太史公司馬遷曾登眺的地方;再有,它下邊有重巖,巖上有懸崖,是古代仙人居處;懸崖后面又有巖,三國時吳國董奉曾在這里結館隱居,他活了近三百歲,容貌神態卻像是三十多歲的人。他為人治病并不取錢,而令重病愈者載杏五株,輕者一株,數年之間得十萬余株。成為杏林。后來他竦身入云,成仙而去。事見《三國志》 及《神仙傳》。第三嶺說完,又把北嶺南嶺作簡要介紹。寫北嶺,突出其懸流瀑布造成的云氣映天的恢宏氣勢; 寫南嶺,則介紹安侯廟,但很簡略,語氣未完,疑有脫文。據梁慧皎《高僧傳》,安世高本安息國王太子,讓國于叔父而出家,漢魏間行達郜亭 (“宮”、“郜” 一聲之轉) 湖,時湖神分風上下,舟人敬憚,因與同旅三十余船奉牲請福,神忽降祝曰: “吾昔外國,與子共出家學道,而性多嗔恚,故墮神報。今見同學,悲欣不可勝言。” 世高請神出形,神乃出大蟒頭,不知尾之長。世高向之胡語贊唄數番,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則知安世高為能超度大蟒,為旅祈福者。那么,人們為他立廟奉享,尊為安侯,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第四段寫七嶺走勢,集聚于東,其峰巖高絕,無人能上。先說野夫見人穿沙彌服(僧服)凌云直上其峰,后與云氣俱滅。這峰可能指羅漢巖(約距龍首崖不遠)。從野夫所見景況來推測,這僧大概是得道之人,當時的文士,都很驚異。不止是故事神奇,而且這一帶的景物也很奇妙。所謂“觸象有異”就指看到的景物不同一般。先說北面,背靠著重山,左邊有龍形,右邊是塔基,下有甘泉涌出,說這泉出于龍首,今廬山有龍首崖,那么這泉水恐怕就是天池水。再看它的南面正對著高峰,高峰上有奇木,高出樹林之上數十丈,下面則像是一層寺塔,這是白鷗回翔之地,云氣所入之處。羅漢巖的東南有香爐峰,平時云氣籠其上;將雨,則水氣涌其下,據說是龍井吐出來的,再往東,有翠林。漢羅巖西邊有石門,似雙闕,壁立千余仞 (據桑喬《廬山疏》,認為這里的天池峰和鐵船峰二峰對峙如門,所以叫石門)有瀑布高懸,不可勝記。
末段說“自托此山二十三載”,兩次游石門,四次游南嶺……這一段是否出于 《游廬山記》,不得而知。如果這是 《廬山記》里的一段,或者它雖出于 《游廬山記》而 《游廬山記》 與 《廬山記》作于同時,則我們就可從“自托此山二十三載” 的話,推知 《廬山記》是隆安五年或元興元年(401或402) 的作品。
這篇作品,屬于方志一類。其創作時代在酈道元 《水經注》 以前。這時游記文學還沒有發展起來,而這篇 《廬山記》 已經開了游記文學的端緒。最早由后漢初馬第伯寫的《封禪儀記》有一些對泰山的描寫,但他們實際是光武帝封禪活動的先遣隊,因此文章著重表現登山的艱險和對泰山崇拜的感情。而慧遠此文的目的很明確,是要介紹廬山。但廬山這座名山和其他名山不同,它山無主峰,蜿蜒蟬聯,指列條數,各自為勝,景點很分散。所以如何下筆,是頗費一番躊躇的。本文寫廬山既標明它的地理位置,概括廬山總貌,同時又在眾象紛呈中抓住重點,比如介紹第三嶺,還有介紹七嶺集聚于東,這些地方寫得較詳,很見剪裁功夫。
在描寫景物方面,《文心雕龍·物色》說: “及《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復舒狀,……及長卿之徒,詭勢瓌聲,模山范水,字必魚貫”,說辭賦寫法是用鋪張排比。而這篇則不同,采用提綱挈領的濃縮手法,重點地方稍加點染,使它透出靈氣,重在寫廬山的精神和蘊含的內在特質,不在于表面敷彩。作者深知面面俱到的細碎平庸的描寫不會收到好效果,所以他用力于對廬山特點的總體把握上。應該說,他對廬山風雨、云霧、天氣、景觀多變這一點把握等很準確,在前一部分對廬山概括介紹是如此,而在后面重點寫七嶺同會和南北嶺特點時,也未忘記突出瀑布、云霧之奇。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方面他取得了成功。
本文還有幾處引用了一些傳說故事,如匡續隱居、古仙居所和董奉隱居為人治病、安侯廟的來歷,沙彌乘虛登山與云氣俱化等等,雖有些帶有道家和道教色彩,但恰好表現了作者思想里佛、道相通,體神入化,似有還無的真如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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