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中覺醒的少年

從1839年林則徐的虎門銷煙到鴉片戰爭，再到一個又一個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中國陷入一片混亂之中。清政府無能，戰事不斷，求變求新的聲音不斷。直到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產生，洋務運動，義和團運動，以及戊戌變法，這一系列的革命發生，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才開始警醒，中國如果繼續沿著原來的道路前進，那真是國家的悲哀，民族的悲哀。

正是基于這樣的事實，才有越來越多的人站了出來，他們為了尋找救國救民之路，遠渡重洋，去了西方發達國家尋找真理，他們為了這個國家的重生，站了出來。可以說是他們選擇了歷史，也可以說是歷史選擇了他們，他們用自己的身軀推動著歷史的車輪向前走，他們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

歷史有時候可能就是由一群精英人物推動著向前走的。

第一章節中的這群人，正是推動著中國歷史向前走的那群人，他們經歷了中國被列強瓜分的現實，他們把心中的恨化成了動力，把個人的利益拋在身外，他們憂國憂民，把個人的理想，建立在為國家效力之上。

書中的這些文章，試圖讓讀者能夠感覺到來自于這群人身上的道德光芒，來自于這群人身上的人性光芒，并讓這些光芒照亮今天的我們向前進的路。

每一個時代都有每一個時代的名人，梁啟超就屬于近代史上的一位名人，他集思想家、文學家、學者于一身。這樣的名人，他的身上發生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會受到各種各樣的關注，生病治療都不例外。

1923年的春天，對于梁啟超來說是一個多事之秋，先是相濡以沫的妻子，忽然之間撒手而去，緊接著又發現自己的尿中帶血。開始梁啟超還認為這是自己失去妻子后的傷心勞累所致，并沒有放在心上，更沒有告訴自己的家人。

誰知尿血卻越來越嚴重，而且查找不出原因，梁啟超以為自己也和妻子一樣得了癌癥，就決定聽從家人的意見，到德國人開的醫院去做檢查，檢查結果是尿血癥，但卻尋找不出出血的地方，家里的人聽了十分慌張，梁啟超卻并不在意，他還樂觀地對自己的女兒說，我這病算不得什么，我也沒有一點痛苦，精氣神都很好，不必大驚小怪。

梁啟超說得輕松，尿血的現象卻沒有消褪，而是越來越嚴重。梁啟超終于同意家人的意見入住到條件好的協和醫院去檢查。檢查的結果是梁啟超的右腎上有一個黑點，診斷為腫瘤。協和醫院主治大夫的意見，馬上手術。

手術之后，醫生對切下來的右腎進行解剖，卻發現雖然有一個微小的腫塊，但卻不是開始所聲稱的惡性腫瘤，更不是真正的出血點。這時候，梁啟超的尿里也依然是血，并且又一次像到德國醫院檢查時的一樣，查不出病源在什么地方。沒有辦法，協和醫院的醫生只能夠以“無理由之出血癥”來下診斷書。這樣的診斷書一出來，立刻就被那些關注梁啟超身體的記者抓到了新聞，他們在報紙上撰文，批評協和醫院的醫生拿梁啟超做實驗品，并且割錯了梁啟超的右腎。

有些報紙干脆嘲諷西醫就是屠夫，只會做人體的器官切除縫合游戲，還有一些更加干脆，就用“梁啟超被西醫割錯了腰子”為標題，大肆地炒作西醫害人的事情。一時間，社會上各種聲音匯集，梁啟超成了主角。

接下來的日子，梁啟超接受中國有名的中醫唐天如的建議，用中藥治療。在唐天如的中藥調理下，梁啟超的尿血狀況大大好轉。這時候，梁啟超也開始相信是協和醫院誤割了自己一個好的腰子。但是面對更大的對協和醫院的討伐風暴，梁啟超卻沒有站在那些媒體記者的一邊，去譴責協和醫院的所作所為，而是自己站了出來，用手中的筆撰寫了《我的病與協和醫院》的文章，發表在當時影響力巨大的《晨報》上。

梁啟超在《我的病和協和醫院》的文章中，公開為協和醫院進行辯護，他在文章中寫道：“我們不能因為現代人科學智識還幼稚，便根本懷疑到科學這樣東西。即如我這點小小的病，雖然診查的結果，不如醫生所預期，也許不過偶然例外。至于診病應該用這種嚴密的檢查，不能像中國舊醫那些‘陰陽五行’的瞎猜，這是毫無比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會上，別再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這是我發表這篇短文章的微意。”

正是這篇文章，讓更多的人看到了梁啟超寬闊的胸懷，同時也看到了他尊重科學，相信科學，弘揚科學的良苦用心。也正是這篇文章，讓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重新認識西醫，重新認識科學，也開始像梁啟超一樣，嘗試用各種科學的辦法，來改變我們的國家，并且在改變的過程之中，允許科學犯錯誤。這才有了今天的科學進步，有了更加和諧的科學發展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