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賓客嘉話錄》簡介|鑒賞
軼事小說集,又名《劉公嘉話錄》。唐韋絢撰。《新唐書·藝文志》著錄: “韋絢《劉公嘉話錄》一卷”。《宋史·藝文志》卻記載韋絢有《劉公嘉話》一卷,此外還有《賓客嘉話》一卷。但考其它書目,均無記載《賓客嘉話》。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斷言:《宋史·藝文志》中的《賓客嘉話》,是從《劉公嘉話錄》中摘錄出的一部分。兩書合為一書,才是原《新唐書·藝文志》中的《劉公嘉話錄》。此書在流傳過程中,一方面大量散佚,一方面又竄入不少偽作, “真偽糅雜,炫惑視聽”(《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今天我們能夠見到的最早的《劉賓客嘉話錄》,是《顧氏文房小說》本,收錄一百一十三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指出其中偽作有三十九則,今人唐蘭先生悉心考辨,認為偽作有六十八條之多,原作僅有四十五則。唐蘭先生又從其它書籍中鉤輯散佚,補遺五十六則。這樣連同原來四十五則共一百零一則,恢復了原作面目十之七八。唐蘭校輯本載中華書局出版的《文史》第四輯。
《郡齋讀書志》載此書是韋絢“幼從學于禹錫, 錄其話語”。從這句話看,似乎是韋絢在幼年從學期間撰成。但韋絢在此書序中言自己二十一歲從襄陽投奔禹錫,這一年為長慶元年(公元821年),而成書于大中十年(公元856年)二月。書中所記之事,也不盡為長慶元年時事。“李程善謔”和“開成末韋絢為起居舍人”二則,時間均在文宗末年,可見此書是韋絢于大中十年五十六歲時追記劉禹錫語。
由于劉禹錫是中唐頗有影響的政治家和文學家,所以韋絢這部記錄劉禹錫日常話語的著作歷來受到人們的重視,把它視為研究劉禹錫和整個中唐政治文化狀況的重要史料。關于此書的內容,韋絢在序言中作了概括:“國朝文人劇談,卿相新語,異常夢話,若諧謔、卜祝,童謠、佳句”,簡直是無所不有,異常豐富。我們根據內容的不同,把唐蘭所輯一百零一條大致歸類:其中評價文學,討論經傳的大約有二十二條;評論朝廷政事,記錄政治軼聞的,約有二十二條;識別人才的有十四條;記錄日常趣聞的有四十三條。我們從劉禹錫評價文學的二十二條語錄中,可以看到這位文學家孜孜不倦的求學態度、謹嚴的治學精神和高超的鑒賞能力。書中記載了這么一段語錄: “薛伯鼻修史,為愬傳,收蔡州徑入為能。禹錫曰: ‘我則不然。若作史官,以愬得李祐,釋縛委心用之為能。入蔡非能,乃一夫勇耳’”。今天雖看不到薛伯鼻所寫的《李愬傳》,但兩《唐書》和司馬光《資治通鑒》中均有關于李愬雪夜入蔡州的記載。比較兩《唐書》和《資治通鑒》,便可看出,三部書在描寫李愬率軍攻入蔡州城,生擒叛匪吳元濟這一情節時,文字差異不太大,但司馬光筆下的李愬卻顯得生機勃勃。究其原因,正是《資治通鑒》比較詳細地描寫李愬在攻取蔡州城之前一系列的準備工作,其中重點就是表現李愬如何“得李祐,解縛委心用之”,從而很好地表現出李愬攻心為上,文韜武略的大將風度。司馬光刻畫李愬這個人物的成功,如果不是曾讀過劉禹錫的這番高論而受到啟發的話,便是此兩位文學家在這個問題上所見略同。
唐代僧人守溫是我國音韻學的創始人,他依據梵文的原理創制“三十六字母”,是音韻學史上的一件大事。敦煌所出“守溫韻學殘卷”的卷首題“南梁漢比丘守溫述”,但“南梁”到底是什么地方?學者們眾說紛紜,有的說在河南,有的說在湖南,有的說在四川。唐蘭先生曾引五代時王仁裕《玉堂閑話》,考證南梁即陜西興元,但學術界認為僅此孤證,尚存懷疑,但在此書“崔丞相選布衣”條有“時德宗在梁”的記載, 《太平廣記》引作“在興元”,又有“德宗降誕”條中“及德宗幸梁”,都有力地支持了唐先生這一論證。考定了南梁是陜西興元,就可斷言守溫“三十六字母”的語音系統為秦音,這是中國音韻學史上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由此也可見《劉賓客嘉話錄》的重要認識價值。此外象書中記載的施士丐說詩,公孫羅《文選音》,以及張巡、許遠的詩文,都是其它書籍未曾記載的重要材料,所以受到文史工作者的重視。
《劉賓客嘉話錄》中,善于鑒別人才的內容就有十四則之多,在這些故事中,多為記錄劉禹錫聽到的一些民間傳聞,語多荒誕,多為何地異人能獨具慧眼,一見面便知日后命運,何時能出將入相,反映了劉禹錫唯物觀的不徹底性,同時也是封建社會地主階級知識分子懷才不遇,渴求得到統冶階級賞識、任用心理的曲折表現。本書文字簡扼,加之又是語錄體形式,各段之間內容上沒有聯系,所以顯得零碎而無系統性,文學價值遠不如它的認識價值,但也有少數章節, 作者談論具體問題之中,借題發揮,生發哲理,對人不無啟迪。 “人言鶴胎生”一則中,記載了劉禹錫與作者韋絢的一段有趣對話。兩人是從鶴是胎生,所以被人視為仙鶴,而鷺鶿也是胎生,卻不被人重視這一問題開始,最后劉禹錫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其鷺鶿之謂也”。就是說,鷺鶿與仙鶴命運迥異,是由于它們所處的地位決定的,而不是它們脾性功用的不同。韋絢的結論是:鶴因為不常見而鷺鶿常見,世人以少為貴。圣人也是如此,僅僅因為少而被世人所推崇。作者從社會生活中的一種常見現象,推導出具有廣泛意義的富有哲理的結論,同時也含蓄地批評了以少為貴,而并非以好為貴的市俗偏見,頗有點小品文的味道。
在“劉禹錫”一條中,作者記載了劉禹錫講述的一個寓言故事:在一座深山之中,住著一位老婦人。有一天,她看見一只猛虎伏在地上動也不動,似乎是受了重傷。老婦人壯起膽子走近一看,原來老虎腳爪上插進了一根芒刺,所以疼得不能舉步行走。老婦人為這只老虎拔除芒刺。虎十分感激,搖頭擺尾呼嘯而去。從此之后,老虎每天都抓些狐兔拋到老婦人院中,這位孤寡老人每天也再不愁吃的了。不料有一天,老虎咬死了一個人,它仍然將此獵物拋到老婦人院中。鄰居看見老婦人院中有一具血肉模糊的尸體,以為是她殺了人,于是便將她捆起來,準備送到城里官府去。老婦人再三分辯,大伙才放了她。這個故事,寓意深遠,耐人尋味。作者似乎是想說明這么一個道理:由于人們認識上的差距,而決定了人們對同一事物的完全不同的態度;又似乎是在告誡人們“道不同,不相為謀。”總之,它能給人以多方面的啟迪。
在《劉賓客嘉話錄》中,語言最優美,文學性最強的要推“八陣圖”了。
作者寫傳說為諸葛亮所布的八陣圖,巧在沒有用過多的筆墨對八陣圖進行正面描寫,而僅只用“箕張翼舒,鵝形鸛勢”八個字一筆帶過。作者把描寫的重點放在三峽中奔涌澎湃的江水上:“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澒涌滉瀁,可勝道哉。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硙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雷奔山裂,則聚石為堆者,斷可知也。”作者極力烘托出洪水來時那種無堅不摧,所向披靡的磅礴氣勢。在濃墨重彩渲染了洪水使“萬物皆失故態”的雷霆之威后,再輕輕點出“惟諸葛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不僅如此,而且是“僅已六七百年,年年淘灑推激,迨今不動”。這種前后的強烈對比,給諸葛亮八陣圖涂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使讀者在懸念強烈的驅使下,要探究八陣圖的奧秘。遺憾的是,劉禹錫在揭開這個問題的答案時,把它歸結為人力與神明佑持的結果。這正反映出作者所受的階級、時代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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