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的主要內容,《禮記》導讀

《禮記》是選輯秦漢以前諸種禮儀論著的儒家經典。相傳由西漢戴圣編纂，因戴圣世稱 “小戴”，故是書亦稱 《小戴記》，或稱 《小戴禮記》。自東漢鄭玄撰《周禮注》、《儀禮注》、《禮記注》行世，始有“三禮”之并稱。《禮記》之學，自東漢至唐皆以鄭注為則，唐敕修孔穎達《禮記正義》亦宗鄭注，并編入《五經正義》，后即為 《十三經注疏》本 《禮記》。本書是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文物制度及先秦儒家學說的重要文獻，主要注解本有宋衛湜《禮記集說》、清朱彬《禮記訓纂》、孫希旦 《禮記集解》 等。

戴圣，西漢今文禮學“小戴學”的開創者，生卒年不詳，字次君，梁(郡治今河南商丘)人，曾任九江太守，與叔父今文禮學“大戴學”的創始人戴德同于經學家后蒼門下學 《禮》，宣帝時立為博士，甘露三年(前51年) 參加 “詔諸儒講五經同異” 的石渠閣議。

《禮記》凡49篇，后定為63卷，依近人梁啟超《禮記解題》所述，可劃分為五類。

其一為通論禮意或學術之屬，如《禮運》、《經解》、《樂記》、《學記》、《大學》、《中庸》、《儒行》、《坊記》、《表記》、《緇衣》等篇。該屬反映了儒家思想之精義，例如，《禮運》對“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大道既隱，天下為家”的“大同”與“小康”之治作了典型的描述，通過“選賢與能”、“大人世及”，“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齊親其親、齊子其子”，“謀不作而亂不起”、“謀作而兵起”等對比，體現了先秦儒家對 “禮運大同”的追求。又如，《樂記》反映了儒家“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的禮樂并重的觀念，強調了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的樸素唯物主義觀念。再如，《學記》認為 “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并闡述了 “教學相長”、“長善而救其失”、“蛾子時術”等進學之道。該屬要旨反映在“三綱八目”，即 “明明德”、“親民”、“止至善”、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 《大學》篇，和強調“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的《中庸》篇，至宋代它們與 《論語》、《孟子》并列為 《四書》。

其二為解釋《儀禮》十七篇專論之屬，如《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喪服四制》、《祭義》等篇與《儀禮》諸篇有直接對應關系，是研究 《儀禮》 的重要參考資料。

其三為記孔丘言行或孔門及時人雜事之屬，如《孔子閑居》、《仲尼燕居》、《檀弓》、《曾子問》等篇。

其四為記古代制度禮節之屬，如《王制》、《曲禮》、《玉藻》、《明堂位》、《月令》、《禮器》、《郊特牲》、《祭統》、《祭法》、《大傳》、《喪大記》、《喪服大記》、《奔喪》、《問喪》、《間傳》、《文王世子》、《內則》、《少儀》等篇。該屬不少篇目與《儀禮》有間接關系，且具考證性質，也是研究《儀禮》的重要資料。

其五為古代格言記錄之屬，如“臨財毋茍得，臨難毋茍免” ( 《曲禮》)、“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檀弓》)、“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坊記》)、“情欲信，辭欲巧” ( 《表記》) 等。

《禮記》，尤其是最有代表性的 《大學》、《中庸》、《禮運》、《學記》、《樂記》等篇，在中國文化思想史上有一定影響，例如，《禮運》“天下為公”的“大同”思想，對中國以后的思想家，甚至對近現代的洪秀全、孫中山等人都有影響。《大學》的“修齊治平”思想，在唐代成了韓愈捍衛儒家道統，對抗佛教哲學的理論基礎。南宋理學家更是以《大學》的條目要旨作為倫理、政治、哲學的基本綱領。又如，《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的“中和”論，對我國封建社會倫理影響很深遠。此外，本書對歷史記述、考古、語言、文學、中國民俗等方面的研究，也具有重要價值。

自鄭玄兼注三禮以來，三禮兼治之風習，遂歷代沿用，但因三禮來源繁異，故成功的綜合性研究著述并不多見。對《禮記》的研究，近幾十年來，一是在綜合多類古文獻的整體研究上，二是在突破名物訓詁、章句字讀及典章制度的考辨上也有所進展。

參考文獻

• 1.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
• 2. 蔣伯潛: 《十三經概論》,世界書局,1944。
• 3. 朱維錚:《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