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合內(nèi)外瑣言》簡介|鑒賞

文言小說集。清屠紳(1744—1801)撰，參見附錄小傳。原名《瑣蛣雜記》，十二卷，署竹易山石道人撰，有吳錫麒(署姬金麟)敘，初版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更名《六合內(nèi)外瑣言》后，二十卷，署黍馀裔孫編。有石渠閣刻本，申報館、國學(xué)扶輪社、廣益書局、大達圖書供應(yīng)社等印本。全書一百六十五篇，篇后各有評語一至二則。參加作評的有數(shù)十人之多，多為當(dāng)時的學(xué)者名流，如洪亮吉等。其中還有一些滿族文人，如曾為《夜譚隨錄》作評的蘭巖(恭泰)等。

本書是一部才學(xué)之作，是供文化程度較高的人閱讀的作品。魯迅在其《中國小說史略》中指出，本書“故作奇崛奧衍之辭，伏藏諷喻，其體式為在先作家所未嘗試，而意淺薄”。大體上把握了本書的某些藝術(shù)特點，并看出了其獨創(chuàng)性。但評價未盡公允。倒是清人陸祁生的哀屠紳詩“游戲文章都奧衍，猖狂意氣是酸辛”等句，道出了書中的“猖狂”、 “辛酸”的意味。所謂“奇崛奧衍”的藝術(shù)特點，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本書多非一般的故事體或記傳體的傳奇小說，而是一種出以鬼神怪誕方式的隱喻、象征小說。其形象和情節(jié)，往往別有含義，不能使人一目了然。如《海市舶》寫一個人在東海鰲背上生活了數(shù)十年，受盡了顛簸驚恐之苦。作者的用意不是要寫一篇什么海上奇談，而是隱喻宦海風(fēng)波。(二)本書具有“衍古”性， 喜好用典，所寫的人物和情節(jié)往往是由前代故事生發(fā)出來的。所用的典故，不僅出經(jīng)史子集等書，還有許多來自上古神話、晉唐小說，以至于西南少數(shù)民族的神話傳說等。讀這種小說是需要某些準備知識的。如《燭光愛主》篇，就由唐代著名小說家沈亞之推想，杜撰出沈先之這樣一個人物，讓他與上古神話傳說中的人物來往，并涉及到沈亞之本人小說中的某些人物和情節(jié)。 (三)書中的形象系列，雖仍屬于志怪、傳奇小說范疇，但多師心獨創(chuàng)，不落前人窠臼，也較少掇拾當(dāng)時社會上流傳的故事情節(jié)，因而更加顯得荒誕離奇，匪夷所思。如《相思子》用枸杞精隱喻某些好色之徒，是由中藥枸杞子的滋補、壯陽等藥性生發(fā)出來的，又因枸、狗同音，便使其形亦人亦狗。這就把韓愈《毛穎傳》之類的擬傳小說與志怪、傳奇融合為一，使人耳目一新。 (四)本書語言經(jīng)過認真的錘煉和篩選，“文學(xué)性”或“陌生化”程度較高，一般行文用的是較為標(biāo)準的古文，比其它文言小說顯得艱深。更有甚者，有時還用《尚書》式的或玄學(xué)式的語言，而且喜用生典僻典，由于行文中藏頭露尾，拐彎抹角，即使“熟典”也變得生僻了。如稱淮泗水怪無支祁為祁氏，一般地說，不熟唐人小說的人是不大了解無支祁的來龍去脈的，也就更難弄清其譬喻意義了。以上這些特點，在前人的文言小說中雖然也出現(xiàn)過，但不象本書表現(xiàn)得這樣集中，全面、鮮明。這反映了作者在藝術(shù)追求上的獨創(chuàng)性和探索精神。 這種追求，既有所得，也有所失，是薰蕕雜陳的，對不同的人其客觀效果也不同。從總體上看，可能給人以一種怪誕而又朦朧的藝術(shù)感受。乍一寓目，也許會覺得佶屈聱牙，不知所云。但只要仔細披讀，也還不難明白并有所獲益。特別是某些內(nèi)容較為深刻的作品，還頗耐玩味。至于本書內(nèi)容也并非都是淺薄無聊的，所提出的許多問題是值得注意的，其總的傾向在當(dāng)時也是進步的。

從總體上看，本書并非一般的諷喻、勸懲之作，而實在是一部關(guān)心國運民生、傷時罵世、指奸責(zé)佞的孤憤之作。書中的大多數(shù)作品觸及了當(dāng)時社會上存在著的各種各樣的黑暗腐朽現(xiàn)象，對貪官污吏尤多指斥。這種指斥，主要集中在貪、酷、淫等幾個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寫出了封建統(tǒng)治集團的腐朽沒落和道德淪喪，及其對人民造成的嚴重危害。 《蛇首人》寫一個洲島本是龍伯(隱喻某種主子)別墅，這里的居民都是蛇首人身，長官為魚頭丈人(隱喻貪官酷吏)。這個丈人能夠飛行無跡，以蛇民之血為食。 《嘔白痰》寫一個由烏賊魚轉(zhuǎn)生的贓官太守黨有得(本姓尚，冒姓黨，尚字加黑字為黨字，隱喻結(jié)黨貪墨)，對民眾征求無度，搒掠不時。并動用政治權(quán)力，指使縣令等人通過“貿(mào)易”為其重利盤剝， “鬻鹽利二倍，糶谷利三倍”。他的這些活動，都得到上司的保護。烏賊本吐墨汁，但他臨死時卻嘔白痰數(shù)升，這是白銀所化。他賦詩自述云： “曾是前身吐墨魚，不遭墨辟快何如，白銀化作白痰吐，生死無忘貨殖書。” 《兩小人》寫饕餮神(身材巨大，食量非凡，隱喻贓官)，與民爭食，甚至通過強盜“綁架”的方式，搜刮民脂民膏。他的兩個走卒坦白說：“饕餮神多逋負(謂欠債)，天門諸靈官(隱喻中央衙門)索物急，故吾兩人為設(shè)法多取也。”《蔚夫人》寫陳后主(南朝亡國之君，也可以理解為是一種影射)奢侈靡費，幾乎將嶺南的財寶搜刮殆盡。美人張麗華要吃新鮮豹胎，需烹熟后，用能夠防腐的陰沉木盛裝，由嶺南飛速送往金陵。從此陰沉木絕種。淫樂就是一切，國計民生對他們來說是不在話下的。象這樣的隱喻、象征式的描寫，在書中俯拾即是。不管其形式是多么荒唐無稽，其命意所在是完全可以把握的。對于這樣的殘酷的壓迫和剝削，民眾是不可能長期忍受下去的。一般說來，作者對民眾反抗個別貪官污吏的斗爭是支持的，至于旨在反抗整個封建統(tǒng)治的人民起義，作者則是反對的。但某些描寫這類事件的篇章，也不乏某些客觀的合理內(nèi)容。《萬人塚》寫當(dāng)時著名的王倫(書中作汪侖)起義，其結(jié)局是這樣寫的：起義軍被圍困在一座佛寺中，官軍統(tǒng)帥命“縱火焚之，俱為煨燼。有脅從者，逼于河，皆死，名其寺曰‘萬人塚’，名其河曰‘萬人渠’。”最后，這個統(tǒng)帥嘆息泣下說：“吾以王師四征久矣，殺人無如齊人多者。嗚呼!天下承平日久，燎原作孽，蒼赤幾無孑遺。齊人之劫也，于統(tǒng)軍何尤!”在這里，作者對起義人民的悲慘結(jié)局，是抱有一定的同情態(tài)度的。《十卷書》寫福建人民起義事。起義者只殺贓官，不殺清官。清軍官員中有一名叫田云的人得到黃須人送給的“十卷書”。其中有這樣詞句： “官嗜番(指當(dāng)?shù)厝嗣?錢，須不愛官。 官畏番刀，須不愛錢。”又說： “褓民者，民以身為之褓。肉民者，民以齒決其肉。”黃須人還說： “夫兵唯圣人在上始可用，儒臣在下始能用。子不患無官，患有官而以羊豕自居(謂貪酷)，卒為人屠也。不患無兵柄， (患)兵柄在手而不能制武人，使多戮傷，奸生德，亦卒為人縛也”。這里指出了“官逼民反”的道理，并認為貪官污吏遭到人民群眾的懲處是罪有應(yīng)得，對清軍大肆屠殺人民也頗有微詞。對人民起義敢于這樣落筆的，在當(dāng)時實屬罕見。

作者宦海浮沉，對于大清王朝盛極而衰、人民生計日窘、階級斗爭日趨尖銳這樣一種“山雨欲來風(fēng)滿樓”的政治形勢，是有深切感受的。出于對國家前途、人民疾苦的關(guān)切，在書中流露出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書中經(jīng)常寫到的旱荒、水患往往有隱喻時局之意。 《秋心亭》寫的就是一個“愁”字。開篇說： “杞人吳小重，水神也。其上世皆讀《離騷經(jīng)》，而得其幽怨之旨。”這里， “杞人”自然使人聯(lián)想到“杞人憂天”的故事， “水神”則與水患有關(guān)(見下)。接著，又連續(xù)寫到周文王、左邱明、屈原、宋玉、司馬遷、賈誼、李賀等有名的因窮愁孤憤而著書的歷史人物，而以屈原、李賀為中心。書中奉《離騷》為經(jīng)典，并明白指出《離騷》的精神源于《周易》 (據(jù)載， 《周易》是文王被殷人拘于羑里時所著)的憂患意識。這里的“愁”，顯然是一種政治上的憤懣情緒，而不是那種“對花灑淚， 見月傷懷”的狹隘的個人情感。 《有鬼論》寫七品官江其相憂國憂民的故事。他著《有鬼論》實際是指斥社會黑暗勢力。他在任上，“所在為人民捍患”，病中與人談?wù)摻越?jīng)濟(謂經(jīng)世濟民)語。人民稱其為“家翁”。但因“性情狷急”而遭到上司的排擠。“時黃淮塞流，貢艘不渡。其相臨河慷慨泣下，曰： ‘江某七品秩耳，如有利于河渠， 死且不恨。’”死后，果然成了水神。這里，實際上也表達了作者自己的情緒和抱負。聯(lián)系本篇，那些寫旱魃、水怪揚威肆虐的篇章，如《父命命》、 《鑄鏡叟》等，就更容易理解了。 《鑄鏡叟》寫水怪為害，而這些水怪實為王敦、蘇峻之流轉(zhuǎn)化的，他們都是東晉時代擁重兵、擾亂天下的亂臣賊子。水怪聲稱： “南唐亦東晉也，吾輩不出，如劫灰何!”東晉、南唐都是腐朽王朝的末世。這里，可以認為這是作者對大清王朝時局的一種感受。 《父命命》則從正面寫水土之神捍御水患的斗爭。以上， 作者的抨擊、感受和追求，與當(dāng)時社會上要求某種社會改良的“經(jīng)世致用”等思潮是一致的，是一種進步傾向。至于作者的社會理想則是很模糊的，并沒有超出封建制度的樊籬。 《老縣正》寫了一個幸福友愛的蝴蝶國，這不過是一種世外桃源式的烏托邦幻想。

本書問世后毀譽不一。晚清著名文學(xué)家譚獻(1832—1901)，在評定乾嘉以來文言小說的次第時，曾將本書列為第一。“五四”以后，有些學(xué)者則持否定態(tài)度。鄭振鐸就曾指責(zé)本書“怪誕無聊”。這是用通俗小說的標(biāo)準來衡量隱喻、象征體的文言小說，實在是一種誤會。不管人們怎樣評斷，以下事實是無法否認的：本書上承唐人《玄怪錄》、 《纂異記》等書“作意好奇”的傳統(tǒng)，并有所發(fā)展，而且對后來的創(chuàng)作也產(chǎn)生了較大的影響，如《蕉軒摭錄》、《涂說》、 《夜雨秋燈錄》《澆愁集》等等，都與本書一脈相承。本書的某些內(nèi)容，在《夜雨秋燈錄》等書中已成為“典故”。從這些作品的傾向看，其總的影響是積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