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金元文學的內容·遼金元小說·金元時期白話小說的發展

市井娛樂活動的“說話”，在宋代蓬勃發展，說話藝人表演底本話本，便是白話小說。在其基礎上又產生了短篇擬話本和長篇章回小說，開啟文言小說與白話小說并駕齊驅的時代。故魯迅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說：宋之話本“實在是小說史上的一大變遷”。但魯迅同時認為：“到宋亡，而元人入中國時……話本也不通行了。”與北宋同時的遼未見有“說話”與話本的記載，金元則不同。據有關材料記載，金主完顏亮與其弟完顏充都愛聽講史，《三朝北盟會編》卷七七《金人來索諸色人》條記其打到汴梁，索要包括“說話”等藝人一百五十余家，可知在金所占據的北方，仍有“說話”活動在。到了全國統一的元代，雖然市民娛樂活動的主流和文壇的主導是雜劇，但仍有新老說話藝人在。像夏庭芝《青樓集》所記時小童母女，楊維楨《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所稱贊的朱桂英，并有一批話本刊刻而流傳至今，自然仍有廣大喜愛“說話”的新老聽眾和讀者在。另外，從《大元圣政國朝典章》《元史·刑法志》《通制條格·搬詞》等律令可以看到，元統治者一再頒布法令禁止平民良家子弟等“搬說詞話”，亦可見元代“說話”之盛。

研究評價金元話本，難在流傳下來的作品不多，具體創作時間難定。從目前可見材料看，以講史居多。楊維楨稱贊的朱桂英“善記稗官小說，演史于三國五季”，王惲賞識的高秀英“由漢魏，到隋唐，誰教若輩管興亡”^①，都是長于講史的。元代特定的社會環境，殘暴的民族壓迫，促使說話藝人、聽眾乃至書坊主人，將興趣轉向歷史題材，這就使講史保持盛旺勢頭，成為當時白話小說的主流。今存講史話本九種：

(1)《武王伐紂書》(別題《呂望興周》)

(2)《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后集》

(3)《秦并六國平話》(別題《秦始皇傳》)

(4)《前漢書平話續集》(別題《呂后斬韓信》)

(5)《三國志平話》

(6)《三分事略》

(7)《五代史平話》

(8)《大宋宣和遺事》

(9)《薛仁貴征遼事略》

其中前五種版式相同，都是上圖下文，故合稱“全相平話五種”。從書名看，這是一套系列叢書，既有“后集”、“續集”之稱，原刻當不止五種。為建安(今福建建瓴)虞氏刻本，其中《三國志平話》卷首題“至治新刊”，諸書均當刻于至治(1321—1323)前后。《三分事略》為《三國志平話》之不同刻本，封面題“甲午新刊”，上中卷首行題“至元新刊”，因元順帝后至元無甲午年，故有研究者認為是元世祖前至元甲午(1294)，早于《三國志平話》，但亦有不同意見。其他幾種刊刻時間均不詳。《薛仁貴征遼事略》系自《永樂大典》卷五二四四“遼”字部輯出，原本已失傳。另外，有研究者把《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也列入元代，此在學術界有爭論，本章不取。

關鍵是創作時間。北宋時就有“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②、“說韓信”^③，今存講史話本難說是原創之作，而是整理寫定。講史藝人演說同一內容可能各有依據，未必都用一個底本，但我們也只能就目前可見的傳本考察。寧希元據《三國志平話》所寫地名定州和懷州修武縣西北之山陽縣，《五代史平話》的山東路邢州唐山縣、太原府等，斷定二書為金代所作^①，程毅中贊同此說，并補充《五代史平話》所采用《資治通鑒》版本為宋本，與元刻胡三省注本有出入作證^②。章培恒則認為《五代史平話》作于元^③。《秦并六國平話》卷下引章碣《焚書坑》詩，章為唐浙江桐廬人，稱“南儒章碣”，卷上魏將鄭安成、燕將景耀龍均自稱“奴婢”，匈奴單于亦被稱為“郎主”，均似金人口吻，可能在金代寫定。《武王伐紂書》和《薛仁貴征遼事略》開篇引詩曰：“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漢三分吳魏劉，晉宋齊梁南北史，隋唐五代宋金收。”歷數諸朝止于金，則當在金或元時。《大宋宣和遺事》《百川書志》《述古堂書目》稱其為“宋人所記”，列為“宋人詞話”，但書中寫陳摶預言宋朝“卜都之地，一汴二杭三閩四廣”，當出宋亡之后，雖全書未必作于元，但起碼經元人修訂。

這里不想對此九書逐一評述，只作綜合考察。講史作為“說話”四家數之一，吳自牧《夢粱錄》稱：“講史書者，謂講說《通鑒》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 故其首要特點便是依據歷史。諸書所寫主要人物與事件均取自相關史料，甚至如《五代史平話》，其大部分文字都摘自《通鑒》。《五代史平話》和《秦并六國平話》均系年記事，后者卷首有詩云：“世代茫茫幾聚塵，閑將《史記》細鋪陳。”其書以《史記·秦始皇本紀》為骨架，而以相關的世家、列傳等為補充。《大宋宣和遺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說是“鈔撮舊籍而成”，程毅中《宋元小說研究》具體指出，系輯錄《續宋編年資治通鑒》《皇朝大事記講義》《賓退錄》《南燼紀聞》《竊憤錄》《竊憤續錄》等書，穿插書會留傳或說話人自編關目。作為雅俗共賞的娛樂活動講史，當然不是歷史講座，而是講歷史故事，必然會吸納相關傳說，有所增飾鋪陳想象虛構。如《武王伐紂書》系據《史記·周本紀》《尚書》《逸周書》等相關記載，而卷上寫紂王令天下獻美女，九尾狐換妲己神魂，入宮迷惑紂王，則或取自傳說，或出說話人創造，但狐貍化美女迷人，則早有此說。由此出現兩個問題，一是有些話本悖離歷史，如《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后集》其后半部讓已死的孫臏與樂毅斗法，匡復齊國，全非史實，而屬“關公戰秦瓊”一類，但說來熱鬧，啟“戲說”先河，亦受歡迎。其二是記述簡略，有些故事僅存提綱。《三國志平話》篇幅還是長的，也存在這種情況。如卷中“曹操勘吉平”段有云：“無數日，曹相請玄德筵會，名曰‘論英會’。唬得皇叔墜其筋骨。會散。”文中“筋”當為“筯”之誤，“骨”為因此帶出的衍字。此段所據是《三國志·蜀書·先主傳》：“是時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在后來的《三國演義》中便演為精彩的青梅煮酒論英雄。出現這種情況，固然可能因刊刻時刪削，亦符合話本自身的特征，作為說話人的底本，本不必有言必錄，而有待藝人臨場發揮。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說《三俠五義》“為市井細民寫心”，高儒《百川書志》說《三國演義》“去瞽傳詼諧之氣”，都揭示出作為下層文人的書會才人和市井藝人的共同創作，主要面對廣大市民的講史話本的又一特點：反映民趣民情。盡管這些話本記敘都較簡略，難于和后來的章回小說相比，但可以肯定，藝人演說這些話本時，必然是豐富多彩、生動曲折的。這從話本中仍依稀可見，如《征遼事略》寫薛仁貴多次立戰功，都被主將張士貴冒領，曾有數次揭破真相的機會，都因故錯過，能證明其戰功的薛延陀、段志賢又不幸戰死，尉遲恭懷疑張冒功，兩次潛入軍營，才找到這員勇將。話本圍繞薛仁貴命運展開戲劇性沖突，曲折緊張，頗能吸引人。高儒所說的“詼諧之氣”，當指偏離史實的虛構，帶有民間文學色彩的故事情節，如《三國演義》所“去”的司馬仲相斷案、劉關張太行山落草等情節。作者正是在這背離史實的地方編造故事，增加趣味，其中也包括純屬幻奇帶有神話色彩的故事，即“戲不夠，神仙湊”。這方面最突出的是《武王伐紂書》和《樂毅圖齊——春秋七國后集》。以《樂毅圖齊》為例，其卷下完全脫離歷史，寫孫臏與樂毅斗智斗法，樂毅搬來其師黃伯楊，擺下迷魂陣，困住孫臏，魏太子畢昌、秦將白起、楚將項燕等均率兵助燕。齊王宣請孫臏之師鬼谷子下山相救，最后破了迷魂陣，燕及援軍大敗，齊襄王封鬼谷子、黃伯楊等為仙人。這樣寫當然不同于《三國演義》的“七實三虛”，有悖于歷史小說的正路，卻適應市民的審美趣味，有廣泛群眾基礎，并孕育后來《封神演義》型的神魔小說。話本體現民趣的同時也反映民情，不少描寫和觀點非正統文人所能道，但卻滲透了下層民眾的思想愿望。如《三國志平話》不只劉備是“織席編履為生”的“孤窮”，還寫諸葛亮“元是莊農”“牧牛村夫”，孫權的祖父也“本是莊農”，“種瓜為生”。《五代史平話》中的朱溫、石敬瑭、劉知遠、郭威等也都出身貧寒。這樣就拉近了歷史人物與讀者聽眾間的距離。張飛雖是“家豪大富”，但豪爽、正直、嫉惡如仇，更是下層民眾傾心喜愛的草莽英雄形象。他鞭打督郵，落草太行，后又自號無姓大王，立年號為快活年，使人想起《水滸傳》中李逵，他也把快活掛上口頭，來梁山泊快活，殺去東京快活。快活與痛苦相對，正是朝不保夕痛苦中的民眾所祈盼的。《武王伐紂書》中的殷交和《前漢書平話》中的樊伉也很值得注意。前者為紂王和姜皇后之子，妲己挑唆紂王殺了姜皇后，還要追殺他，他投奔武王，助周滅商，并親手殺死紂王和妲己為母報仇。這與文人筆下《封神演義》所寫大不相同，該書中的殷郊雖懷殺母之恨，卻為傳統道德所囿，做了商朝的忠臣，紂王的孝子，從中可見是非與愛憎觀念之不同。后者也是大義滅親，助劉反呂，親手殺了其母呂胥和呂氏三千余人。按《史記·樊噲列傳》載樊噲之子樊伉是與呂胥及宗親一起被殺，可見大義滅親純出話本的創造。

在反映民情方面，尤以渴望清平安定、反對暴君虐政為突出，這也成為講史話本的又一共同特點。中華民族歷史悠久，有重視歷史的傳統，上層社會固然有“以史為鑒，可以知興亡”的共識，下層民眾也從對歷史的回顧中寄托向往與厭棄。《三國演義》的研究者都很注重其尊劉貶曹的思想傾向，認為其反映了對兇殘暴虐統治者的否定，對開明仁德當權者的贊揚，并隱含著對占據中原的少數民族統治者的憎恨。這種傾向在《平話》中就已出現。《平話》以司馬仲相斷案解釋三國成因，出于因果報應的唯心史觀，但也反映了民眾對劉邦呂后殺戮功臣的憎恨，故《五代史平話》也引此說。對暴君虐政的批判，尤以《武王伐紂書》和《大宋宣和遺事》突出。前者借武王和姜尚之口大書紂王十大罪：“不仁無道之紂，爾囚吾父，醢吾弟身為肉醬，共妲己取樂，是一過也;蠆盆酒池，肉林炮烙之刑，苦害宮妃，是二過也……殺害忠良，貶剝忠良，是五過也……爾信妲己之言，剖孕婦，辨陰陽，是八過也;爾信妲己之言，剒脛看髓，是九過也;爾信妲己之言，修筑臺閣，勞廢民力，費仲讒言，自亂天下，是十過也! ”眾文武亦盡言：“無道不仁之君，據此合斬萬段，未報民恨! ”對這中國歷史上著名暴君的聲討，也是對歷代包括當代暴君昏君的鞭撻。《大宋宣和遺事》開篇便列舉歷代無道昏君，一直講到宋徽宗趙佶：“今日說話的也說一個無道的君王，信用小人，荒淫無度，把那祖宗混沌的世界壞了，父子將身投北去也，全不思量祖宗創造基業時直不是容易也。”此書帶給讀者的感受是復雜的，既憎惡其荒淫無道，禍國殃民，又同情其晚年的遭遇，一代君王竟在飽受凌辱的囚徒生涯中客死他鄉。這不只是他個人的不幸，也是受奴役的民族的災難，故以沉痛之情抒寫其不幸，其實是在品味民族的災難，激發愛國抗金的民族情緒。在這種情緒下，追述其荒淫無道，也有總結歷史教訓的意義。

講史話本不是供人閱讀的案頭文學，而是供說書藝人臨場發揮的底本，加上書坊刊刻時的刪節，給人的感覺是原始、古樸、粗陋，很難領略其風韻，理解其歷久不衰地吸引各階層聽眾讀者的原因，但其在小說史上的地位不容輕估。第一，孕育了白話小說的重要形式章回小說的產生。章回小說特征之一在于分章回，此正源于講史。今存講史話本雖不標章回，但往往有分段標題。“全相平話五種”上圖下文，每頁圖上都有標題，可看作是下文的題目，話文中也偶爾標出章節，如“三戰呂布”、“呂布投劉備”等。至于其銜接，說話藝人會賣關子留懸念以吸引聽眾，但今存話本卻看不出來，此或因刊刻時刪節，或待藝人臨場處理，而章回小說的“且聽下回分解”來自“說話”則是肯定的。第二，為明代章回小說的豐收奠定基礎。講史話本(包括已佚者)還為后代的章回小說提供了素材，《三國志平話》是《三國演義》的雛形，《大宋宣和遺事》是《水滸傳》的雛形，《武王伐紂書》《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后集》開啟以神魔形式演說歷史事件的先河，為《列國志傳》和《封神演義》等書所繼承，成為神魔小說一個重要的分支。其他講史小說也都與明清小說存在淵源關系。從章回小說題材分類看，除世情小說外，其他歷史演義、英雄傳奇和神魔小說，都與之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第三，講史話本也為后來的章回小說在藝術上提供借鑒。以《三國志平話》為例。高儒《百川書志》所說“瞽傳詼諧之氣”，庸愚子《三國志通俗演義序》所說“失之于野”，當指為追求故事性而游離于史實之外的虛構。其實《三國演義》也有大量虛構，虛構的許多精彩之筆正是在《平話》基礎上寫出的，如赤壁之戰中諸葛亮智激周瑜、借東風、華容道放曹、三氣周瑜等。此外，講史話本某些情節的安排和具體描寫也值得稱道。

講史話本之外，金元還有一批小說話本，但確切數量多少，今傳本哪些屬金元，尚難確定。目前元刊本僅發現《紅白蜘蛛》一殘葉，為《醒世恒言·鄭節使立功神臂弓》之前身，但未必出于金元，亦可能是“先人書會留傳”的舊本。《錄鬼簿》載，陸顯之有《好兒趙正》話本，當即《古今小說·宋四公大鬧禁魂張》。金元小說話本見于明代小說集的，參照胡士瑩、許政揚、程毅中、章培恒、劉世德等先生的考證，主要有如下幾種：

(1)簡帖和尚(《清平山堂話本》)

(2)西湖三塔記(同上)

(3)快嘴李翠蓮記(同上)

(4)曹伯陽錯勘贓記(同上)

(5)宋四公大鬧禁魂張(《古今小說》)

(6)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同上)

(7)勘皮靴單證二郎神(《醒世恒言》)

(8)金海陵縱欲亡身(同上)

從《紅白蜘蛛》的殘葉推測，全文約四千余字，而《醒世恒言·鄭節使立功神臂弓》文字多出一倍，可見保存在“三言”中的宋元話本，都經增訂，而成供閱讀之作，失去了原本素樸面貌。比較而言，《清平山堂話本》改動較少，較接近原貌。然原本已不可得，只有以其衍生物見其仿佛，了解其特點。

第一，延續宋話本，更加貼近生活，貼近市民。作品的主人公多是“窮人和受輕視的階級了，而構成小說內容的，則是這些人的生活和命運，歡樂和痛苦”。“在小說的性質方面發生了一個徹底的革命”^①。八篇除《金海陵》外，基本都是市井平民的故事，特別是《李翠蓮》與《宋四公》兩篇。前者敘一下層婦女的遭遇，后者寫幾個俠盜戲弄貪鄙財主與捕盜官吏的故事，可稱前所未有。這在作者與演說者是為迎合聽眾的興趣，如當今電視節目“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這就擴大了小說的題材領域，表現了新的人物、新的思想，確是 “在小說的性質方面發生了一個徹底的革命。”

第二，鮮明的反傳統精神，對封建禮教的大膽挑戰。其中《勘皮靴》是公案故事，寫深宮寂寞的韓玉翹渴望亦能過正常夫妻生活，出宮養病時聞紅葉題詩事病情加重，去廟中還愿，自語愿得如二郎神樣丈夫，道士孫神通施妖術冒名與之私通，后被發現，以其遺落之靴為線索，將其捉拿歸案。本篇不僅寫出后宮女子在如《紅樓夢》賈元春所說“不得見人的去處”的壓抑苦悶和怨望，與程朱理學所鼓吹的“存天理，滅人欲”針鋒相對，而且這一“淫污天眷”的案件，也給至高無上的皇帝戴上綠帽子，實在夠大膽夠暢快的。《快嘴李翠蓮記》所寫的這位爽朗潑辣的勞動婦女，不只“親操井臼與庖廚，紡織桑麻拈針線”，而且“能言快語”，“口快如刀”。在家惹父母兄嫂不滿，出嫁不為夫家所容，被休回娘家亦得不到理解和溫暖，最后出家為尼，反映了婦女渴求個性獲得自由與禮教婦箴的矛盾。李翠蓮雖備受責難，為世不容，但不屈服。其公公張員外訓斥說：“女人家須要溫柔穩重，說話安詳，方是做媳婦的道理。那曾見這樣長舌的婦人! ”她則聲言：

……記得幾個古賢人：張良蒯文通說話，陸賈蕭何快調文，子建楊修也不亞。張儀蘇秦說六國，吳晏[晏嬰]管仲說五霸，六計陳平李左車，十二干[甘]羅并子夏。這些古人能說話，齊家治國平天下。公公要奴不說話，將我口兒縫住罷!

有口就要說話，這是做人的權利，快嘴多言不過是個性，卻有違禮教對婦女的特殊要求：從父、從夫、婦德、婦言。李翠蓮公然自比古人，不僅在維護自己做人說話的權利，而且對這不公平的社會提出大膽的抗議。作品正是通過她的遭遇，比一般寫男歡女愛要更深刻地抨擊封建禮教，更富啟發意義。

第三，小說藝術的新發展。比較而言，這些小說話本包括經馮夢龍增飾者，比《綠窗新話》《醉翁談錄》中提綱式者更能體現“說話”的特色。《醉翁談錄·小說開辟》曰：“論講處不滯搭，不絮煩;敷演處有規模，有收拾，冷淡處提掇得有家數，熱鬧處敷演得越久長。曰得詞，念得詩，使得徹。言無訛舛，遣高士善口贊揚;事有源流，使才人怡神嗟訝。”其曰詞念詩以《快嘴李翠蓮記》篇較特殊，她開口“說成篇，道成溜”，純為韻語。從前引的一段便可看出，這種順口溜顯然受民間說唱文學的影響，但非唱而是說，相當于后來的快板書。作者于篇首詩坦言“單取人前笑一聲”，為了逗趣的喜劇效果，有些地方如罵媒人，打撒帳先生夸張過分，有損人物形象，但總的看李翠蓮的性格是鮮明的。話本注重故事的傳奇性，講究繪聲繪色的演說藝術，追求情節的曲折新奇，引人入勝。如《勘皮靴》后段寫捉事使臣從神明被法師打落的一只皮靴，查到制靴店鋪、定制主顧，輾轉查到靴施舍到二郎神廟，終于將假扮二郎神騙奸婦女的罪犯捉拿歸案。情節曲折離奇，推理合乎邏輯，頗有近代偵探小說的味道。《簡帖和尚》寫一淫僧窺見殿直皇甫松妻楊氏貌美，便設計讓人給楊送簡帖(情書)和釵環，特意讓皇甫看到生疑，休了楊氏，自己娶之。本篇的突出特點是將日常生活傳奇化，布局精妙，巧設懸念，先寫簡帖投遞與后果，卻回避設謀者來路與企圖，啟人疑竇，又五次點出其人“濃眉毛，大眼睛，撅鼻子，略綽口”，亦楊氏后夫模樣，使人猜疑。直到后來楊氏追問簡帖由來，此人才交待其陰謀。如此敷演“規模”“收拾”，增強了情節的生動性，對后世小說頗有影響。

此外，還應提到《西游記平話》，今僅存二則，一是《夢斬涇河龍》，見《永樂大典》卷一三一三九送韻“夢”字條內，一是《車遲國斗法》，見朝鮮漢語教科書《樸通事諺解》，此則可能有刪節。有論者將此二者列入小說話本^①，其實它與單篇小說話本不同。列入小說話本，是因全書失傳的權宜之舉。它與《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相承，大致屬于說經一類。據朱德熙考證，《樸通事諺解》編于元末^②，此時書已傳至李氏朝鮮，可知《西游記平話》必成書于元代。據目前掌握材料，可作簡要評價：第一，本書較《取經詩話》內容更豐富，是《西游記》成書的重要階段。取經集團師徒四眾首次完備，楊景賢《西游記》雜劇晚于本書。《樸通事諺解》注稱：

今按法師往西天時，初到師陀國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黃風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獅子怪、多目怪、紅孩兒怪，幾死僅免。又過棘鉤洞、火焰山、薄屎洞、女人國及諸惡山險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幾。此所謂刁蹶也。^①

可見已接近后來的八十一難故事。當然取經故事還在發展中，和小說《西游記》比還有差異，據《樸通事諺解》注，孫悟空并非天產石猴，而是老猴精，偷王母繡仙衣開慶仙衣會，可能亦如雜劇《西游記》所寫搶了金鼎國女子，“思媚其婦”，被降伏后觀世音將其押在花果山石縫內。此山不在東勝神洲，而在西域。第二，從《夢斬涇河龍》看，內容與世德堂本第九回《袁守誠妙算無私曲 老龍王拙計犯天條》相當，唯非一漁一樵，而是張梢李定二漁翁。全文一千二百余字，雖尚不及小說《西游記》豐腴細膩，但已遠非《取經詩話》的古拙素樸。從話本說，此應屬詳本，亦顯示其藝術上的進步。

遼金元的文言和白話小說與宋代小說聯手，上承唐代，下啟明清。題材內容上有拓寬，有加深，鮮明體現時代特色。在反映民族對抗與融合，高揚民族精神，體現市民思想與情趣，沖擊封建禮教等方面尤為突出。藝術技巧上有繼承，有創新，特別是在文言小說世俗化，話本小說多樣化，兩大體系相互影響滲透方面值得注意。其在中國小說史上的地位，不是高峰，但在發展，在積淀，不容忽視。

注釋

① 《秋澗先生大全集》卷七六《鷓鴣天·贈馭說高秀英》。②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五《京瓦傳藝》。③ 《宋朝事實類苑》卷六四《黨太尉》條引《楊文公說苑》。① 參見《〈三國志平話〉成書于金代考》,載《文獻》1991年第二期;《〈五代史平話〉為金人所作考》,載《文獻》1989年第一期。② 《宋元小說研究》第289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③ 參見《關于現存的所謂“宋話本”》,載《上海大學學報》1996年一期。① 恩格斯《大陸上的運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594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① 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元代文學史》第59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② 參見《〈乞老大諺解〉〈樸通事諺解〉書后》,《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958年二期。① 轉引自朱一玄等《西游記資料匯編》第111頁,中州書畫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