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與宗教·道流和僧人的文學創作

宋代號稱崇文盛世，詩詞文賦盛極一時，對宗教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宋代道、佛兩教發展興旺，人才輩出，其中不少人受時代沾溉，文學素養頗高，創作出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豐富了中國文學的寶庫。尤其是詩歌，總體上比前代有較大發展，涌現出一批著名的詩道和詩僧。

道教宮觀遍布名山大川，道士修行也常遠離塵囂之外，過著忘機出世的生活，這種生活情調成為道教詩人主要的歌吟對象。宋初著名道士陳摶(?—989)作有《題石水澗》：“銀河灑落翠光冷，一派回環湛晚暉。幾恨卻為頑石礙，琉璃滑處玉花飛。”(《全宋詩》第1冊卷一)清麗如畫的景色摹寫中隱藏著對自然生命的融入和呼喚。陳摶還有一些詩作，灑脫無羈，游戲紅塵感較濃，例如他的睡詩：“問君世上何事好，無過曉起睡當早。庵前亂草結成衣，饑餐松柏常令飽。因玩山石腳絆倒，不能起得睡到曉。時人盡道臣憨癡，臣自憨癡無煩惱。”^①作者隨意自然的生活方式，不食人間煙火的忘憂境界，通過“睡”的日常生活情景完整表現出來。

道教的神仙信仰中又滋生出不同流派，各有不同的修煉方法，但大致可分成齋醮符箓和丹鼎方術兩大派。前者尚符箓、咒祝，后者重服食、行氣、導引，丹鼎派分為外丹派與內丹派，外丹系用爐鼎燒煉鉛、汞等藥物而成，毒性較大，而煉丹人卻視為長生之藥，唐代很多人即因服食丹藥毒發身亡。宋人對于外丹已經有較為理性的認識，更多地轉入內丹的修煉，即以身體為鼎爐，以體內精、氣、神為藥物，通過特殊的修煉方法達到延年益壽的目的。宋代符箓派勢力最盛，但內丹理論逐漸成為道教修煉的核心后，符箓派也融合了內丹修煉。道教中的很多詩歌就是對這種修道、體道過程的描寫。符箓派第三十代天師張繼先，紫陽派(北宋金丹派)宗祖張伯端(987—1082)等都曾以詩詞形式總結內丹修煉功法。如張伯端道教名著《悟真篇》中的詩歌：“潭底日紅陰怪滅，山頭月白藥苗新。時人要識真鉛汞，不是凡砂及水銀。”作者將內丹比作紅日，把丹田比作水潭，把丹成的感受喻為“潭底日紅”，異于鉛汞所煉的外丹，形象再現內丹修煉的過程。受張伯端影響，紫陽派后繼宗師大多留有修道詩作，石泰作有《還源篇》81章，薛式作有《復命篇》及《丹髓歌》，陳楠著有《翠虛篇》等。以詩詞形式總結內丹修煉功法，給人奇特和形象之感，但連篇累牘的道教術語卻令教外人望而卻步，破壞了詩歌的藝術美。

真正將詩藝和道藝完美結合的是白玉蟾(1194—1284?)。他是南宋金丹派的代表人物，《全宋詩》收其詩八百多首。他的詩歌大多面向自然，光鮮流麗，充滿濃郁的畫意和浪漫的想象：“浩浩神風碧無涯，長空粘水三千里。”(《贈方壺高士》)“碧桃枝上東風轉，一點陽和開柳眼。何人收拾羅浮春，藏在此園天不管。每歲東君召勾芒，玉壺淡淡晴煙暖……”(《題諸葛繡香園》)“黃鸝聲斷桃花飛，一雨三日溪水肥。龍孫破地蝴蝶懶，梅子如豆糝青枝。東風吹轉楊柳腰，村南村北杜鵑啼。稻針刺水鷗抱卵，雙燕商量春欲歸……”(《周唐輔仙居莊作》)大自然的神奇奧妙、美好可愛活現紙上。即使是那些容易寫得枯燥無味的修道、體道和頌道詩，白玉蟾也總能從筆端流淌出詩的韻味來。他的《云游歌》，共1192字，真實記載道士云游中的種種困苦，表現修道的艱辛。他在詩中善于穿插景致描寫，語言俗雅相間，讀來很有吸引力。體道和頌道詩主要描寫他關于金丹內功修煉感悟和對神仙、圣賢的贊頌。詩中也用道教術語，卻并不讓人感到隔膜。如他贊美第一代天師張道陵的詩：“云錦山前煉大丹，六天魔魅骨毛寒。一從飛鶴歸玄省，煙雨瀟瀟玉局壇。”頗有意境。再如《詠雪》：“青女懷中釀雪方，雪兒為��露為漿。 一朝雪熟飛廉醉，酘得東風一夜狂。 ”在普通人看來，詩寫青霄玉女以雪釀酒，將風神灌醉，使他發了一夜酒狂，借以表現夜風吹雪的奇景，饒有情趣。但在修道人眼中，青女卻常用來指內丹學中的“砂中汞”，這首詩卻是以象征性意象抒寫蘊煉大道于心中和得道以后的神妙感覺，道教意象巧妙地與自然景象融為一體。

宋代詩僧和僧詩的數量遠超唐代。我們根據《全宋詩》做過粗略統計，共得詩僧816人，詩作兩萬五千多首(如果加上道詩，這個數目可能還會有相當規模的增加)。其中存詩百首以上的僧有咸潤、智圓、重顯、道潛、釋招、惟一、子淳、惠洪、懷深、守珣、宗杲、正覺、了一、如本、慧空、師體、印肅、寶曇、崇岳、師觀、居簡、師范、普濟(奉化)、永頤、元肇、善珍、心月、了惠、紹嵩、斯植、文珦、紹曇、月澗、瑩徹等三十余人。存詩最多，影響最大的當推惠洪。

惠洪(1071—1128?)號覺范、寂音，后改名德洪，筠州新昌(今江西宜豐)人，他是臨濟宗下第十世，雖是出家人，卻經常卷入世俗紛爭，曾數次入獄，喜論古今是非，與蘇軾、黃庭堅、張商英等交往密切，其詩作大多為唱和贈人之作，酬作對象相當部分為塵俗中人，故其詩歌也沾染一些世俗氣息，其詩文集《石門文字禪》30卷中甚至有少量的艷詩，據說還因“十分春瘦緣何事，一掬鄉心未到家”(《上元宿百丈》)一聯被王安石的女兒評為“浪子和尚”(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與宋代大多數僧詩詩料貧乏、意象單一相比較，惠洪的詩歌題材非常廣泛，社會人生、山光水色、談詩論藝、觀畫賞樂，乃至酒肉食品都成為他表現的對象。宋代大多數詩僧善近體而拙于古體，惠洪近體頗見功力，古體造詣更高。他現存1535首詩^①，以七絕和七律數量最多，分別為407首和397首，以古體寫得最好，五古和七古數量分別為242首和207首，或雄健飛舞，或清雅靈動，顯現出他那張揚踔厲的性格。七古《題李愬畫像》(《石門文字禪》卷一)開合動蕩，議論煌煌，被陳衍評為“抵段文昌一篇碑文”(《宋詩精華錄》卷四)。五古《瑜上人》夾敘夾議，篇幅宏大，結尾“寄聲靈石山，詩當替余作。便覺鳴玉軒，跳波驚夜壑”，移情山水，想象奇妙。五古短制《余自并州還故里，館延福寺。寺前有小溪，風物類斜川，兒童時戲劇之地也。嘗春深獨行溪上，因作小詩》：“小溪倚春漲，攘我釣月灣。新晴為不平，約束晚見還。銀梭時撥刺，破碎波中山。整鉤背落日，一葉嫩紅間。”詩人重游兒時經常嬉戲之地，以兒童之心眼觀照景物，使整首詩意象顯得生動活潑，天真爛漫，蘊藉著大自然動靜開合的奧秘，令人悠然神往。也有人認為惠洪詩雖好，卻非僧詩正統。方回就批評他說“覺范佳句雖多，卻自是士人詩、官員詩”(《瀛奎律髓》卷四七引)。的確，惠洪在題材的選擇、人文意象的運用、審美情趣的表現上不像一個出家人，更靠近士大夫之流，像一個披著袈裟的士大夫。北宋的道潛、仲殊，南宋的居簡、文珦等知名詩僧的作品也表現為這一趨向，但這并不能代表僧詩的整體和主流，絕大多數僧詩表現的還是禪思佛理和山林生活。

參禪是僧人必修的功課，八百多位詩僧無一例外地寫過參禪的作品，《全宋詩》中所收很多即為參禪悟佛的偈子或頌古，然而這類詩歌往往流于枯燥抽象的術語展覽。能夠體現僧詩藝術價值是那些被譏為“蔬筍氣”的山林生活詩，它們往往被視為僧詩的特色所在。

文學史上常將宋初的“九僧”拈出作為山林生活詩的典型。所謂“九僧”，按司馬光《溫公續詩話》記載為：“劍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臺行肇、沃州簡長、青城惟鳳、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懷古。”他們作為宋初“晚唐體”的代表作家群，當時造成不小的聲勢，還延及到南宋后期的“永嘉四靈”，影響深遠。一般認為，以九僧為代表的山林生活詩有三個特點：工于寫景，精于煉字;唱和贈人，題材狹窄;意重境狹，缺少變化^①。這原是詩僧的文化身份和生活環境限制造成的——他們疏離社會現實，只好去表現幽寂的自然景物或優游自得的趣味，感情干癟而枯寂，語句重復因襲，情味單調，因此被譏為“蔬筍氣”。但從歷史的眼光看，似不應過于苛求。因為宋代士大夫的詩歌，也多少存在著這些缺點。唱和過多，意復境狹，并非僅是詩僧們的痼疾。

不過，這類歌詠山林生活的僧詩重視寫景煉字，注意大自然的細微變化。他們在對山水、風云、竹石、花草、星月、雨霧、禽鳥等自然景物千姿百態的勾畫中，大大拓展了山水詩的領域。就詩僧而言，他們不像士大夫只是將自然山水作為暫時解脫精神苦悶的工具，而是將自然山水看作有佛性的生命形式和自我心靈的外化形式，從而物我交融，徹底避開塵世的喧囂，“創造了一種超世俗、超功利的幽深清遠的審美范型”^②。僅此而言，僧詩就足以在詩史占有一席之地。

《全宋詞》共錄僧詞124首，道詞僅張繼先和白玉蟾兩人所作就近二百首，它們以闡揚教義為主，但不少作品形象鮮明，說理透徹，詞義空靈，堪稱上品。則禪師作有《滿庭芳》：“咄這牛兒，身強力健，幾人能解牽騎。為貪原上，嫩草綠離離。只管尋芳逐翠，奔馳后，不顧傾危。爭知道，山遙水遠，回首到家遲。牧童，今有智，長繩牢把，短杖高提。入泥入水，終是不生疲。直待心調步穩，青松下，孤笛橫吹。當歸去，人牛不見，正是月明時。”借牧牛喻牧心，看牛即是看心，最后以“人牛不見”之境比喻本心清凈，辭理圓融，被稱為“世以禪語為詞，意句圓美無出此右”(《羅湖野錄》卷二)。又如仲殊、惠洪所撰的情詞，其感情之熱烈，境界之迷離，實不亞于婉約正宗。白玉蟾的《沁園春》：“嫩雨如塵，嬌云似織，未肯便晴。見海棠花下，飛來雙燕，垂楊深處，啼斷孤鶯。綠砌苔香，紅橋水暖，笑拈吟髭行復行。幽尋懶、就半窗殘睡，一枕初醒。消凝，次第清明，渺南北東西草又青。念鏡中勛業，韶光冉冉，尊前今古，銀發星星。青鳥無憑，丹霄有約，獨倚東風無限情。誰知有，這春山萬點，杜宇千聲。”體現出一派自然自在、瀟灑蕭散的道家生命情趣。這些作品，將詞的情采華美、纏綿蘊藉與道趣禪理交相融合，有較高的藝術成就。

道、佛中人的散文創作也頗具特色。道教宮觀廣布名山，出于宣傳教法和擴大影響的需要，道教名山志引起人們重視，《南岳總勝集》就很有名，《四庫未收書目提要》稱其作者為“宋道士陳田夫”，他大約生活于兩宋之交。該書以紀實手法記載了南岳衡山28處道教宮觀興修分布狀況，在描述某一宮觀歷史時往往融入仙人仙事或詩詞題詠，具備史料性和文學性。如《招仙觀》中補鐘道人的神奇，《田真院》中田母曬衣化石的靈異，《尋真觀》中以三首詩串起尋真觀變遷歷史的巧妙，使文章增添了不少文學趣味。語錄問答體創作是道流散文的另一特點，道士的傳道布教過程，師門弟子多有記錄，幾乎各派均有語錄傳世。如《沖虛通妙侍宸王先生家話》記載神霄派創始人王文卿論述雷法的40個問題，《海瓊白真人語錄》記載白玉蟾的玄言妙論。這些語錄一般藉問而發，活潑生動，語言自然，針對性較強。受宋代三教合流思潮的影響，語錄還大都體現出兼通儒佛的傾向。宋代僧人以詩名世者多，文名較著者只有契嵩、惠洪、居簡數人。契嵩《鐔津集》《輔教編》《夾注輔教編要義》以古文體法回應排佛思潮，力倡三教融會，文風博洽雄辯、豪健犀利。惠洪《石門文字禪》，多宣佛理，兼有文談，文風輕快靈秀。居簡《北澗集》不摭拾宗門語錄，氣格清拔，甚得四庫館臣贊許。宋代僧人散文以論辨體創作最為出色，這可能由于要回應宋代文人的排佛觀點和佛經本身善于遮詮破立所致。

注釋

① 《太華希夷志》卷上第11頁,轉引自詹石窗《道教文學史》,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① 惠洪詩歌各體數量統計據李貴《試論北宋詩僧惠洪妙觀逸想的詩歌藝術》,《四川大學學報》1999年增刊。① 參見祝尚書《論“宋初九僧”及其詩》,《四川大學學報》1998年第2期。② 周裕鍇《中國禪宗與詩歌》第5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