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金元文學的內容·金元駢文·金代駢文

金代國祚不長，只有一百一十多年。在這并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文學的發展形成幾個比較自然的階段。清人伍紹棠在《金文最·跋》中說：“溯夫渤海龍興，飆風電掃，始于收國，以迄海陵，文字甫興，制科肇舉，譬之唐室初定，議禮多藉馬周;魏臺始營，故事或咨王粲，此一時也。大定、明昌，四方靜謐，乘軺之使，酌匹裂而敘歡;射策之英，染緹油而試藝。愷樂娛晏，雍容揄揚;譬之馬工枚速，奮飛于孝武之朝;柳雅韓碑，繢藻乎元和之盛，此又一時也。逮乎汴水南遷，邊疆日蹙;龍蛇瀕洞，豺虎縱橫;羈人同楚社之悲，朝士有新亭之泣。譬之杜樊川之慷慨，乃喜談兵;劉越石之激越，輒聞傷亂。此又一時也。”這種說法，大體符合金代文學發展的實際，而金代駢文之發展與演化也大致與此相合，具體說來可以分為上述三個時期。即：始于金太祖收國元年到海陵王正隆末年為第一個時期，世宗大定元年到章宗及衛紹王末年為第二個時期，宣宗貞祐年間金廷南遷汴水以后為第三個時期。在這三個時期內，金代文學發生了一系列的變遷，呈現出不同的風貌，當然也有始終沒有太大變化的地方。

首先，金朝與宋南北對峙，地緣關系影響到文化思想，當然也影響到文學。從思想上說，“程學盛南蘇學北”(翁方綱 《書元遺山集后》)，即二程之理學在宋朝盛極一時，而蘇軾之學對北方遼、金，尤其是金朝的影響較大。但蘇學之影響，主要表現在文學方面，確如虞集所言：“中州隔絕，困于戎馬，風聲習氣，多有得于蘇氏之遺，其為文亦曼衍而浩博矣。”(見《廬陵劉桂隱存稿序》)但是不能否認，金代文士雖然不少人都受蘇軾的影響，但并不是拘泥于一家，而是泯去門戶之見，注意轉益多師，而且即使學蘇也注意取其所長，既有師法、推許之處，也有指責、批評之處。

其次，在金代文壇上，大部分時間里都存在著追求工麗典雅的傾向，駢文在這方面表現得比較突出。早期、中期駢文作者大都如此。中后期雖然有人倡導師古之風，追求質樸，但典雅工麗之風并沒有被壓倒，還是與樸素之風并存于世。如果從宏觀上進行評估，那么可以這樣說：金代駢文的總趨勢是逐漸走向興盛，前期不如中期，中期不如后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