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金元文學的內容·金元散文·金元散文的特點

在散文史上，金、元散文正處于由唐、宋頂峰下滑的階段。其成就較唐、宋要低得多，但又與其他文學體裁同樣有自己的特點，有值得稱道的成就，成為貫通唐、宋與明、清散文的重要環節。

金、元散文是在一種特定的文化背景中發展的，這種背景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的特征。從政治因素上講，靖康之變，女真族入主中原。金朝統治中國淮河以北廣大地區一百余年后又被強大的蒙古貴族軍事集團所替代，并很快發展成為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強大帝國。北中國因此就不似五代十國時期那樣呈一種極端混亂的狀態。而漢民族原有文化形態的影響，又不似政權嬗代那樣容易被蕩棄，這就給散文的發展提供了一個較北朝時期相對有利的環境。加上金、元兩代的散文作家，基本上都是漢人中的儒者，或者是受儒學濡染很深的少數民族作家，這也決定了他們文學創作的基本審美取向。其次，從民族特點來說，作為游牧民族本身的習俗和好尚，又決定了元代統治者對詩文的輕視和對戲曲歌舞的提倡。而漢民族自身，自宋以來，日益繁榮的勾欄瓦舍，也為戲曲、小說等市民文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因此，金、元兩代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便多集中表現在歌舞戲曲中。這樣幾種因素的結合，使得作為漢族文學主要形態的詩文，其正統地位開始動搖。散文的發展，便呈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奇特狀況：一方面，它繼承著兩宋散文的某些優秀傳統，顯示出和前代散文割不斷的淵源關系，成為宋代散文的流波余緒;另一方面，它又日見衰微，和詩歌一樣，逐漸失去其正統地位，成為一種與新興的市民文學相并列的文體。

這種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決定了金、元散文的基本特點。概括地說，大致也可歸納為兩個方面：一是“文擅韓歐”，二是“道從伊洛”。阮元序《金文最》，在論及金文淵源時便說過：“金之奄有中原，條教詔令肅然丕振，故當大定之后，其文章雄健，直繼北宋諸賢。”明清學者盛贊金文，帶有貶抑南宋散文的意圖在內，這是不妥當的，但金代散文創作又確有不可忽視的成就。元人戴良在《夷白齋稿序》中述及元文時也說：“我朝輿地之廣，曠古所未有。學士大夫乘其雄渾之氣以為文者，固未易以一二數。然自天歷以來，擅名於海內，惟蜀郡虞公、豫章揭公，及金華柳公、黃公而已。蓋四公之在當時，皆含淳茹和，以鳴太平之盛治。其摛辭則擬諸漢唐，說理則本諸宋氏，而學問則優柔于周之未衰，學者咸宗尚之。”這里說“擬諸漢唐”，和“文擅韓歐”并不矛盾。他們學漢，其實是與歐陽修、曾鞏一樣，學董仲舒、劉向一派散文的本源六經、典重紆徐。不過，在這兩大特點中，金、元散文的側重點又各有不同。靖康之難，宋室南渡，理學在南宋迅速發展，而處于北中國的金國，便直接承襲了傳統儒學的文論主張，散文也便與在理學氛圍和民族抗戰中發展的南宋散文不同，更側重于“文擅韓歐”的一面。迄于元代，南北混一，接南宋余緒，理學對文學的影響才明顯加強，“文擅韓歐”與“道從伊洛”才緊密融合在元代散文里，使元文呈現出與金文不同的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