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先秦經典的融會貫通

《淮南子》引用了大量的先秦文獻，以道家文獻為主，最多的是《老子》，其次是《莊子》，接著是《呂氏春秋》，當然也有《詩》《易》等儒家文獻，《淮南子》的總結性價值也來源于對先秦經典的融會貫通。

（1）《淮南子》與《老子》

東漢高誘說《淮南子》“其旨近《老子》”，這是由《淮南子》的黃老思想決定的。《老子》是《淮南子》直接引用最多的文獻，全書提及老子其人其事的有四處，直接引用《老子》的有七十七處，《道應訓》一篇就有五十七處，數量之多冠絕全書。《道應訓》屬于一篇《老子》的研究文獻，仿效《韓非子》的《解老》《喻老》而作，解即解釋，喻即曉喻、明白，老即《老子》。許慎說《道應訓》“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之禍福，以知驗符也”，是講老子之道的應驗故事，曾國藩《淮南讀書錄》也說“此篇雜征事實，而證之以老子《道德》之言，意以已驗之事，皆與昔之言道者相應也，故題曰‘道應’。每節之末，皆引《老子》語證之，凡引五十二處”。《道應訓》的體例特點是側重于以事證言，先引用一些事例，結以“故某某曰”，從而引出《老子》的判斷。但是《淮南子》對《老子》的引用，不僅僅停留在簡單的詮釋上，而是注重發揮著者的思想體系。

湖北郭店楚墓出土《老子》竹簡

《淮南子》注重對《老子》思想的詮釋。如“道”的本質，《老子》二十五章載“有物混成”，《原道訓》稱“故植之而塞于天地”，《繆稱訓》稱“上通九天，下貫九野”“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同時又吸收了管子的思想，第一次以“氣”解“道”，《精神訓》說“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窈窈冥冥，芒芠漠閔，澒蒙鴻洞，莫知其門。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孔乎莫知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于是乃別為陰陽，離為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煩氣為蟲，精氣為人”。如《老子》四十七章說：“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近。”《淮南子·主術訓》說：“夫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暗，虛心而弱志，是故群臣輻湊并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是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乘眾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保也。”《精神訓》說：“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血氣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于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則精神馳騁于外而不守矣。精神馳騁于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于往世之前而視于來事之后，猶未足為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不可使外淫也。”這是從治國和養生兩個方面進行的解說。

《淮南子》也有對《老子》思想的發揮。如關于戰爭，《老子》三十一章說：“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不處。”《老子》明確地反對戰爭，這也為《淮南子》所繼承，但《淮南子》主張舉“義兵”而伐無道之國。《本經訓》載：“古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壤，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誨之不變，乃舉兵而伐之……晚世務廣地侵壤，并兼無已……以澹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為生也。”又載：“故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為暴也……用兵有術矣，而義為本。本立而道生，本傷而道廢。”《淮南子》并不一概地反對戰爭，關鍵是要判斷戰爭的性質，是否符合“義”是主要的標準。

據此可以看出，《淮南子》崇尚《老子》，并且專門撰文詮釋思想，但《淮南子》的時代與《老子》已不一樣，在保持《老子》基本觀點的情況下，根據政治、社會和學術的發展實際，融入了漢初的思想觀念。

（2）《淮南子》與《莊子》

《淮南子》與《莊子》的關系至為密切。《要略》說“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首開老莊并稱的先河。劉安本人也有莊學專著兩部，一是《莊子略要》，一是《莊子后解》，兩書在唐代尚存，后來漸漸失傳了。雖然《淮南子》主于道家學說，對《老子》特別重視，專門闡述老子的思想，但《淮南子》對《莊子》的利用實際上超過了《老子》。徐復觀《兩漢思想史》說“《淮南子》中，《莊子》思想確較《老子》思想更占到優勢”“書中引用《莊子》一書之多，及發揮莊子思想之宏，古今未見其比”，但是明確引用《莊子》的只有一處，即《道應訓》“莊子曰：小年不及大年，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句，絕大多數是融會貫通地引用莊子思想，如《俶真訓》《精神訓》《齊俗訓》《道應訓》等篇的主體是莊子思想，《俶真訓》借用《齊物論》的文字，《齊俗訓》上承《齊物論》的同異觀，《修務訓》學習《天運》的“六喻”篇法等。今本《莊子》三十三篇，除了《說劍篇》的內容不見于《淮南子》，其余三十二篇，俱被稱引。《老子》主要是政治哲學和人生哲學，而《莊子》主要是生命哲學，因此凡是描寫道討論政治問題的多來自《老子》，凡是強調精神和心性討論人生問題的多來自《莊子》。有學者根據引用的情況認為《淮南子》的思想更接近《莊子》而非《老子》。

明刻本《莊子》

《淮南子》對莊子的闡釋，主要集中在：

一是對莊子道論的闡釋。《淮南子》的開篇即是《原道訓》，“原道”就是推究老子的意旨，但資料多來源于《莊子》，如《原道訓》的“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柝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裹天地，稟授無形。原流泉淳，沖而徐盈，混混汩汩，濁而徐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舒之幎于六合，卷之不盈于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橫四維而含陰陽，纮宇宙而章三光。甚淖而滒，甚纖而微，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歷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即是對《莊子·大宗師》“夫道有情有信”節的解釋。《道應訓》對太清與無窮、無為、無始的問答，即來自《莊子·知北游》。而《俶真訓》推論了道的演化過程及其形態特征，談到“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呴，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閱一和也。是故槐榆與橘柚合而為兄弟，有苗與三危通為一家。夫目視鴻鵠之飛，耳聽琴瑟之聲，而心在雁門之間。一身之中，神之分離剖判，六合之內，一舉而千萬里。是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圈也。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申、商之于治道，猶蓋之無一橑，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于用也。己自以為獨擅之，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思想上來源于莊子的“道通為一”“萬物皆一”，但《淮南子》的“萬物總而為一”，強調事物之間的連貫性，則是對莊子相對主義的超越。

二是對莊子無為論的闡釋。《原道訓》說“達于道者，反于清靜，究于物者，終于無為”，強調派生萬事萬物的道是虛無無為的，因此從道的虛無講到無為而治，與莊子無為論是一貫的。《淮南子》所描述的無為而治的理想政治，如“當此之時，萬民猖狂，不知東西；含哺而游，鼓腹而熙；交被天和，食于地德；不以曲故是非相尤；茫茫沉沉，是謂大治”“至人之治也，掩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于公”“當此之時，臥倨倨，興眄眄；一自以為馬，一自以為牛；其行蹎蹎，其視瞑瞑；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思維模式和語句多來源于《莊子》。

三是對莊子修養論的闡述。《淮南子》認為無為政治能否真正實行，取決于君主的修養程度，因此《淮南子》大量使用老莊的觀點并進行了創造性的闡釋。《淮南子·精神訓》有鑒于人主“究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的現象，提出“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懾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這些觀點顯然繼承的是老莊思想。《道應訓》引述《莊子·大宗師》中顏回的故事：

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仲尼遽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于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丘請從之后。”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

《淮南子》認為君主修養的最理想楷模是真人、至人、圣人等得道者。聞一多《神仙考》說“《莊子》書中每講到圣人、神人、真人、大人如何游于六合之外，無何有之鄉，《淮南子》也是如此，并且說得更有聲有色”，方勇《莊子學史》指出《淮南子》中的得道者形象就是來自于《莊子》，但進行了吸納和改造，是作者理想形象的體現，擺脫了莊子中至人的特異功能。

（3）《淮南子》與《呂氏春秋》

《淮南子》與《呂氏春秋》的關系密切，一般認為兩者有明顯的繼承關系，無論是編寫過程，還是全書的結構和思想，都非常相似。胡適在《淮南王書》中說：“《淮南王書》與《呂氏春秋》性質最相似，取材于呂書之處也最多。但淮南之書編制更精審，文字也更用氣力，卻是后來居上了。”《淮南子》是以《呂氏春秋》為藍本而寫成的，它是《呂氏春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再現，兩部書是秦漢之際道家著作的姊妹篇。《淮南子》吸收了《呂氏春秋》的很多材料，比如《時則訓》是根據《呂氏春秋》的十二紀紀首增補而成，提及的五星即來自五帝五首；《天文訓》中節氣與律呂的對應關系來自《呂氏春秋》的《音律》，星宿分野的部分來自《有始覽》；《地形訓》中有關大地的概念和九州、九山、九塞、九藪、八風、六水等皆采自《有始覽》；《覽冥訓》申說《呂氏春秋》之《精諭》《召類》等篇的意旨；《道應訓》引《呂氏春秋》共二十多次，僅次于《老子》。

《淮南子》社會政治思想的基礎也在《呂氏春秋》，因此兩者存在較多的共同點，具體來說：一是主張大一統下的分封制。《呂氏春秋》主張在天子之國周圍建立諸侯國為輔弼，《覽冥訓》也支持“天下混而為一”的大一統思想，《主術訓》要求天子要有勢位，君臣、上下、貴賤名分確定，主張保留諸侯國，《齊俗訓》說“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跡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要求諸侯之間和睦相處。二是實施“無為政治”。《主術訓》說“處靜以修身，儉約以率下”，要求君主以恬靜無為立身，節制嗜欲垂范；提倡“主道圓”而“虛無因循”，“臣道方”而“守職分明”，君主要無為、臣屬要盡職，君主通過“循民責實”“因任督責”來約束臣屬。三是所有人做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齊俗訓》說“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每個人都能從事自己擅長的職業。《主術訓》說“群臣輻輳并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每個人都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四是統一的法制基礎。《主術訓》是說“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法制具有很強的規定性特征，是君主實施政治的準繩，“法定之后，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將法作為賞罰的依據，不以人的尊卑有所屈折，“法籍禮義者，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反對君主獨裁。五是以化為主，以法為輔。《主術訓》說“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為非，其次賞賢而罰暴”，最好是不治而化，其次是不要讓百姓為非作歹，最后才是賞罰分明；《泰族訓》說“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意思一致，法是統治者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

兩書的不同點有：一是《淮南子》更強調思想統治的重要性。治國之本務在安民。《呂氏春秋》主張利用民欲以行賞罰，《淮南子》主張使民無智無欲，《泰族訓》說：“夫水出于山而入于海，稼生于田而藏于倉，圣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于嶄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為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所以遏流而之行也。師延為平公鼓朝歌北鄙之音，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大息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通過阻止物質的誘引，從而恢復純樸的性情。同時，要加強思想統治，因此《泰族訓》說“治之所以為本者，仁義也”。二是儒道學派的融合與對抗。《呂氏春秋》盡管突出了老莊的思想，但對道、儒、墨、法兼容并蓄，《淮南子》中儒道的影響最為明顯，融合和對抗往往同在。如《泰族訓》提出的“參五”治國方略，把道家效法天地自然和儒家崇尚人倫宗法的思想結合起來，“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曹。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墽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饑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筑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綱紀也。”但在其他方面儒道也有對抗，如《精神訓》說“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對儒家不能明察百姓欲求的原因而隨意禁止的做法進行了譏諷；“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夭死，季路菹于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為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等，通過反思儒家代表人物的命運指出儒家違背人的本性。

（4）《淮南子》與《文子》

《淮南子》與《文子》的糾葛，兩千年來懸而未決，有學者甚至認為《文子》是偽書。胡適《淮南王書》說：“《文子》一書，相傳是老子的弟子所作，內容往往與《淮南王書》相同，故清代學者多用來校正《淮南》。但《文子》實是偽書，只可算是一種《淮南》節本，不過因為節鈔還在前漢時代，故往往可供學者校勘之用。”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西漢中山懷王墓出土了竹簡《文子》，使《淮南子》的真偽問題再次引起學界的關注。

文子到底是誰？目前沒有取得一致的觀點。最早的通行觀點認為文子即計然，是越國名將范蠡的老師。南朝宋代的裴骃《史記集解》引《范子》：“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名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為人有內無外，形狀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而知著，其行浩浩，其心泛泛，不肯自顯諸侯。陰所利者，七國，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遨游海澤，號曰漁父。范蠡請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為人鳥喙，不可同利也。”北魏李暹的《文子注》說文子：“姓辛氏，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于老子，文子錄其遺言十二篇。”裴骃、李暹俱認為文子即計然，為范蠡的老師。這種說法在南北朝已經出現，是起源最早的觀點。又有說法認為文子即文種。此說來自清代學者江瑔，他在《讀子巵言》說“文子即文種，古人所未言，自余始發之，頗足驚世”，他提出計然與文子名與字不對應，定非一人，又古來稱子的體例，有的是“合姓而稱之”，有的是以學問宗旨、性情嗜好稱之，而文子崇尚道家，無稱“文子”之理，則“文”是姓，文子即文種，計然另有其人。又補充了數條理由：一是文子與老子同為楚人，因此文子得以師事老子；二是文種與孔子同時，則年歲較長，而孔子曾問學老子；三是文種曾在楚國做官，故能與平王對話；四是范蠡因文種有很大的名聲卻委屈地擔任宛縣的縣令，故想方設法邀請他；五是范蠡歸遺書于文種，稱鳥盡弓藏句，見于《文子》；六是文種生平行事絕不同于計然；七是《漢志》兵家有《大夫種》二篇，不稱《文子》，如為一人，則當同法家《商君》、兵家《公孫鞅》一樣兩見。也有學者認為文種的思想合乎司馬談《論六家要旨》的道家，屬于黃老一派，思想同于《文子》，加強了文種即文子的論證。另有一種觀點認為文種、計然、文子實為同一人，主要依據是史書中記載他們的行事和思想極為相近，比如“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句，《史記·貨殖列傳》稱為“計然曰”，《國語·越語》稱“大夫種進對曰”；又如“七術”之說，《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載“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史記·貨殖列傳》載范蠡嘆稱“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記載雖有異同，來源卻是一致。同時，《國語·越語下》記載范蠡的話說“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五谷睦熟，民乃藩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也與《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載的計然提出的內政措施相一致。

河北定縣八角廊漢墓出土《文子》竹簡

《文子》的成書，應該在西漢初年。理由是其中的《微明篇》“修之國，其德乃豐”句與《老子》五十四章“修之于邦”句對比，將“邦”改成“國”，顯然是避漢高祖劉邦的名諱；又《九守篇》說“圣人保沖氣，不敢自滿”，《微明篇》說“道沖而用之，又不滿也”，《老子》四章說“道沖而用之，或不盈”，將“盈”改成“滿”，則是避西漢惠帝劉盈的名諱。我們知道，古人是不能直寫當朝皇帝名字的，凡有涉及，通過同義避諱、空字避諱或缺筆避諱等方式代替。因此《文子》的成書，很可能是漢惠帝的時候，早于景帝時撰成的《淮南子》，應該是《淮南子》的參考依據。《淮南子》解釋和發展了《文子》的思想。《淮南子》解釋《文子》的方式，與韓非子通過《解老》《喻老》來解釋《老子》的方式一樣。《文子》對當時著作的影響，也不止《淮南子》一家，如《鹽鐵論·本議篇》“老子曰：‘貧國若有余，非多財也，嗜欲眾而民躁也’”，引用老子的話卻不見于《老子》，反見于《文子·自然篇》，原句是“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余……有余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則《鹽鐵論》本于《文子》。總之，《文子》在漢初流傳甚廣，《淮南子》受其影響也就不足為怪了。

范蠡像

總之，《淮南子》與《文子》是兩本不同的書，兩者都不是偽書，但《淮南子》多有參考《文子》，這也是客觀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