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親孫的舉報和家臣的背叛

淮南王案是武帝朝第一大諸侯謀反案，也是漢代士人的重要話題。司馬遷通過豐富翔實的材料以近乎實錄的方式述其經過，這種寫作方法本身就很意外，后世學者如班固等多加因循，基本沒有提供不同的材料，東漢的桓寬、王充等學者也提及淮南王劉安的謀反問題，雖只是只言片語，遠非史書那樣詳細，但字里行間提供了不一樣的說法。

淮南王謀反的經過，《史記》的記載甚為詳細。司馬遷說劉安謀反的動機：

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史記·淮南衡山列傳》）

意思是劉安對父親的事情時有積怨，常常謀為叛逆，只是一直沒有機緣，于是砥礪道德，收買人心。司馬遷認為諸侯王都應該愛好“弋獵狗馬馳騁”，諸侯王越是整天騎馬射箭、斗雞走狗、不務正業，朝廷越有安全感；而劉安偏偏愛好“讀書鼓琴”，顯然與眾不同，這種雅致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反而引起了朝廷的警惕，激起了武帝的危機意識。司馬遷又沒法說劉安的愛好不妥當，只好說為了謀反而進行的偽裝，顯然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了，這其中有不得不為皇帝文飾的苦衷。

關于淮南王謀反的次第，司馬遷說：

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愿為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史記·淮南衡山列傳》）

這是說吳楚七國反叛時，劉安已經有謀反的意向，幸虧淮南相巧妙地制止了。這個材料本身是可疑的，淮南相本屬朝廷任命，有監視淮南王的責任，怎么可能為劉安所信任？而淮南相面對劉安謀反居然不正言厲詞，而要曲折助漢，殊不可解。這很可能是淮南相后來的自辯之詞。徐復觀《兩漢思想史》說“若果有此事，便沒有安然度過景帝時代的可能，這是后來武帝陷害他的方法之一”，指出了問題的實質。

如果說以前劉安只是對父親的死耿耿于懷，那么田蚡窺伺到機會，進一步以皇位相誘引，挑動其叛逆的心思，那么在邏輯上是再正常不過的了。史書說：

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為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并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辨士為方略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史記·淮南衡山列傳》）

田蚡是武帝的舅舅，因為得罪了武帝祖母竇太后，被罷太尉，此時正閑居在家，他以漢武帝尚無太子為借口誘引，劉安大喜，厚贈財物，并為了在天下大變后奪得帝位，開始準備戰爭器具，這構成了劉安謀反的第二重證據。但是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武帝才十七歲，尚年富力強，怎么就憂慮無后呢？另外，田蚡時已罷職閑居，并不能提供幫助，所言無非是口惠而已，劉安怎么會輕信并以重禮相謝？這也是史書記載的疑點。

史書又說：“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太子妃是淮南王皇太后修成君金俗的女兒，嫁給劉安之子劉遷，金俗是漢武帝異父同母的姐姐，則太子妃是漢武帝的侄女。劉安擔心太子妃知道謀反的事情，于是設計令其歸去。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王后荼、劉遷、劉陵開始執掌國政，欺壓百姓，史書說“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系人”，這種行為得罪了不少人，很可能是導致災禍降臨的真實原因。

劉安的被告發，正是來自太子劉遷與賓客的矛盾。史書說：

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即愿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于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后，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史記·淮南衡山列傳》）

劉遷剛愎自用，以為自己的劍術高明，天下沒有人比他更厲害了，雷被也擅長劍術，但不敢與太子比試，盡管推了又推、慎之又慎，還是不小心擊傷了他，所以劉遷說了雷被的壞話，劉安對雷被進行了處分。當時漢武帝伐匈奴，詔令愿意從軍者，自行到長安應募，如果誰要阻攔，以有罪論處。雷被誤傷太子遷后，心中恐懼，準備應募，如今要被處分，于是趁機逃亡長安告發自己應募被阻，武帝下令削除二縣，即從劉安手里收回兩個縣的管轄權和租稅權。雷被的過失和劉安的處理，本來也不算什么大事，不足以傳到遙遠京城皇帝的耳朵里，因此徐復觀推測“雷被可能是由朝廷授意的”，也就是說這是朝廷的陰謀。

淮南王雖然無可奈何地接受了削地的處罰，但是內心的不滿與日俱增，《史記》說：“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后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恥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后，其為反謀益甚。”值得注意的是，淮南王與淮南相的矛盾：“會有詔，即訊太子。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淮南相由朝廷任命，負有監視諸侯王的責任，并不相統屬，因此淮南相敢于拒絕淮南王的請求。既然淮南相如此跋扈、目無國王，那么在他的監視下，淮南王怎么可能有條件謀反呢？這時候有關淮南王的流言蜚語也日益增多。“諸使道從長安來，為妄妖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淮南王是漢武帝的叔叔，長二十四歲，漢武帝正富于春秋，劉安又怎么能寄希望于武帝沒有子嗣呢？

同時，《史記》又進一步描述淮南王與伍被、左吳等人的謀反部署。淮南王自述動機道：“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臣必征膠東王，不即常山王，諸侯并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后，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此時伍被出面阻止，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淮南王不聽，于是伍被“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這里說武帝是厚待淮南王的，關系非常融洽，劉安不忍謀反，但憂慮的是諸王一旦起事，禍及淮南國，因此設武備是正常的。

淮南王的家族矛盾也被揭發出來，劉安之子劉不害，因是妾生，沒有得到寵幸，兄弟們也看不起他，劉不害的兒子劉建，欲害死太子，再以其父代之。史書說：“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為太子，建父獨不得為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系而榜笞建。”因此劉建以家長里短向朝廷讒毀淮南王太子，同時審食其之孫審卿和丞相公孫弘友好，“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于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冤家審氏的落井下石起了關鍵的作用。劉安已想發兵謀反，問伍被，伍被不同意，但出主意設法激起天下百姓和諸侯王對武帝的不滿，既能取得天下的支持，又能師出有名，又按照伍被的計謀預先準備了皇帝百官的印信，史書說這時劉安已經制造百官印，“王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欲如伍被計”，這些大逆不道物件的發現，坐實了劉安的謀反野心。

然而伍被的計策未被全部采用，親孫劉建的告發促使皇帝逮捕淮南王太子，《史記》說：

于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群臣可用者皆前系，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愿會逮。”王亦偷欲休，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剄，不殊。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杰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

漢“皇帝信璽”封泥（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應該說謀反論據的主要來源有兩種，一是劉建的告發，“今建在，征問，具知淮南王陰事”，但劉建并不受寵，能夠知道多少謀反的事，這是很難判斷的，再加上涉及他與父親劉不害的切身利益，因此他的證詞是不可靠的；二是伍被的供詞，《史記》記載的隱秘之事應該來自伍被的自首，當然這也是經過伍被修飾的，欲以自保，因此史書記載頗多曲護伍被，“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為王畫反謀，被罪無赦。’遂誅被。”伍被故意開脫罪責削弱了他做證的真實性，后來班固《漢書》刪掉了伍被的言辭，很可能出于這個考慮。伍被當初是淮南王謀反的策劃者，又以自首的方式證實了淮南王的謀反罪，王夫之《讀通鑒論·武帝》甚至直斥伍被“首鼠兩端”，是“反覆傾危之奸人”，指責他沒有立場，屬于翻手為云、覆手作雨的奸佞之徒。

總之，淮南王謀反案，朝議空前一致：

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偽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于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官削爵為士伍，毋得宦為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

大臣們議論的結果，最后由公孫弘和酷吏張湯匯報給武帝，公孫弘受到審家的蠱惑，張湯又以酷吏名世，結果是可想而知的。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劉安自殺，時年五十九歲，“列侯二千石，豪杰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漢書·五行志下》說“坐死者數萬人”，劉安案牽涉面甚廣，死亡人數甚眾，可謂當時的大案要案。

淮南王案的處理方法是典型的春秋決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華》中提出“《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鹽鐵論》說“《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于法者免，志惡而合于法者誅”，“志”就是動機，斷案要根據犯罪動機論罪。董仲舒并錄《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作為示范。董仲舒是最早主張除掉劉安的人，建元六年上書說“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而燔之，況諸侯乎”，即指的是劉安。《春秋繁露》說董仲舒“使其弟子呂步舒以《春秋》義治淮南獄”，呂步舒斷案受命于董仲舒，《漢書·五行志》說“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于外，不請。既還奏事，上皆是之”，呂步舒是受漢武帝任命處理淮南王謀反案的官員，具有專斷權，不需要請示武帝，最后的結果也得到武帝的認可。前面提到的膠西王劉端引《春秋》“臣無將，將而誅”句即是證據。“臣無將，將而誅”來自《公羊傳·莊公三十二年》，原句是“君親無將，將而誅焉”，來源于公子牙在大哥臨死時支持二哥而不是侄子繼位，說明對小侄有不軌的企圖，有弒君的想法，這種想法是大逆不道的，這是根據動機來確定犯罪，而不必根據事實。《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說“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無將”即心存謀逆，這是當時最大的罪過。張湯等人足以根據動機來定罪了，更何況還有百官印等證據，謀反罪顯然坐實了。金春峰《漢代思想史》說：“董仲舒著《春秋決獄》《春秋決事》，其弟子呂布舒以《春秋》專斷于外，治淮南王等謀反大獄，一殺就是數萬人，正是董仲舒公羊學精神的體現。”

關于淮南王謀反案，《史記·酷吏列傳》提供了不同的說法，書中引用狄山的話說“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大意是酷吏張湯羅織罪名，用心在疏遠兄弟骨肉，使藩王沒有安全感，漢武帝聽罷卻對狄山不悅，命其外出做官而喪命于匈奴，則張湯很可能是奉命行事，淮南王案有漢武帝的授意。晚清吳汝綸進一步說明了和平年代兄弟骨肉間的猜忌，說：“吾考之史，淮南之反，則審卿、公孫宏構之，而張湯尋端治之，蓋冤獄也。凡史所稱謀反反形未著，而先事發覺受誅者，事大率皆類此。……淮南仍父子被惡名，隕身失國，太史公蓋尤傷之。后之帝者，開創，則除功臣；守成，則忌骨肉。亙千載踵躡一轍，是其尤可悲者也。”如果劉安確屬謀反，盡管是自殺，也應當施以極刑，但實際上處理的是宗正，說明屬宗族內部矛盾；我們知道，《史記》善于應用互見法，本傳交待了主流的觀點，而在其他傳記中保留不同的觀點。又《漢書·嚴助傳》載劉安的《諫伐閩越書》，也反映了司馬遷以互見法保存史料的苦心。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閩越復反，武帝遣兩將南征，劉安上書致諫，“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乃令嚴助諭意風指于南越”，漢武帝不僅贊賞劉安的諫書，而且付之于實際行動。趙翼《廿二史札記》說：“淮南王安好文學及神仙之事，其始固賢王也。《史記》世家開道即敘其以厲王死，怨望欲叛，初不述其賢行，并其諫伐南粵一書最可傳者，亦但載入《嚴助傳》，而安世家內不載。”王夫之《讀通鑒論》認為劉安此書是攻擊天子之過，說：“淮南王之諫伐南越，不問而知其情也。讀其所上書，訐天子之過以搖人心，背漢而德己，豈有憂國恤民仁義之心哉！”王謨《淮南鴻烈后記》則認為劉安有忠誠之心，而不是過激之言，“謨嘗讀王《諫伐閩越書》，竊嘉其有忠愛之心，而文尤卓犖，即微此書，亦可以不朽”。吳汝倫《讀淮南王〈諫伐閩越書〉后》反對世人以此為謀反的論調，說“淮南王諫伐閩越，為漢計謀至忠懇，而世輒以謀反少之”，認為“此國家利害不得顧己私，是乃安之所以為忠懇也。且武帝用兵決于英略，無敢訟言諍論者。公孫弘諫伐匈奴，卒受難，自任過；司馬長卿欲諫開西南夷，亦不敢正言，而托論諭于蜀父老。獨王安于閩越之舉，莊言且論，不稍避忌，此其賢于長卿、弘遠矣”，肯定劉安不懼漢武帝的剛愎，敢于對國家大事發表議論，比司馬相如和公孫弘賢明多了。

西安南郊張湯墓及出土“張湯”銅印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市長安區西北政法學院西漢張湯墓發掘簡報》，《文物》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