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疑點的忽略和謀反的增飾

劉安謀反的史實，最重要的依據是《史記·淮南衡山列傳》，《漢書·淮南王傳》的記載也比較詳細，但與《史記·淮南衡山列傳》對比后發現班固基本是因襲司馬遷。當然《漢書》在漢武帝之前的部分，以《史記》為寫作基礎，這是史書編撰的通例；而《漢書》秉持正統的儒家觀念，文辭典雅精贍，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遠較《史記》流行。因此說班固的因襲進一步坐實了劉安的罪名，畢竟同是漢家天下，班固沒有為劉安翻案的動機和愿望。但對比《史記》和《漢書》的淮南王傳記，我們仍能發現一些蛛絲馬跡，重新思考劉安謀反的真相。

《史記·淮南衡山列傳》說“王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案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漢書·淮南王傳》說“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則伍被之名已被移除。其后《史記》中一段伍被參與謀議勸淮南王勿反的記錄也被《漢書》一概刪削，另一則諫書置于《漢書·伍被傳》，實際上作為淮南王謀反案的主要供詞方伍被的作用被削弱。伍被是劉安謀反的參與者和證人，對他的弱化實際上抽掉了劉安案的根基，后來的史學家沒有追究這個細節，但這是值得仔細考量的細節。葛洪《神仙傳》說“雷被誣告安謀反，人告公曰：‘安可以去矣。’乃與登仙，即日升天”，葛洪誤將伍被當作雷被，作為道教人物，贊賞劉安引接道術之士，因此很是同情劉安的遭遇，稱他不是被誅殺，而是放棄世間紛爭，升天成仙了。

西安理工大學曲江校區漢墓壁畫中的羽人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理工大學西漢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2006年第5期）

東漢開始，學者逐漸將劉安謀反與神仙黃白之術聯系起來。最早反映這種關系的是王充的《論衡》，其中《道虛》說：

案淮南王劉安，孝武皇帝之時也。父長以罪遷蜀嚴道，至雍道死。安嗣為王，恨父徙死，懷反逆之心，招會術人，欲為大事。伍被之屬，充滿殿堂，作道術之書，發奇怪之文，合景亂首，《八公之傳》，欲示神奇，若得道之狀。道終不成，效驗不立，乃與伍被謀為反事，事覺自殺。或言誅死。誅死自殺，同一實也。世見其書，深冥奇怪；又觀《八公之傳》，似若有效，則傳稱淮南王仙而升天，失其實也。

《論衡·書解》引“儒者言”稱“淮南王作道書，禍至滅族”。王充說劉安招攬術士，作道術之書，目的是以奇術在叛亂中取勝，這是新的說法。究其原因，王充為了強調道術導致禍害，強行將劉安迷信道術和叛亂滅族聯系起來，從而形成了因果關系。東漢末年的應劭在《風俗通義》中也進一步證成此說，《正失》載“俗說：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鴻寶》《苑秘》、枕中之書，鑄成黃白，白日飛天”。這俗說已不符合史書記載，劉安善于養士，所招致的雖有“方伎怪迂之人”，但主要是“天下俊杰之士”，這里卻突出方術之士，顯然有故意偷換概念的嫌疑。應劭補充道：

《漢書》：“淮南王安，天資辨博，善為文辭，孝武以諸父屬，甚尊之。招募方伎怪迂之人，述神仙黃白之事，財殫力屈，無能成獲，乃謀叛逆，剋皇帝璽，丞相、將軍、大夫已下印，漢使符節、法冠。趙王彭祖、列侯讓等議曰：‘安廢法，行邪僻，詐偽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背叛宗廟。《春秋》無將，將而必誅。安罪重于將，反形已定，圖書印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丞相弘、廷尉湯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安自殺，太子諸所與謀皆誅，夷國除為九江郡。親伏白刃，與眾棄之，安在其能神仙乎？安所養士，或頗漏亡，恥其如此，因飾詐說，后人吠聲，遂傳形耳。

應劭認為劉安沉湎于修道和煉丹之事，導致財盡力窮，故而謀為反逆，將謀反的動機歸于經濟的拮據，卻是前此沒有提過的，屬于應劭的創造，反映了謀反傳聞不斷增飾的痕跡。

揚州廣陵王墓漆畫中的云氣異獸

劉安的謀反還與江淮的風俗相關，這個觀點最早由班固提出，他說“其群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突出了江淮地域風氣對群臣謀反的作用。東晉伏滔（公元317？-396年）善于發現地域、風俗對人物的影響，他與習鑿齒《論青楚人物》備列青州才德之士，其在《正淮論》中第一次從地域、風俗的角度討論了劉安的謀反情況。

伏滔認為包括劉安在內的淮南諸王多有謀反野心，與此地地理、風俗有關。《正淮論》上篇首先回顧歷史說：“淮南者，三代揚州之分也。當春秋時，吳、楚、陳、蔡之輿地，戰國之末，楚全有之，而考烈王都焉。秦并天下，建立郡縣，是為九江。劉項之際，號曰東楚。爰自戰國至于晉之中興，六百有余年，保淮南者九姓，稱兵者十一人，皆亡不旋踵，禍溢于世，而終莫戒焉。其天時歟？地勢歟？人事歟？何喪亂之若是也！試商較而論之。”六百多年，九姓為主，十一人謀叛，從而引出淮地的地理情況：“夫懸象著明，而休徵表于列宿；山河衿帶，而地險彰于丘陵；治亂推移，而興亡見于人事。由此而觀，則兼也必矣。昔妖星出于東南而弱楚以亡，飛孛橫于天漢而劉安誅絕，近則火星晨見而王凌首謀，長彗宵映而母丘襲亂。斯則表乎天時也。彼壽陽者，南引荊汝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涂不過七日；西援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內保淮肥之固。龍泉之陂，良疇萬頃，舒六之貢，利盡蠻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山湖藪澤之隈，水旱之所不害，土產草滋之實，荒年之所取給。此則系乎地利者也。其俗尚氣力而多勇悍，其人習戰爭而貴詐偽，豪右并兼之門，十室而七；藏甲挾劍之家，比屋而發。然而仁義之化不漸，刑法之令不及，所以屢多亡國也。”按照伏滔的說法，淮地有交通之便利，物產富饒，而風俗尚力，人多彪悍，崇尚詐偽，習于戰爭，因此仁義不行，刑法無用，人思為亂，故多亡國。

伏滔評價兩任淮南王劉長和劉安父子道“劉長支庶，奄王大國，承喪亂之余，御新化之俗，無德而寵，欲極禍發。王安內懷先父之憾，外眩奸臣之說，招引賓客，沉溺數術，藉二世之資，恃戈甲之盛，屈強江淮之上，西向而圖宗國，言未絕口，身嗣俱滅”，認為淮南王劉長的疆域和寵幸不是出于功勞和德行，來源既不正，失去也迅速，而劉安既不滿父親的命運、又被奸臣術士所蠱惑，妄圖憑借經濟實力和軍隊強盛來謀求做皇帝，導致了亡國覆家的結局；又說“二王遘逆，寵之之過也”，認為劉長、劉安的謀反，在于文、景、武帝寵之太過，因此總結道“本其所因，考其成跡，皆寵盛禍淫，福過災生，而制之不漸，積之有由也”，認為寵幸并非好事，積微成著便成了災禍的來源。

伏滔是晉人，身處革代之后，評價會更加客觀，對于劉長和劉安的謀反，他說“長、安之謀，雖兵未交于山東，禍未遍于天下，而馳說之士與闔境之人，幽囚誅放者，亦已眾矣”，認為雖然沒有具體的行動，但是他們得罪的人也多，伏滔雖然沒有進一步說明，但也隱含著謀反是被人誣陷的意味。

但伏滔過于強調地域的民風影響，卻沒有注意到劉安的仁義政策及對百姓的愛護，地理決定論的視野雖然新穎，但也失之簡單粗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