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曲賦文·游仙四絕句》原文與賞析

趙執信

淮南曾在八公前，歸臥空山不記年。

逢著謫仙問雞犬，始知天上耐喧闐。

不識投壺日幾回，人間希見電光開。

遙憐玉女盈千萬，未必人人得笑來。

天京十二杳沉沉，聞構新樓歲月深。

白玉已輸長吉賦，后來應遣賦黃金。

飆車頻過海天寒，萬里魚龍郁未安。

親見蓬萊水清淺，從官猶道足波瀾。

這四首游仙詩是從 《葑溪集》里選出來的。康熙四十四年，作者重游蘇州，寓居葑溪，當年冬天返回故鄉，詩即作于此年。他一生經歷了青年時代的仕宦生涯、壯年漫游各地和晚年隱居田園三個時期，曾經五次到過以蘇州為中心的江南地區，最后一次竟在蘇州住了長達四年之久。在長期漫游中，他逐漸認識到社會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難。面對清王朝統治者對待漢族知識分子所玩弄的高壓與懷柔交相運用的兩手把戲，他自遭打擊后，即決意永離官場，以保持一身清白。康熙六十一年，老皇帝去世，新皇帝登基，友人告訴他有了復官的機會，他毅然寫詩謝絕：“解道簫韶能引鳳，何妨一鶴不來儀。”此時他寓居蘇州，貧病交加，僅靠賣字維持生活，但他甘當閑處江湖的野鶴，自去自來，再也不愿去做朝見君王的鳳凰，奴顏卑膝，表現了一個正直知識分子的崇高氣節和硬骨頭精神。

游仙，意即遨游仙境。游仙詩最早起源于六朝，當時道教盛行，游仙風習甚熾。但這四首七言絕句，題材雖是游仙，所反映的卻是現實，與古之作者游仙不同，這是借游仙而有所諷諭。

第一首： 借神仙故事，諷刺統治集團中“一人成仙、雞犬升天”的丑惡現象。首句詩表面上是說，淮南王劉安曾跟八位方士學道，后來他歸臥空山，也不記得經歷了多少年月。他到底成仙了沒有? 《神仙傳》上說，他不僅自己成仙，連他家的雞犬吃了他所剩的仙藥，也都一起升天。但在趙執信看來，他只是 “歸臥空山”而已，這是一個嘲笑和諷刺。歷史事實也是說劉安未得善終。武帝時，他企圖叛變，事敗自殺。“八公”，指劉安所招方術之士，即蘇龍、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神仙傳》上說： 淮南王安好術方伎，有八公往詣之，化為十五童子，露髻著鬢，色如桃花，王徒跣出迎。”類似劉安這樣假意修道的野心家和類似八公這樣專事拍馬逢迎的方士，在現實生活中還有沒有呢?這就是作者給讀者提出的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詩人的用意是在這里，詩的力量也正在這里。接著，下面兩句果然就作了一個很幽默的回答： “逢著謫仙問雞犬，始知天上耐喧闐。”這是說：我在游仙時碰到天宮中被貶謫的仙人，問起跟劉安一起升天的雞犬，天宮是否感到厭煩?我得到回答，才知天上還耐得住這些雞犬的喧噪聲。“喧闐” 是對八公之類小人的嘲諷，“耐”字尤其值得玩味。這是把矛頭直接指向最高統治者了。刺得深刻，也刺得有力。

第二首： 借玉女投壺故事，嘲弄那些希求得到最高統治者的恩寵而結果落了空的可憐蟲。“投壺”即把箭投進壺里，以投進多少決勝負。這是我國古代權貴豪門宴會上的一種禮制，后來流行于士大夫中間，成為一種游戲。李白 《梁父吟》： “帝旁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 “玉女”即仙女。這四句詩的意思是： 天上那些玉女雖然善作投壺游戲，未必個個都能博得天帝的嬉笑，這從人間很少見到電光可以推斷。言外之意是：在現實生活中，那些一個勁兒獻媚、希圖得寵的人，未必個個都能博得天子的笑臉吧。作者游仙時，對此表示“遙憐”，頗具諷刺意味。

第三首：借天官建筑往事發抒感慨，調整統治集團的貪婪。李白詩有“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白玉”指白玉樓。“長吉賦”是李賀所作的賦。李商隱《李長吉小傳》：“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板，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這四句詩是說：天宮里十二座瓊樓舊觀，于我們遙遠而又深沉;聽說要大建新樓也已時間很久了。十二座舊樓，已由李長吉作賦贊頌，那賦作得很好，沒有人能勝過他;待新樓建成時，又該怎樣作賦歌頌呢?為了超過李賀，看來只有送禮行賄這個辦法了。詩人游仙時，以“新樓”、“舊樓”比興，諷刺統治者大興土木，窮奢極欲。建新樓，須得致送黃金，這也刺得尖銳。

第四首：借蓬萊水淺、飆車頻過的神話故事，諷刺統治集團憑借權勢興風作浪陷害忠良的陰謀詭計。“飆車”，神仙所駕之車，如飆風疾馳。“水清淺”，言滄海將變成桑田。《神仙傳》上說：仙人麻姑數次到過蓬萊，已見滄海三次變為桑田;現在海水又比往日淺了，她擔心大海不久又要變成陸地。這四句詩的意思是：由于飆車不斷往來，攪得天寒海凍，使大海中的魚龍都擔心害怕，日夕不安。現在我像麻姑一樣親見海水又變清淺了。但那些待從飆車的昏官還說大海正充滿波浪哩。詩意朦朧，似刺康熙南巡事，耐人玩味。

趙執信是一個同情人民的詩人，他一生寫了一千多首有價值的現實主義詩篇，有時也以浪漫主義手法曲折隱晦地反映社會現實，這篇作品就是如此。此詩含有不盡之意在言外，具有藝術魅力，在游仙詩中堪稱上乘之作。其詩清新剛健，卓然成為清代一大家。他主張詩之外要有事和人在，讀者可以“因其詩以知其人，而兼可以論其世。”這些論點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在詩歌語言藝術上，他反對涂飾、雕琢，主張“自寫性真，力去浮靡”。他的詩在當時就被贊為“初日芙蓉”，今天讀起來，仍使人感到純樸自然而又清新峭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