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戴茜小姐開車》劇情簡介|鑒賞|觀后感

1989 彩色片 99分鐘

美國扎納克影片公司攝制

導演：布魯斯·貝爾斯福特 編劇：阿爾弗雷德·尤里(根據本人同名舞臺劇改編) 攝影：彼得·詹姆斯 主要演員：摩根·弗里曼(飾霍克·科爾伯恩) 杰西卡·坦迪(飾戴茜·沃桑) 丹·艾克羅伊德(飾布利·沃桑)



本片獲1989年美國影藝學院最佳影片、最佳編劇、最佳女演員、最佳化妝四項奧斯卡金像獎，好萊塢外國記者協會最佳喜劇片、最佳女演員、最佳男演員三項金球獎



【劇情簡介】

1948年，美國亞特蘭大市。戴茜·沃桑已72歲，健康狀況極佳，做事果斷，但為人固執。她上輩是德國猶太移民，她在貧窮環境中奮斗長大，當上小學教員。丈夫在世時從小本買賣開始，到兒子布利手上已擁有一家紡織廠，上升為富裕階層了。她獨住一幢舒適的小樓，只有一個年紀相仿、忠誠但頗有個性的黑人女仆艾德拉為她操持家務。

一個炎熱的8月早晨，她上街購物，不料汽車摔到坡下。她雖平安無事，卻把布利嚇壞了，他不顧母親的堅決反對，以周薪25元給她雇了位黑人司機霍克。霍克60來歲，機敏，富有幽默感和自尊心。布利跟霍克講明是受雇于自己，戴茜無權解雇他。霍克表示他能對付得了這個局面。

戴茜在樓上窺見霍克跟著布利進家，卻故意不理睬，最后不得已才勉強下樓。一見霍克竟已站在梯凳上擦吊燈，便強詞奪理說誰也不會在意燈泡臟了。霍克與艾德拉等人說笑，戴茜聽見又大為不滿，說耽誤工作。清早霍克一來就在園子里除草，戴茜反怪其多管閑事。霍克一一忍受。第六天上，戴茜出門購物，霍克要開車接送，她卻堅持要坐公共汽車。霍克開車緊隨其后，一面諦聽她叨嘮自己貧困的家史，一面好心勸說她上車。鄰居都注視著這幕奇特的景觀。戴茜為躲避注視勉強上車。當她發現未走老路，硬要他倒回去，但商店已經到了，原來霍克抄了近路。戴茜下了車，自己攥著車鑰匙，命令霍克站在車旁不許走開。霍克趁機給布利打電話，說上帝創造世界花了六天，他也只用了六天。

自此戴茜默認霍克是她司機，但她真難侍候。她從猶太教堂做完禮拜出來，正和熟人招呼，一眼看見霍克堂而皇之把汽車停在教堂正前方，有禮貌地站在后座門邊等候為她開門，她搶步上前，自己開門上車并命他趕快開走，原來她怪霍克太張揚，不該把她當成“羅馬尼亞皇后”。清晨，布利早餐時接到戴茜的電話，急忙趕去。戴茜說她逮住了霍克偷東西的證據：她的儲藏室里原有九聽鮭魚，現只剩八聽，這個空罐頭藏在垃圾桶咖啡渣下。原來戴茜不放心霍克，先數銀器，再數餐巾，終于“勝利地”發現少了一聽鮭魚。布利生氣地掏出一把鈔票，說這錢足夠她買一儲藏室的鮭魚。霍克進門對戴茜說，昨天她不在家，留給他的豬排太硬，所以吃了一聽鮭魚，現買來還她。戴茜尷尬地借故上樓，布利會心地笑了。

霍克的處境逐日改善，戴茜開始興致勃勃地跟霍克共同拾掇花園。一年后一個春光明媚的早晨，霍克為戴茜駕車到公墓照料沃桑先生的墓地，霍克說她來得勤，夸她是佐治亞最好的寡婦。戴茜要霍克把鮑爾太太托帶的杜鵑花放到鮑爾墓前，霍克甚感為難，戴茜才發現霍克只識字母不識字，她用拼讀的方法幫霍克認出鮑爾的墓。布利夫婦請母親去過圣誕節，戴茜下車時給霍克一本書，霍克困難地讀懂那是五年級手寫習字帖。戴茜說她用這字帖教過市長，只要霍克多練，一定能寫好。霍克十分感激。

戴茜80歲了，仍很健康。又是一個夏天的清晨，戴茜急等霍克趕來，她要到亞拉巴馬的莫比爾參加哥哥90歲華誕慶典。他們上路了，戴茜手執地圖一路指點方向并享受著田野風光。中午時分到達佐治亞與亞拉巴馬兩州交界處，霍克在新車外用餐，戴茜則在車中邊吃邊回憶孩提時去莫比爾海濱的情景，回憶使她泛起溫柔甜蜜的微笑。新車和黑人招來了兩個巡警的查詢，真煞風景!繼續上路后戴茜猛然發現路標指向鳳凰城。戴茜怪霍克拐錯了彎。霍克說戴茜指錯了路。天氣愈來愈熱，天色又黑下來，兩人都沒精打采。霍克突然停車要方便一下，戴茜怕耽誤時間，要他忍忍。霍克一通發作了，手里攥著車鑰匙，鎖上車門自行其是去了，戴茜只得坐等。他們終于到達了莫比爾，高高興興地參加了隆重的祝壽儀式。

霍克也80歲了，周薪漲到75元。又一次擁有了戴茜淘汰下來的汽車。這其間艾德拉突然撒手去世，戴茜只得自己下廚了。她炸雞時火太猛，雞塊又太多，霍克欲加指點，戴茜卻叫他少管閑事。待霍克一走開，她便立即改正。

一個風雪交加的冬晨，路上結冰，室內斷電，戴茜孤獨地坐在寒冷的前廳里。想不到霍克竟按時來了，還買來紙杯咖啡，因他猜想爐火一定熄滅了，而她早晨是一定要喝咖啡的。戴茜大為感動。布利打電話來問候，并說等下午車道冰雪融了就來。戴茜告之已有霍克陪伴。布利對霍克能在冰雪上行車表示驚訝，戴茜贊霍克是熟手，兒子聽后深感欣慰。

早秋的一個禮拜天，天氣奇熱，還下著雨，戴茜一人坐在汽車里，被久久阻塞在車輛的長龍中。霍克打聽阻塞原因回來，說猶太教堂被炸。霍克聯想到幼時好友父親被種族主義分子慘殺的事，他的敘述使戴茜流淚了。一向對黑人有偏見的戴茜，90歲上突然對馬丁·路德·金表現出熱情，居然邀請布利夫婦一同參加為金舉行的晚餐盛會。布利現已60來歲，事業有更大的發展，在亞特蘭大市小有名氣。他對母親的轉變大為吃驚，陳述為前途自己不能參加，建議母親邀請霍克。邀請仆人赴宴!戴茜下不了決心。直到赴宴途中，她才遲遲艾艾地旁敲側擊。霍克矜持地回答：如要請他，下次就該正式邀請。他深受傷害，到達目的地時他在車旁昂著頭，只目送戴茜緩緩走進門去。

戴茜94歲了，一天清晨，她衣冠不整、踉踉蹌蹌從樓上下來，到處尋找“頭天晚上批改好的學生作業”，準備“去上課”。霍克來了，說她腦子出了問題，連哄帶唬使她鎮靜下來。這之后布利把她送進療養院，兩年后，賣掉了戴茜的住宅。霍克也老得只能不時坐出租車去看她，她時而清醒時爾糊涂。1973年的感恩節，戴茜97歲了，布利駕車和霍克一起去探視。她現在走路要靠扶車了。這天她梳理得整整齊齊，顯然頭腦清醒。她支開布利，自己和霍克聊家常，問布利是否還付他工資?回答是肯定的。于是又問數目多少?霍克笑而不答，這是他和布利間的秘密。戴茜稱霍克是她最好的朋友，霍克很高興，見她感恩節南瓜餅還未動，便勸她吃。她拿起刀叉，手直顫悠，霍克接過叉子把南瓜餅送到戴茜嘴里……



【鑒賞】

阿爾弗雷德·尤里的原劇曾獲普利策獎，原劇只有戴茜、霍克和布利三個角色和一堂戴茜家的布景，改編時拓寬了背景，增加了人物，使之揚電影之所長而又不失原劇精神。導演貝爾斯福特雖是澳大利亞人，但熟悉美國南方生活，這是他第三部以美國南方生活為題材的影片。這部描寫戴茜與霍克長達25年之久主仆關系的影片，表現的都是些平淡的日常生活，沒有曲折的情節和跌宕起伏的場面，平靜而流暢，但具有非凡的藝術感染力。影片還含而不露地負荷著種族歧視這樣一些在美國南方尤為嚴峻的社會問題。人物有鮮明的個性，對話洗練風趣，表演無懈可擊，導演手法細膩，美工也很出色。影片中連工廠設備更新、流行車型更替、住屋式樣、教堂風格等等都體現出時代特征、地方特色或民族色彩，使觀眾置身于真實可信的環境和時代背景之中。

尤里是德國猶太移民的后裔，盡管他生長在“一種沖淡的猶太環境中”，但深知猶太移民上世紀以來奮斗中求生存的酸甜苦辣，熟諳他們特有的生活圈、獨特的風俗和戒律，以及第三代移民逐漸美國化的變化。他童年生活在美國南方，后從事戲劇教學。《為戴茜小姐開車》一劇是1983年他52歲時的處女作，描寫的是記憶中南方生活的一頁。戴茜的原型是尤里的祖母和幾位姑婆，霍克的原型則是跟隨尤里祖母多年的司機威爾·科爾曼。尤里童年常聽她們講故事，敘家史。她們的故事使他得到享受，但也使他意識到她們固執而缺少幽默感，一意孤行而從不認錯。他在科爾曼身上卻看到高尚的道德品質。有了這些觀感，他在塑造戴茜和霍克時，便打開記憶的閘門，把這些品格、人際關系和遭際賦予角色。尤里要表現的是友誼、人的尊嚴和老年人對交往的需要。他以一種在美國南方“極為普遍、極為中產階級化的猶太家庭生活中所特有的東西”，來表現“既是偏見的制造者又是偏見的受害者”。他說：“我從沒意識到我們骨子里懷有多深的偏見，直到后來我終于擺脫了它。我們露骨地把黑人當作‘另一種人’，其實根本就沒什么 ‘另一種人’。人就是人。”

尤里打破好萊塢的種族偏見，把黑人置于主角地位，他還想把霍克與戴茜進行對比，刻意描繪霍克“高尚、自尊、彬彬有禮，在諸多方面霍克都遠勝于戴茜。他是一個真正的博愛主義者”(尤里語)。這部影片本該是表現霍克的。可能是他對戴茜類型的人太熟悉的緣故，盡管霍克個性鮮明，但從一開始就完美無缺，多年沒有發展，對他的刻畫就沒有像對戴茜那樣入木三分。而且對霍克的家庭和生活環境也沒有涉及，只在他與布利的談話中或在開車途中與戴茜的對話中略有交代。扮演霍克的弗里曼演技高超，在他的神態中，在后視鏡與戴茜的目光交流中，面部有節制的表情上以及步態的節奏中，都宣泄了他的喜怒哀樂和年齡變化(當然化妝也幫了他的忙)。他在舞臺上、銀幕上和熒屏上都扮演了同一角色。弗里曼來自南方，父親也曾是汽車司機。他認為霍克是許多人的綜合，他“具有一種不折不扣的尊嚴。如果你扮演他，首先必須考慮他的尊嚴”。霍克天性寬厚，通情達理，總為別人著想，在逆境中也樂觀成性，不忘幽默，仍是妙語連珠。他對戴茜的固執蠻橫一再忍讓，但又不卑躬屈節，他在對黑人極不公允的南部社會中，卻身體力行創造自己那份向上的、充滿愛心和歡笑的生活。尤里對弗里曼的表演極為贊賞，說他給角色帶來一種“俏皮、尊嚴和謙和的混合物，那是十分難以表達的”。

戴茜是個極富喜劇色彩的人物，她的富有和節儉得近乎吝嗇的矛盾，她的固執、一意孤行和由此產生的無傷大雅的差錯的矛盾，她口頭從不認輸和偷偷在行動上改正的矛盾，甚至她的年齡與她不服老的矛盾，都使觀眾忍俊不禁。坦迪所塑造的戴茜，從一開始就深深吸引了觀眾。她倒車出了車禍，但她仍緊握方向盤。帽子歪了，眼鏡偏了，她試試車把手沒有壞，拽出錢包沒事人似的就出了車，那神情一下就把她的精神狀態全都表現出來了。隨著劇情的發展，我們看到她既可氣又可笑，但并不令人生厭。戴茜的經歷正是猶太移民在南方發家的寫照，正因她過去含辛茹苦，兒時連養一只貓都嫌糟蹋糧食，所以她雖富有卻念念不忘過去貧窮煎熬的日子，不像美國化了的布利，聽任妻子講究排場。她反對雇司機固然是不愿打亂生活常規，但也怕司機白吃她的飯，增加她的電話費。她幾次三番讓霍克把車開慢些，說這是她丈夫教她的省油方法。她恪守她的民族習俗，生活在猶太移民圈中，到猶太教堂做禮拜，過圣誕節不送禮物(可笑的是她送霍克習字帖時再三申明不是圣誕禮物，卻要他對布利夫婦保密)。她當年所處的社會地位養成她多疑、謹慎、古怪、好強的性格;但肯定她是個嚴格的好教師，從她教霍克學拼音、鼓勵他識字，到頭腦不清醒時深怕“上課時不發還作業會讓學生失望”的真切神情中得到說明。她也許不溫存，但卻是個眷戀舊情的妻子。她的感情雖很少外露，性格卻豐富多彩。總之，她身上散發出猶太文化熏陶出來的各種特點。戴茜扮演者80歲的坦迪在銀幕上只演過配角，但卻有64年輝煌的舞臺經驗。她歷歷繪出戴茜25個春秋物換星移帶來的形體動作和思想感情的細微變化，而在最后那個場景中，霍克喂她吃南瓜餅時她臉上像孩子般的返璞歸真的神情，簡直是表演上的絕唱。作為年歲最大的奧斯卡最佳女演員獎獲得者她當之無愧。

戴茜與霍克間關系的微妙變化很耐人尋味，如最初戴茜懷疑霍克偷罐頭，到暴風雪那天霍克趕來，戴茜卻要霍克到冰箱自取食物;再如戴茜從嫌棄霍克整理花園，到和他一同勞動。這些細節都表現霍克以他可貴的為人逐步改變了戴茜的觀念，霍克的勝利是道德和尊嚴的勝利。但盡管他挺直腰干做人，仍然沒有社會地位。艾德拉死后有一個霍克獨自在廚房用餐的鏡頭(廚房是尤里童年唯一可向科爾曼表示同情的地方)，這個鏡頭言簡意賅，意味深長。戴茜在生命的盡頭終于承認霍克是她最好的朋友。在林肯為之獻身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國度里，要擺脫偏見需要花掉一個人全部晚年!時間何其長也。

影片之所以獲得成功固然是由于它藝術上的成就，但還有一個原因是由于時代變遷，觀眾樂意看到消除了種族歧視、人際間充滿溫馨友情的關系;也愿意看到南方黑人地位的改善。影片從霍克衣著和工資的變化，從擁有汽車到幾次汽車更迭中看到黑人生活在提高，從霍克是文盲到孫女是教師(在片尾冒出來為她開車，這是敗筆)看到黑人有了受教育的權利。這是民權運動爭取來的某些勝利。故事發生年代正是美國民權運動高漲的年代，劇情發生地點是馬丁·路德·金的家鄉、種族歧視最嚴重地區之一的亞特蘭大市和亞拉巴馬州。選擇這樣的時間地點來精雕細刻這對主仆關系，把洶涌澎湃的反歧視浪潮留在銀幕之外，是特別值得玩味的。當時南方曾發生過蒙哥馬利市黑人抵制公共汽車運動迫使取消在公共汽車上的種族隔離法(1955);發生過小石城事件抗議阻止黑人學生入市中心中學(1957);發生過席卷南部各州的靜坐示威運動抗議白人酒吧侍者拒絕為黑人學生服務(1960);還有“自由乘客”運動，企圖打破南部各州長途汽車及站上包括廁所在內的設施中種族隔離制(1961);以及由伯明翰開始發展到全國的爭取黑人平等權利的斗爭(1963春)和有25萬人參加的“向華盛頓自由進軍”(1963年8月)，而金博士是黑人解放運動的領導者，曾兩次被捕，以至1968年被槍殺。美國民權運動在表面上也獲得一些成就，實際上問題并未解決。戴茜基本上是個與世隔絕的人，她沒有醒悟自己是種族偏見制造者同時也是受害者，在美國南方，長期以來猶太人同屬不受歡迎的人。但他們的處境畢竟大大好于黑人，他們在不到100年的時間里，勢力滲入了美國精神和經濟領域，上升到領導地位和高收入階層，所以像戴茜這樣富有的階層一般是比較難以覺察到受歧視的。作者為揭露種族偏見刻意安排了亞拉巴馬之行。那兩個冷面孔的巡警發現一個黑人站在豪華轎車旁固然不肯放過，看了車主證件后，臨走卻拋下一句：“一個老黑傍個猶太老太婆，真喪氣!”這就夠戴茜消受的了。后來霍克要下車方便，戴茜怪霍克不早在加油站解決問題，霍克搶白說她明知黑人不能使用加油站的廁所。而這正是后來“自由乘客”運動發軔原因之一。戴茜從歧視黑人轉為尊敬金博士，契機是種族主義分子炸了那座金碧輝煌的猶太教堂并聽了霍克所描敘的故事。意味深長的是，開明的布利對母親直言不諱講明不能參加向金博士致敬的宴會的原因——他會因此輸掉銀行支配地位，輸掉生意。意味深長的還有：自稱沒有偏見的戴茜卻不能紆尊降貴邀請反種族歧視斗士——金為之斗爭的對象霍克，還侈談什么“事情(指黑人處境)在改變”。作者通過戴茜在飯店大廳聽金的講話，而霍克坐在車中聽候召喚表明“事情改變就那么多”。這些細節表明民權運動距離真正消除人們骨子里的偏見還很遠。還有一個撼人心弦的細節，那就是艾德拉死后在簡陋的黑人小教堂里舉行悼念儀式時唱詩班領唱姑娘那莊嚴嘹亮的歌唱。歌聲仿佛唱出了艾德拉苦難的一生。盡管影片中對她沒有更多的描繪，我們只知道她有尊嚴，有憤怒，與霍克相處有笑聲。如果我們知道在亞特蘭大有條規定：黑人死后不得埋入白人墓地，甚至連狗也在隔離之列，那繞梁的靈歌就不止是為艾德拉一人所唱的了。

有評論指出，這部影片是美國“現實的止痛劑”，“在美國尤其是種族關系問題一直令人沮喪……影片把世界縮小到一個小小的空間，在這里兩個上年紀的人能夠解決他們之間的尊敬和喜愛的問題……影片不止是平和寧靜，它似乎是一個純粹的夢。”這不幸而言中。1992年4月由白人警察毆打黑人所引發的洛杉磯等地的暴力事件徹底粉碎了這個夢。但我們對這部出自編導對美好事物向往而創作的佳片，難道能要求它去負荷超重的內涵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