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jīng)典文章賞析·《王安石》原文|注釋|賞析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撫州臨川(今屬江西)人。晚年自號半山老人。先封舒國公，旋改封荊。謚號文。世稱王荊公、王文公、臨川先生。“少好讀書”，凡經(jīng)史子集、諸子百家，“無所不讀”，“農(nóng)夫女工，無所不問”。(《答曾鞏書》)“屬文動筆如飛”、“見者皆服其精妙”(《宋史》本傳)。自幼隨父轉徙于地方官任上，至景祐四年(1037)始定居江寧。對社會民情、朝政弊端多有接觸、了解，胸中“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自慶歷三年(1042)登進士第，先后職任簽書淮南判官，知鄞縣、通判舒州，改郡牧判官、知常州、提點江東刑獄，直至嘉祐元年(1056)始入京召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誥。神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參知政事。熙寧三年(1070)拜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著名的王安石變法遂得以全面的推行。因新法遭到保守勢力的激烈攻擊，于熙寧七年、九年(1074，1076)兩次罷相，退居江寧半山園。終積憂憤病老于鐘山，享年66歲。史以政治家、文學家名聞于世。

王安石素以時代的經(jīng)綸手自勵，其胸襟懷抱非一般文人士子所能比。隨著變法思想的形成與實施，其文學主張亦表現(xiàn)出明顯的功利主義傾向。認為所謂文者，“要之以適用為本”，“務為有補于世而已”、凡落墨為文無不追求“詞簡而精，義深而明”，使人“心目開滌”。所以，安石之文往往奇思迭出，拗折峭深。唯以其議論拔俗超群，行筆氣勢雄健，獨具高屋建瓴的陽剛之美。

政論文章最可見其政治家的思想和文學家的風采。而其文形式或以章、表、書、奏，或以疏解正論，無不旗幟鮮明，說理透徹。有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堪稱此類中典范。全篇洋洋萬言，以人才問題為主線，剖析“積貧積弱”，抨擊時弊黑暗，闡論改革之必然。行文嚴謹縝密，筆勢犀利。文中對陶冶培養(yǎng)“改易更革天下之事”的人才，強調“教之、養(yǎng)之、取之、任之”的“有其道”，無疑已見其變法改革的信念。相比之下，《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可謂變法之先聲。作者以“越次入對”的“誤承圣問”為由，痛揭“百年無事”的背后原是危機四伏的“有事”，暗示了改易更革，厲行變法的急迫。文章褒中寓貶，辭切中肯，出語見心，立收奇效，使作者因而有“搏虎屠龍手”(茅坤語) 之稱譽。至于《興賢》、《原過》、《復仇解》、《進戒疏》諸篇，或引古證今，力辯興賢用人之五戒; 或連發(fā)問詰，評贊“勿憚改過”、人“貴遷善”之美德; 或剖析“復仇”，盡脫舊俗，對古代經(jīng)典據(jù)理批駁; 或頂真格式，推論君王耳目的節(jié)制放縱，妙筆于一正一反。而以信代論的《答司馬諫議書》，則理足氣盛，駁“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橫掃千鈞。凡此種種，足以代表宋代議論文的杰出成就。

“記”體文中或游記、或亭閣、或廳壁皆各有特色。《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以正題直筆，極善生發(fā)闡論; 《芝閣記》則感喟深切，著力于蓄勢而出; 《游褒禪山記》卻“借題寫已，深情高致” (李光地語)，“逸興滿眼、余音不絕”(《古文觀止》)。

人物評傳與讀史雜論乃王安石之專擅。一篇《傷仲永》“以盤折勝”，題材典型，發(fā)人深省; 《書刺客傳后》評古賢五杰之人生信條，層層剝起，言簡意賅，見識大膽新穎。唯《讀孟嘗君傳》以八十八字尺幅小品，翻千古定案，立“文短氣長”，而成“千秋絕調”。世又贊王安石為短章圣手。

書序、信札靈活自由，變化萬端。王安石亦能運筆自如而時出新意。《同學一首別子固》巧用陪襯之法，“筆情高奇，淡而彌遠”(《古文觀止》); 《答曾鞏書》、《回蘇子瞻簡》 二篇，以病老之身或論佛經(jīng)、辯“亂俗”，嘆“世不見全經(jīng)久矣”; 或敘金陵相聚，翰墨之誼，衡文論詩，送上真誠的“感悵”與眷戀。三文互參互證，恰由青年到老年。而一代文壇大師間的彼此欽敬與深情，更傳為文苑佳話。兩篇信札亦以維護忘年之契為宗旨，其語切辭達，別有一種風韻。清末古文家林琴南稱：“書序最難工……王介甫序經(jīng)義甚精。”作為學術專論，王安石的《周禮義序》、《詩義序》、《書義序》 以“三經(jīng)新義”頒于學官，顯示了學術見解中反傳統(tǒng)、求變革的態(tài)度。其文頗多創(chuàng)見，世稱“荊公新學”。

王安石的碑銘、哀祭文亦多有佳作傳世。其文力追韓愈，又不失荊公本色。如《王深父墓志銘》 的嗚咽欲絕，吞吐含蓄，巧于敘悲;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縣墓志銘》 的“感嘆深摯，跌宕昭朗”，“有龍?zhí)⑴P之勢”(《唐宋文舉要》)，《平甫墓志》的簡潔、信實，而無“諛墓”、偏頗之嫌。尤以《祭歐陽文忠公文》的語出肺腑，情文相生，在一片祭歐聲中獨傳清音。其心志、文思、結撰和語辭得前人評價最高，既有昌黎“以柳易播”之風范，亦可聞孔明柴桑吊孝之悲慨，更當見王安石臨風想望之哀情。世傳為珍品。

王安石的賦體文多為精小短幅。如《龍賦》、《思歸賦》。前者格式近于韓愈的《獲麟解》、柳宗元的《羆說》，雖詠物抒情，但多說理;后者以比興手法嘆艱險，唱思歸，行文含蓄不露，意在激流引退。二賦皆從別一側面給人以啟迪。

王安石為文早年師法孟子、韓愈。后經(jīng)歐陽修點撥，文思開廓，博取眾家之長，遂自成大家風范。著有《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周官新義》十六卷，另曾編有《唐百家詩選》。王荊公亦以詩歌名世，今尚存一千伍百余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