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王安石《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志銘》原文|注釋|賞析

王安石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辯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為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陜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為書以薦，于是得召試，為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

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嘗慨然自許，欲有所為。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 其可哀也已!

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眾人之求，而有所待于后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于用說之時; 謀足以奪三軍，而辱于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

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瑰，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令陶舜元。

銘曰：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 而已于斯，誰或使之?

唐宋以降，能文之士提筆撰墓志銘文一時成風。其間，隱惡揚善、“溢美諛墓”之迂腐陋習亦滋盛。致使墓志銘文或變“俗”變“濫”，后世每有揶諭之辭。

雖如此，以態度嚴肅、情感真實、生動傳神而名世的佳作亦不乏其篇。撰著者中又以韓愈、歐陽修兩家為佼佼者。文壇盛傳其《柳子厚墓志銘》與《尹師魯墓志銘》兩篇力作，或“以柳易播”、或“文簡意深”。大家風范、道德文章，無愧于后世之楷模。然而，雖效法、摹擬者多，卻以王安石此篇墓志銘有“學韓之文，此為極則”(《唐宋文舉要》甲編卷七)之譽。所謂“縱橫開闔，用筆有龍跳虎臥之勢”，所謂“感嘆深摯，跌宕昭朗。荊公此等志文最可愛” (同上)，評品議論聲里，堪稱各得其妙。

作者撰此銘文的宗旨在感嘆許平雖雄才大略，竟“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行文中深切的悼念，真誠的由衷之感，同無限悲慨、出離憤怒之情熔凝于筆端。王安石獨出機杼，寫法不拘一格。其出語冷峻，俯仰古今，既激人以共鳴，又發人以深思。至于其謀篇波折迭起，擲筆于天外; 文句“措詞雋敏”，“搖曳唱嘆” (同上) 于首尾，正體現了王荊公“文章折拗峭深”( 《四部備要書目提要》)，以氣勢雄健，“詞簡而精，義深而明”見長的風格。此銘文出遂成傳誦佳構，而“主簿許君”亦因此立名于世。

恰《宋史》許平無傳，唯其兄許元有傳。所以作者記敘許君生平僅用“余嘗譜其世家”一語作總領句。“所謂今……主簿者”，著力于“主簿”二字，為下文的闡發議論設伏筆。考“嘗譜其世家”，語指荊公所作《許氏世譜》一篇。其文由神農之后伯陽氏溯源，歷數《春秋》中的許男; 不受堯讓天下而藏之箕山的許由; 漢魏而有許慎“以經術顯”，許靖入蜀、“先主以為太傅”，許褚“忠力事魏”; 及至唐天寶之亂有許遠者與張巡同抗賊于唯陽，盡守城之責。直至“遠孫僑”人江南，繁衍稠，規而至于逖。而逖有五子皆為宦，其中唯許平任卑微小吏。作者探詢許氏世譜根族，從“爵邑于周，子孫播散四方”刨起，直到點明“五人者，咸孝友如其先人。故士大夫論孝友者歸許氏”。不過《宋史》對許元頗多貶詞。稱其為官“以聚斂刻剝為能，急於進取，多聚珍奇，以賂遺京師權貴”。以至清末林琴南氏指證許元“人品本不足言”而“平之行能應類其兄”，于是得出了“故荊公言中加以譏切”(《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 的結論。此乃一家之言，終不免偏頗。王安石文中以有世譜在先而不細述，但也記明許平的四個長處。即所謂“自少小卓犖不羈”、“善辯說”，以及“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與其兄俱以智略為當世大人所器”。從行文看，“相友愛稱天下”，“智略所器”或與其兄相關連; 而“卓犖不羈”、“善辯說”則是單指許平而論。且作者仍意在褒獎許平的承繼家風，頗負才智。運筆以其兄作襯托，自然也是認可許元的“咸孝友”和有“智略”。不過由此似得不出“平之行解應類其兄”的判斷，所以“荊公言中加以譏切”或論據不足，或為后人的想當然。以全文的布局而言，四個長處也好，其兄陪襯也罷，都無疑權作鋪墊。遂引出下文的“貴人多薦”、“爭薦”，直至未得大用，終卒以小吏，對許氏兄弟，當時與后世應有其議論。王安石稱元“自天子大臣莫不以為材。其勞烈方在史氏記”(《許氏世譜》)，可見贊嘆的成份居多。古人評點此四個長處，亦有稱許平為“此見其為趨時之士”(《唐宋文舉要》 甲編卷七) 的見解。“趨時”者，追求風俗時髦。而“時風時俗”并不能一概貶斥，“趨”者亦是泥沙混雜，良莠難分。所以，即便王安石對當時舉薦之風的弊端、貽患有著一定的認識，也不能斷然指辯其“言中加以譏切”。澄清許元許平兄弟品行的或“應類”、或不“應類”或有類，是有一定意義的。它有助于世人對許平的評論公正。王安石在文中記述許平的生平，雖簡潔文字，卻抓住了“為當世大人所器”的原因。作者以此落筆，既合乎墓志銘文的風習，又能獨出新意，糾正世俗之人的成見、偏見。這或許正是王荊公行文起勢之匠心所在。

作者對志文的結撰以夾敘夾議的手法巧作編排。寫生平，敘事跡，除盡瑣細雜碎，單提許君之大節處。突破了窮于溢美贊頌的古板格局。王安石記述人事，堅持寫實、寫真。雖憤慨不已，仍持以冷峻，凝激情于藏鋒蓄勢之中。作者轉而抒唱嘆，一變作“痛寫淋漓，無限悲涼”(《古文觀止》)，使“文情若疑若信，若近若遠，令人莫測”(同上)。而銘文題旨卻始終在未得大用以卒。

文中逼出“其可哀也”的惋惜與悲憤，得之于一波三折的層層遞進之法。據《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慶歷三年(1043)五月乙未，以試方略人……許平為太廟齋郎。……皆近臣特薦也。”宋仁宗復六科之舉，“開方略之選”，朝廷大臣范仲淹，鄭戩“爭以君所為書以薦”。可見許君之大才，世人皆以為可用。而且“貴人多薦”、“爭薦”認為“不宜棄之州縣”所謂千里寶馬，棟梁之材就在眼前。這一層的極盡褒贊之辭，盈溢著作者滿心的喜悅。“君亦嘗慨然自許，欲有所為”是第二層。王安石贊賞許平自負而又自信的心志，似乎同許君一樣滿懷著希望。第三層僅記述“召試”“為太廟齋郎”，海陵“主簿”。使人才埋沒，“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行文三層迭進，以先揚后抑之法，使文勢隨文意而跌宕變化。作者的筆含蘊藉，落墨有致;而文字折轉自然，順理成章。此時，王安石止不住發一聲：“噫!其可哀也已!”語中悲涼、惋惜、哀嘆、不平之情已如激流飛瀑、直泄而下。

王安石寫墓志銘，有意學韓愈的不守“定體”、成法，手法更為靈活。作者寫許君的生平、人品、文章、道德并不作泛泛敘述。從“可哀”宕開一筆，以士人有三類作比較。用“無眾人之求，而有所待于后世者”和“赴勢利之會，而輒不遇者”，來襯托“辯謀”足以“移萬物”“奪三軍”者。作者抒發議論，直泄胸臆。慨嘆第一種人的“有待而不悔”;第二種人的“不可勝數”;第三種人的“窮時”“辱國”，不得一用。后世對文中三種人中“何為暗指許平”多有不同的見解。有指前者“此正指許平輩也”(《唐宋文舉要》甲編卷七);有稱后者為真才實學之許平。“辯足以移萬物”取有“生公說法，頑石點頭”之意，而“奪三軍”則出自《論語·子罕》“三軍可奪帥也”的活用。其實，王安石行文之高妙，何在于此地的確認人事。許平以海陵主簿而終卒其生，未嘗不是“有待而不悔”者的“獨行其意”;也未嘗不是“不可勝數”中的一個; 更未嘗不是勇冠三軍的驍將。所以說三種士人的秉賦特征中都有許平的影子，如此看來，王安石的這一番議論，果真是有感而發。所謂“以見趨時之士，亦未必得，君子所以貴自守也”(《唐宋文舉要》 甲編卷七)，古代評家的這種認識倒也難能可貴，同時似也證明了君子人中亦有趨時之士。難怪“熙寧六年，王安石言慶歷邊事，大臣以門客故人之故，開方略之科，因此繆及京師市井閑富人，靈策求得官者甚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43) 可見王荊公對慶歷時的舉薦之風多有貶詞。《文獻通考·職官》也指出舉薦之弊竟至“室長齋郎無常數”。宋代科舉腐朽，任人任事不以實際真才實學作憑，以致冗官冗費，因人設事。天下人材雖多，卻得不到合適而充分的任用。如許平以主簿終其一生，雖“可哀”而不可奇。許氏的悲劇實在是當時科舉與社會弊病所造成。作者行筆果真是“縱橫開闔”、“痛寫淋漓”(《唐宋文舉要》甲編卷七)。

末節的銘文短小精辟。然兩處語意筆含悲涼以至出意憤怒。一個“擠”字生動形象，但揭示了扼殺人材于無聲無息之中。末句的“誰或使之?”大膽發問，無限慨嘆，又對全文作總結概括。筆觸所指，頗具膽識。王安石曾撰雜著《材論》篇，其文開宗明義即指出“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眾，患上之人不欲其眾; 不患上之不欲為，患上之人不使其為也。”文筆所指似乎正是許平以小吏終生的現實。作者在另一篇雜論《興賢》中亦提出“有賢而用，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觀許平一生埋沒，不以大用，何異于無此人無此材。國家禍福，社稷興衰離開了賢材的必有所為，還能有什么發達與強盛可言。“誰或使之”不言自明，墓志銘的宗旨也由此得到開掘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