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蘇軾《平王論》原文|注釋|賞析
蘇軾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遷于洛。”蘇子曰: 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自平王至于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髭王之神圣,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于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于遷哉?
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于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后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于桀、紂而后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 則不鬻田宅之效也。
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 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余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
春秋時,楚大饑,君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于阪高。蒍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于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為煨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于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愈于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
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鄀,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征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
本文選自《東坡志林》。《東坡志林》又名《志林》、《東坡手澤》,清《四庫全書總目》稱其性質是“隨手所記”。《志林》為未竟之作,后人進行了輯定,但書名仍為作者自題。其中的“論古十三首”是作者很重要的史論,“論古十三首”本無標題,現有標題大約均為后人捉刀,所以不大講究。本文在《蘇軾文粹》中題作《平王》,郎晦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作《平王論》,茅鹿門《唐宋八大家文鈔》同,今人選本多同后者。
平王即周平王(?——前720),東周國王,名宜臼,一作宜咎,幽王太子,為申后所生。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因寵愛褒姒,廢掉申后和太子宜臼,并演出了那一幕讓中國歷代統治者都心驚肉跳的“烽火戲諸侯”的鬧劇,被申侯聯合曾、犬戎等攻殺于驪山下。西周滅亡,宜臼被申、魯、許等國擁立于申。《史記》載:“平王立,東遷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強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遷都后史稱東周,由晉鄭兩國夾輔立國。
本文題為論平王,但不是人物評傳,只是論上面說的東遷雒邑一事,作者引用大量史料,證明東遷的失策,實在是有的放矢。是時北宋王朝在北方少數民族頻繁入侵騷擾的局勢下,有意南遷,以避其鋒。東坡反對此舉,遂有此文,是為借古喻今。
東坡為論,立意明確,用心專一,常能以一字概括之。本篇中作一線貫穿者是“遷”字。茅鹿門在《唐宋八大家文鈔》中說:“此文以‘遷’字為南以無畏而遷者五,以有畏而不果遷者二,以畏而遷者六,共十三國,以錯證存三處,為一線矣。”筆法類似的例子還有《留侯論》中的“忍”字。
全文在結構上分為三段。
第一段,引《史記·周本紀》中有關平王東遷的一段話,借古喻今,提出“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的觀點,東坡認為周自平王以降,“非有大無道者”,但為什么最后亡了國呢? 因為遷了都。
第二段是純粹的議論,作者把田宅看作立家之本,家有不幸,可以乞討為生,但不能賣田宅,賣田宅就是賣祖宗。國家亦如是,都城就如一家之田宅,國力再弱,亦或遇有昏君,只要不遷都,可以茍活。并舉夏、商兩朝為例。而東周雖無昏君,但遷都以后也是名存實亡。面對外族的侵擾,朝政的腐敗,作者廷怒于“遷”,一改平日恬淡清靜,行云流水,議論時不留痕跡的文風,把遷都比作賣田宅,喻遷都者為敗家子,想著國將不國的局面,東坡先生簡直有些按捺不住,差一點到了氣急敗壞、破口大罵的地步。
以下為第三段,它是第一段的繼續,可以當作一個整體看,第二段只是插入其中的一片議論。作者旁征博引,評介從盤庚之遷開始,直至五代南唐國主李璟共十三國的遷都,字里行間透著作者的好惡。衛文公東徙渡黃河,靠齊恒公的幫助,在楚丘建城、造宮殿,國家富了起來。這顯然對本文立意是個反證,東坡雖末視而不見,但一句‘恃齊而存耳’,輕蔑之情溢于言表——你再富也是兒皇帝。春秋時楚國因君蠻反叛,謀遷都于阪高,被賈阻擋,他說:“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結果因利用秦,巴滅庸,楚國又強大起來。賈這句話,實際是作者引來向當朝統治者進諫,不過顯得有些無力罷了。東坡真正推祟的是王導。晉成帝時歷陽太守蘇峻作亂,晉軍屢敗,后宮陷落,郡臣欲遷都豫章或會稽,獨王導反對,上從導意,“乃不果遷,而晉復安。”
東坡之議論,自然出自其拳拳忠臣赤子之心。國難當頭,他是不能視若無睹的。眼見當朝天子昏庸,群小奸佞,他急火攻心,談“遷”色變,“遷”與“不遷”成了是否愛國的唯一標準。所以,在史料的引用上,難免有失之偏頗的地方。如東漢未年,董卓將國都從洛陽遷到長安,顯然不是漢亡的原因; 而楚昭王為避攻入郢都的吳兵,遷都于郡,本是上策,作者卻援例作為反對“遷”都的論據,實在是過于牽強了。東坡將國家興衰的原因,設在“遷”與“不遷”上,遷了國都,縱然未有昏君也將國破; 不遷,則無論如何可以茍活,雖有拳拳之忱,但其歷史觀的偏狹顯而易見。
本文條分縷析,一氣呵成,文氣旺盛,筆意豐沛。體現了東坡強烈的愛國熱忱,這種熱忱是通過論史反映出來的,作者的地位和當時的處境都不允許他犯顏直諫,其良苦用心只能在談古時曲筆道出,這就增加了寫作的難度。作者正是很好地把握處了這一點,縱觀全篇,均未涉及北宋南遷之事,但文章立意已在不言自明之中,作者的好惡及他那憂國憂民的一腔熱血亦在字里行間潺潺流出。如:論平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評王茂弘“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譏衛文公“恃齊而存耳”,都是點到為止,無多贅言,卻又恰到好處。
本文看標題似為紀傳體,但內容還是屬論辨文章,有著很強的論辨性,觀點鮮明,論據充分,引經據典雖不免偏頗之處,但仍能做到言之有據,且自圓其說。尤其是頭、尾均安排“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失計者也”一句,前后照應,相得益彰,既反復表述主題,又避免了影射朝政之嫌。一篇論文,顯示了作者博學多識,占有了大量史料,而在旁征博引的同時,他也借以巧妙地利用了論辨文所需的氣勢,高屋建瓴,獨辟視角,一部中國史,為我所用,十三國興衰,融于一篇。
蘇軾是一位多才多藝的文學家,又是一位很有見地的政治家,他借平王遷都發出的警號不幸而言中。在他去世二十余年后,靖康二年(1127),金兵迫攻東京城,宋欽宗簽城下之盟,金兵掠其歸。趙構在商丘重建趙宋王朝,其后又迫于金兵追趕,將都城南遷臨安(今浙江省杭州市),終因一蹶不振而滅亡。今天看來,趙宋不遷都也是要亡的,但這并不能抹煞東坡在政治上的遠見卓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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