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詞寫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是年四月，康有為、梁啟超上書請求變法。王鵬運此時正客居京師，對變法表示同情。而其本人當時的狀況則如朱祖謀所記：“既任京秩，久而得御史，抗疏言事，直聲震內外，然卒以不得志去位。其遇厄窮，其才未竟厥施，故郁伊不聊之概，一于詞陶寫之。”(《<；半塘定稿>；序》)此詞正是抒寫其“郁伊不聊之概”，表現其壯夫扼腕之悲憤的佳作。作者先在枕上得“家山春夢里，生計酒杯前”兩句，然后漫成全詞。詞作既念夢里家山，更發不平之鳴，一派悲慨萬端之真情充溢墨楮之間。

“歌哭無端燕月冷，壯懷銷到今年。”詞一開篇就披示出悲慨蒼涼的心境，讓人感受到其內心郁積著異乎尋常的痛苦。“燕月冷”寥寥三字，卻言少意豐，每字一個層次：“燕”點出地點，指代北京；“月”暗示時間，正是深夜；“冷”渲染出環境氣氛，凄清幽冷。在“燕月冷”的襯托之下，詞人之“歌哭無端”就更具有悲涼的意味。龔自珍《己亥雜詩》曾云：“少年哀樂過于人，歌泣無端字字真。”那是講他少年時代哀樂的感情都比別人強烈，“無端”的歌與泣都十分真實。王鵬運之“歌哭無端”自然亦是“字字真”的，但他的“歌哭”并非基于“哀樂過于人”的氣質，亦并非真是“無端”即沒來由地“歌哭”，而是“歌也有思”。他的“歌哭”具有深刻的社會內涵，是對國家命運之歌哭，亦是對個人窮厄不遇之歌哭，實際是一種“不平之鳴”；而“壯懷銷到今年”一句正是“歌哭”并非“無端”的表白。“壯懷”包含著作者渴望國富民強的理想，他自任監察御史等職后，曾數十次“抗疏言事”，正是力圖實現其壯懷的表現。但卻“銷到今年”；無情的現實已使其壯懷逐漸消失殆盡，或者說“到今年”使他清楚地看到“壯懷”已沒有實現的可能，此乃作者所以要于“燕月冷”時“歌哭”也。作者之“歌哭”不是高歌大哭，而是“斷歌凄咽”，一種斷續、低沉、哽咽的歌與哭，一種不能為當政者所知的悲憤，一種無法傳揚開去的痛苦。心中悲憤而不能借放聲痛哭來宣泄，多么深刻地寫出了自己痛苦的心境，亦含蓄地反映了社會政治的黑暗。大凡封建社會正直的文士，一旦發現仕途上難以得志，政治理想徹底破滅，就會自然而然地產生歸鄉隱居的念頭。這在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王鵬運亦不例外。這連高歌大哭都不容的京都實在沒有什么值得留戀。因此乃有“家山春夢里，生計酒杯前”云云。“家山”即家鄉，指廣西臨桂(今桂林)；“生計“原指謀生之道，這里指打發日子。

下片“茆屋石田荒也得，夢歸猶是家山”兩句，乃承接上片“家山春夢里”之意而略加展開。“茆屋”，茅草屋；“石田”，不可耕種的田。乃極度夸飾家鄉的貪困、貧瘠，它與繁華的京都自然無法比擬，但作者卻深情地說“荒也得”，意謂家山再荒涼亦符合自己的心意。這就更有力地反襯出作者對家山的感情。這種對“家山”的眷戀，乃是對京都的厭倦與憎惡之情的曲折反映。此時作者的感情還比較舒展平靜，暫時沉醉于“家山戀”之情境中。但歸家山之“夢”能否成為現實呢？當作者猛然想到這個問題而驚醒過來時，又不禁感慨萬端，其一時平靜的心潮重新激蕩起來：“南云回首落誰邊？”“南云”，南飛的云，晉陸機《思親賦》云：“指南云以寄欽，望歸風而效誠。”作者身在北京，回望飛向南方故鄉的云，這“南云”寄托著作者的“歸夢”，但是這片南云落在何處尚不知曉。由于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作者“歸夢”亦可能永遠是個“夢”。作者的歸宿到底在哪里呢？京城不堪久居，家山亦不一定能回去，作者覺得簡直是走投無路了，故又陷入詞開端的那種“歌哭無端”的心境之中，而“擬呵湘水壁，一問左徒天”了！“左徒”指曾任楚國左徒之職的屈原，據漢王逸《楚辭章句〈問天〉序》：屈原遭放逐之后，憂心愁悴，傍徨山澤、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圣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寫出《天問》，以發泄憤懣，舒瀉愁思。作者這里正是以窮呃失路的屈原自比，他亦要呵壁問天，借以發憤舒愁了。至此，一個郁伊失意的自我形象就站立起來了。

全詞以“歌哭無端”始，以“呵壁問天”終。作者那充溢心中的痛苦失意之情始終未得排除，他與社會始終是無法和諧的。中間思歸家山的快慰，不過是畫餅充饑的“春夢”而已，轉瞬即逝。朱祖謀評半塘詞“于回腸蕩氣中仍不掩其獨往獨來之概”(《〈半塘定稿〉序》)，信非虛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