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研究·詩論著述·詩品

詩論著作。南朝梁鐘嶸撰。鐘嶸(468? —518?)字仲偉，穎川長社(今河南長葛)人。南齊永明中為國子生，歷任南康王侍郎、撫軍行參軍、司徒行參軍等職。梁天監中，遷西中郎晉安王(蕭綱)記室。后人亦稱其為“鐘記室”。《詩品》撰寫的時間，在沈約卒后(513)，完成于其為晉安王記室時。該書《梁書·鐘嶸傳》、《隋書·經籍志》、《文鏡秘府論》引《四聲論》并作《詩評》，似為唐代之通稱。但其本名實應為《詩品》。它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部詩論專著。全書三卷，每卷之首均有序言，集中地表達了著者的詩學見解。何文煥《歷代詩話》本將三序合一，置于卷首，合稱《詩品序》，或稱《總序》，尤為后人重視。在鐘嶸的時代，創作和批評都存在很多問題，或是“庸音雜體，人各為容”，或是“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而晉、宋以來的論文之作，也都存在“曾無品第”的缺陷。因此，鐘嶸乃將推溯源流與品第優劣結合起來，既別裁偽體，又正本清源。《詩品》分上、中、下三品，分別評論了自漢以來的一百二十四家(包括古詩)作品，其中三十六家又分別納入《國風》、《楚辭》和《小雅》系列，謂“入此宗流者，便稱才子”。列入上品的詩人中，大多出于《國風》系列，其中包括“建安之杰”曹植，“太康之英”陸機和“元嘉之雄”謝靈運。中品詩人除顏延之外，均出于《楚辭》系列。這又體現了另一層次的高低。通過“三品升降”和推溯源流，鐘嶸力圖為詩歌創作和批評樹立起新的“準的”。在理論上，鐘嶸尤其重視外在景物及人生際遇對詩情的感發作用，指出“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其中有屬于自然者，“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亦有屬于社會者，“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詩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 非長歌何以騁其情?”這較之陸機《文賦》僅偏重四時變化對人情的感發，顯然是一大發展。在詩歌的藝術表現上，鐘嶸強調對賦、比、興的綜合運用，指出：“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馀，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這在詩歌創作方法上，比一味強調使用“比興”，顯然更為正確。正因為如此，鐘嶸反對用典，所謂“吟詠情性，亦何貴于用事”;又反對說理，斥責玄言詩的“理過其辭，淡乎寡味”;又反對聲律，認為詩歌應重視自然音韻，“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此類見解，堪稱卓識，在后世也產生了很大影響。《詩品》刻本，除輯入詩文評或類書者外，以明嘉靖年間繁露堂本為傳世最古者。此后，收入叢書及單刻本甚多，明、清以來，亦偶有校、注。近人校注之作，有陳延杰《詩品注》、古直《詩品箋》、許文雨《詩品釋》、曹旭《詩品集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