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研究·詩學概念·賦詩言志

古代詩學概念。見于《左傳·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按：指印段和公孫段)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賦詩言志”，是根據春秋時期各諸侯國之間，在政治、外交場合中賦《詩》時斷章取義的情況而提出的觀念。如《漢書·藝文志》云：“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又據《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杜預注：“古者禮會，因古《詩》以見意，故言賦詩斷章也。其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其實，春秋時賦詩斷章取義，不僅是“多取首章”，也可以取“卒章”，如上述鄭伯享趙孟，子產賦《桑隰》，原是義取首章“既見君子，其樂如何”，以表示歡迎之意;但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隰桑》卒章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取不忘人之愛的意思。又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野有蔓草》見于《詩·鄭風》，原是描寫男女愛情的作品。但子大叔所賦并非愛情，而是節取其首章“邂逅相遇，適我愿兮”二句，表示熱情歡迎之意，所以趙孟說是“吾子之惠“，表示感謝。又如伯有賦《鶉之賁賁》，此詩見于《詩·鄘風》，《毛詩小序》曰：“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這是一首諷刺統治者淫亂的詩歌。所以趙孟事后評云：“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據此情況，清勞孝輿《春秋詩話》卷一有概括說明：“風詩之變，多春秋間人之所作。……然作者不名，述者不作，何歟?蓋當時只有詩，無詩人。古人所作，今人可援為己詩;彼人之詩，此人可賡為自作，期于言志而止。人無定詩，詩無定指。”為了自由表達意志，人們稱引可以毫不顧及原詩題旨，賦《詩》言志，斷章取義，原是歷史的產物，春秋以后，就很少有這種做法。但其風氣所及，影響有好有壞：違背原詩，主觀附會，隨意批評，以合其“教化”需要，流弊甚深;但對后來“詩無達詁”之說，啟迪了藝術思維的模糊理論，空靈而不泥于字面，又促進了詩歌審美藝術的發展。關于《尚書·舜典》“詩言志”說與《左傳》“賦詩言志”說的關系，朱自清《詩言志辨》以為“詩言志”可能是從“詩以言志”化出，“但也許彼此是獨立的”。二說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