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文學的內容·《詩經》·個性情感和藝術精神

《詩經》中絕大部分作品為周王朝建立之后創作的。這些作品生動、形象地表現了人們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內心世界：他們的個性與思想感情，他們的歡樂與苦惱，他們與外在環境的矛盾與沖突，他們對人生、生活的理想追求;體現了當時人們的藝術理想和較高的藝術修養。這些作品在表現周人感情的豐富性方面，在展現周人個性的歷史性內涵方面，在表現當時人們對生活、對人生的審美感受方面，都達到了相當的藝術高度，取得了極其可貴的成就。

周代等級關系是通過封邦建國的方式建立起來的。天子封諸侯，諸侯封大夫。通過這樣的“封”與“建”，諸侯、大夫擁有了不同數量的土地、臣民。周代人的等級名分是通過土地分封而形成的。他們的財產和政治地位的最初獲得，都來源于上一級君主的恩賜。這種關系最終決定了他們在君主面前不能不居于從屬的地位。經濟上，要獻納貢賦;政治上“出納王命”，充當“王之喉舌”(《烝民》)。他們只有效忠于君主的義務，而沒有分庭抗禮的資格和權力; 他們只能在君主的意志和利益中體現個人的人生意義和利益，而不能也不允許擁有獨立的個人的意志和利益。于是，他們一方面要治理好自己的臣民，另一方面，他們要感戴、依賴上級領主。這構成了當時最基本的社會關系。

與這種關系相適應的是，西周初年周公制禮作樂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于是，代表周代主流文化的禮樂文明確立并發展起來。這是中國古代文化傳統的定型時期，也是中國文學傳統形成的時期。當時詩人不論處于什么樣的社會地位，無不直接、間接地受到這一主流文化的制約與影響。

周代的禮，是當時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它是由人們的物質關系中產生出來的精神文化的總和，是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意識形態。同時，它又反作用于物質關系。周代的社會關系以人身的依附關系與嚴格的等級關系為基本特征。它的核心是上級領主同下級領主、領主同農奴間的等級差別。禮的作用就是維護現存的人身依附關系與等級關系，突出表現在它要求把社會生活中的尊卑差別顯現出來，使人們的認識更加鮮明。因此，禮強調“章疑別微”^①。章，明也，顯也。“章疑”，就是使紛繁疑似的事物之間呈現出清晰可辨的等差;別，分也。“別微”，就是使隱約微末的關系剖分離析，顯出尊卑。“章疑別微”就是使現實的等級關系在人們的認識中得到強化，從而強調差別，使人們認識并牢記自己的和他人的等級名分。這樣就會使卑者、賤者老老實實地侍奉尊者、貴者，而不至于非禮僭越，更不會犯上作亂。禮的本質就在于此。

禮對周代貴族性格的制約作用，最主要的基點是從禮的“尊尊”本質中引出的。禮要把“尊尊”的宗旨變成人們日常的行為規范乃至心理積淀。于是，在文學藝術中這樣復雜的文化現象及其同人們心靈的關系，也為詩歌打上了鮮明的時代印記。

有關戀愛、婚姻的詩篇在《詩》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在《國風》中尤其如此。它們是詩人情感活動最具生命力、最為強烈的旋律，是詩人心靈劇烈跳動的藝術結晶。這些詩篇以其永恒的藝術魅力感染、激動了幾千年來的無數欣賞者。

但是，我們應該看到，在周人歌唱愛情、婚姻的時代，禮樂文明是人們生活空間中最為廣泛，也最具制約作用的精神力量。禮的思想、原則無時不在，無處不在。它緊緊地、綿密地環繞著人們，規定、熔鑄人們的性格、心靈乃至感情活動。禮在一定程度上承認愛情的合理性。“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記·禮運》)^①。這是禮對情的有限度承認的經典性表述。然而，周代禮的思想在本質上卻是限制情感、否定情感的。《左傳》昭公十年引逸書云：“欲敗度，從(縱)敗禮。”(《春秋左傳正義》卷四五)在這種思想看來，欲望的發展就會敗壞禮之“度”，對情的放縱，就要損害禮，從而將情、欲同禮的思想、原則對立起來，維護禮，限制甚至反對情。《國語·楚語上》云：“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②在這樣的思想中，私欲同德義已經被置于截然對立的態勢中，此消彼長，彼消此長。將二者對立起來的認識在《禮記·樂記》中表述得最為充分。其文云：“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智)知，然后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而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③在禮的思想看來，二者的對立如不加以限制，一旦發展到這一地步，便徹底破壞了禮的思想、原則乃至社會的尊卑等級，就要天下大亂。這是無論如何也不可以的。因此，禮將人們的基本欲望視為惡劣的情欲，加以限制、排斥。《左傳》隱公六年引周大夫周任的話說：“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春秋左傳正義》卷四)對情欲要堅決地予以扼殺。為了更有利于禮的秩序的穩定，周代的統治思想則從各個方面對情和欲進行誘導、制約、改造。《禮記·禮運》云：“故圣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①通過這樣反復地耕種、修整、限制、熔鑄，使人們的感情成為圣人的特殊的田地，這里面只生長合于禮的思想、原則的情和欲，那種對人生的本能的需求再也看不到了。這樣就會做到孔子所說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

在這樣的禮樂文化居于統治地位之時，人們對男女之情的追求，被視為有損于禮的思想、原則的行為。禮的思想要求人們極大地限制自己的情欲，甚至要毫無痛惜地將其扼殺，而使自己的情合于禮的規定。在當時的禮的思想原則看來，個人的感情是無足輕重的，重要的是禮的尊卑之穩定與不可動搖的秩序。為了這一宗旨，就要否定人們情感的合理性，藐視甚至扼殺人們的情感。

隨著周人統治的鞏固與發展，禮的思想、原則的制約作用也被不斷地強化。但是另一方面，各地的文化淵源不同，王朝對各地統治的程度不同，禮的思想原則實現的程度也是有所區別的。上述禮的思想、原則對人們的感情和心靈的制約更多地表現在周人長期統治的區域，如王朝所在的豐、鎬等。在《詩經》中，禮的思想原則當以《大雅》《小雅》和《周頌》表現得最為突出。在《國風》中，也有一些詩篇采自周人禮樂文化影響較深的地區，如《周南》《召南》《豳風》《王風》等詩篇就出自這樣的環境中。因而，連同其中的有關婚姻、戀愛詩在內，都不能不同其他地域的文學形成顯著的差異。例如《關雎》表達了一個貴族青年對一位少女的愛慕與追求，青年男子在水邊見到一位形貌姣好的少女，遂生愛慕之情，將她視為最適合于自己的女性。他思念著，想象著，為激情所困擾，所震撼，“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他是個重情感，重想象的人。他的愛情是如何變為現實的，詩中略而不談。詩人要向世人陳述的是使他輾轉不眠的心靈震撼，是他與愛人結成連理之后的和諧，是他以自己所擁有的琴瑟、鐘鼓等優越的條件，取悅自己的愛人，也要以此使她幸福。他的感情是強烈的，也是深沉的。但是不論他們的感情如何強烈，見諸行動或情感活動時，都會顯示出他們心靈中的禮的深刻印痕。禮的教化使得這些詩篇的情感表現為“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從而成為那個時代抒情詩的典范。

但是，禮樂文明的擴張，也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各諸侯國的地域不同，部族的構成不同，其原有的文化傳統也不同。雖然周代禮的思想借助于政權的力量得以推廣，但是，其與各地原有文化的沖突仍是不可避免的。如前文所論及的周以外的各個地域、部族，周王朝往往要因地制宜，進行文化擴張與新的建設。從文學藝術來看，這些地域的作品中所涌動著的感情，所體現出的審美情趣，則表現出同主流文化的禮既有聯系，又表現出帶有其他特色的文化傳統對人們心靈的作用。

在這方面，衛詩最具代表性。衛地人們的精神面貌、文化狀況同周王朝統治嚴密的地區有著明顯的差別。周王朝既要他們接受自己的主流意識形態，又不想借助于政權的力量強制地擴張禮樂文化，而是要在文化交融中鞏固其統治。在《詩經》文本中，劃分為《邶風》《鄘風》《衛風》三部分的衛詩，不僅數量多，而且具有獨特的文化基因與藝術風貌。人們從中可看出其與周人禮樂文化融合的痕跡，也可看出二者的矛盾與排拒，較為突出的當屬《鄘·柏舟》和《氓》。

《鄘·柏舟》的作者是一位敢愛敢恨的少女。她熱戀著一個青年，認定他是自己最好的人生伴侶。可是，外界環境卻不承認她的選擇，給她以極大的壓力。她痛苦地執著地呼喊道：“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在自己的幸福受到嚴重威脅之時，在這樣的抗爭中，周人的禮的思想、規范都無法顧及了。“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齊·南山》)。這些清規戒律與她的人生選擇發生了尖銳的沖突。她要擺脫這一切束縛，堅定地維護自己的情感。這在那個時代是很少能聽到的聲音。

在《氓》中，我們可以看到更復雜的心理變化與不同的文化系統的交叉。這是一首典型的棄婦詩。抒情的女主人公與“氓”從小生活在淇水兩岸，他們少年時代就在一起嬉戲，“總角之宴，言笑晏晏”，到了青年時代，他們相戀相愛，還“信誓旦旦”地表明心跡，深深地陷入情網之中。他們之間的戀愛經歷，在周人的禮的思想、原則看來，已屬越軌的行為。他們由戀愛而結婚之后，情況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女主人公無辜被遣，使她的人生一落千丈。她恨對方，也恨自己。在痛切的表白中，她要讓天下的少女都知道自己的不幸，也要讓她們知道自己何以不幸。在她看來，自己不幸的關鍵在于愛得太深，不能自拔，因而對“氓”寄望過高。她希望所有的女子都不要像自己那樣“與士耽”，而要等待父母，等待媒人，將自己的幸福交給執行禮的程序的人，聽憑外界的安排。在這樣的陳述中，可以看出她因為所托非人而產生悔恨，并由此產生對自己青年時代的戀愛生活的否定。從中可以看出，她以往的戀愛帶有對禮的束縛的抗爭、反叛傾向，而在痛悔之時，又表現出對禮的復歸。

鄭也是具有獨特的文化傳統的諸侯國。《將仲子》對鄭國青年男女心靈、情感中的鄭文化因素，對禮樂文化同鄭人心靈的關系，都表現得較為充分。

在社會生活中，即使處于成康盛世，處于禮樂文明昌隆之際，人們對禮的信仰，人們以禮自飭的自覺性也是有限度。到了厲王、幽王時代，或春秋時期，禮的原則受到相當多的人的抵制，即所謂禮崩樂壞，社會矛盾加劇。一部分有能力、有智慧的士人心靈中禮的修養比較高，而貴族中掌握著物質財富和各級政治權力的人，往往依靠其高貴的血統而不是依靠自身才能和禮的修養，進入權力結構的中心。這兩部分人在現實生活中經常發生沖突。占據著物質財富、手中有權的一些人往往因其地位、條件，并因其心靈中禮的修養較低，而追逐物質利益和世俗享樂，違背禮的規定。人們的不滿，人們對社會、對統治集團的批評越來越多。

于是，在文學創作中涌現出大量承載著社會責任和人文關懷的諷刺詩。這些作品以鮮明的愛憎、潑辣的語言、尖銳的指向，創作了獨具風神的佳作，也為后人留下了可貴的藝術精神和文學傳統。例如《鄘·相鼠》是一篇著名的、感情激切的諷刺詩，詩中批評了某些人在禮儀和行止方面的不和諧表現。在周代文化看來，人們的禮儀、行止都注入了禮的定性。人的一舉一動必須遵從禮的規范，做得好的，就會受到稱贊。人們從是否自覺地按著禮的規范去做，來考察一個人的禮的修養，甚至通過這方面的表現，看其是否能夠為人們所贊同、所擁戴，預見其本人乃至家族的盛衰。不增進禮的修養，不遵循禮的原則，社會就會大亂，一個人在社會生活中也就寸步難行。于是，當詩人看到這個無禮、無儀、行止不良的人時，便鄙夷地唱起了諷刺的歌，將這個人視為連有皮、有齒的老鼠都不如的丑類。

表現出上述感情特征的作品在《大雅》《小雅》中更多，所展示的內心世界也更深刻，更生動。如《大雅·桑柔》一詩中，作者通過對自己感情和信念的坦誠自述，塑造出一個同違禮行逆的執政者堅決斗爭的抒情主體形象。他批評那執政者背離大法而放縱自恣。詩人警告他，長此以往，必將像飛蟲一樣被捕獲、誅戮(“如彼飛蟲，時亦弋獲”)。作者以禮誘導他、蔭庇他，反而遭到申斥(“既之陰女，反予來赫”)。詩人好言進諫也被斥而不用，甚至還陷人被孤立、受排擠的境地 (“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可是，詩人不肯罷休。他在詩中批評統治者的違禮之舉，抒發自己滿腔憤懣不平，同時，也表現出自己為維護禮的信念而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

《大雅·抑》《大雅·板》《小雅·正月》《小雅·十月之交》《小雅·雨無正》等詩的作者，在反復鋪陳抒懷之時，使人們充分感受到他們心靈的跳動，感受到他們忠君事上和對社會、民生負責的精神。他們即使遭受挫折，進諫碰壁，甚至挨罵，卻依然不改其匡正輔弼之志。這就是一些抒情詩的主人公內心世界最為突出之處^①。

注釋

① 《禮記·坊記》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① 《禮記注疏》卷二二,中華書局影印十三經本。② 《國語》卷一七第54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③ 孫希旦《禮記集解》卷三七第982-984頁,中華書局1988年版。① 孔希旦《禮記集解》二二第618頁,中華書局1989年版。① 詳見許志剛《詩經論略》,遼寧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