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導論
一、已往對于小說研究的忽視
小說是現代文藝中最蓬勃發展、勢力最大的文藝類型。談世界文學的人，認為古希臘文學的類型是史詩和悲劇，中世紀以圣僧文學為主，文藝復興時代以但丁的詩歌、莎士比亞的戲劇為主，十七、十八世紀是詩和散文的時代，十九世紀二十世紀是小說的時代。小說在歐洲產生得晚，近代意義的小說書在英國和法國都只在十七世紀產生。英國最早的小說家DanialDefoe(笛福)(1659-1730)的《魯濱遜飄流記》作于1719年，但論者又以SamuelRichardson(理查遜)(1689-1761)的《Pamela》(《帕美拉》)(1740)為近代小說之祖。法國最早的小說家Prévost(普列服)(1697-1763)，Marivaux(馬里沃)(1688-1763)，還有認為MadamedeLaFayette(拉法夷特夫人)(1634-1693)的《PrincessofCleves》(《克萊福公主》)為最早的小說。這些都在十七世紀以后。
在歐洲，十七、十八世紀的人向來不看重小說，認為是消遣品，而且有不良的影響的，保守的家庭不讓子女讀小說，并且認為小說的筆墨是粗俗的，不高雅的。評論小說的著作也非常之少。Brunetière(伯呂納吉埃爾)說過，在小說發生的最初兩世紀，法國翰林院絕沒有推舉小說家做會員的。
中國的情形也是如此。《漢書·藝文志》著錄小說家，在九流十家的最后一家，不在九流之內。那些書都散亡了，并且也不是近代意義的小說。直到唐代產生了文言短篇小說(傳奇文)，到宋代以后有白話話本小說，但是流傳到現代的也不多。宋元時期有些短篇小說寫得很好，元明之際產生了偉大的《水滸傳》和《三國演義》。以后有《金瓶梅》、《西游記》、《儒林外史》、《紅樓夢》這幾部大書。可是那些通俗讀物，向來不為古典文壇所重視，是《四庫全書》所不收的。在中國古典文壇，向來以詩和古文為正統。詞和曲、戲曲也還有些評論和敘述歷史的著作。小說的被重視，始于清末梁啟超輩受外國文學的影響，五四運動以后更被重視。第一部研究小說歷史的是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成書在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后。明代的胡應麟，清代的俞樾，在他們的筆記里有些小說考證材料。民國十幾年間，蔣瑞藻收集小說考證材料著《小說考證》(中間包括有戲曲考證，小說是廣義的)。此后研究小說的人就多了，但是除了魯迅以外，也只有郭箴一《中國小說史》二冊(商務)，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和《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的部分，可以供我們的參考。
說到小說的作家，話本是說書人的集體流傳的作品，擬話本的章回小說的作者也多數不是很有名望的文人。這使小說更被忽視。同時，它用俚俗的語言、人民口語的語言，描寫社會人情世態，暴露社會現實，富于現實性和人民性，因而為統治者所嫉視、不敢正視的。但正因為如此，它為一般市民所喜愛，實際上教育了人民大眾。無論演史或小說，它們的勢力不但達到識字的讀者，并且通過說書藝術達到了一般文盲。小說和戲劇對于群眾教育有同樣力量，對于略通文字的人，小說的力量更大。
二、我們今天研究古典小說和小說史的意義
1。了解中國小說的發展過程。五四運動以來的小說，受外來影響很多。但歷史不能割斷，了解過去，珍重民族傳統，以便探求未來發展的道路。
2。閱讀古典小說的優秀作品，繼承文學遺產，從中學習小說創作的藝術和技巧。受古典小說影響的成功作家如魯迅、茅盾、丁玲、趙樹理等。又如《水滸傳》的人民性和現實性，《紅樓夢》的現實性和結構技巧，對于文藝創作都有幫助。
3。了解古典時代的社會、人民的思想感情。
4。了解白話文(語體文)的發展，學習近代白話文，研究語言。
在研究中應抱的態度，應是揚棄的，批判封建糟粕。舊小說里有不少無聊的東西，即便是幾部杰出的著作，用現代的文藝批評眼光來看，都不能說是完善的作品。
三、東方文學的光芒———中國古典小說對于世界文
在歐洲，小說發展得很遲。希臘時期有幾部中篇小說，不很重要，有《伊索寓言》等。羅馬時期與拉丁文學里有些故事書，也不占文壇重要地位。希臘、羅馬有史詩，乃是小說而用詩體來寫的，所以近代的小說，也有人認為是“散文的史詩”。既然史詩不用散文寫，所以我們也不能稱為小說。印度的小說書《Panchatantra》(《五卷書》)是寓言故事神話傳說的總匯，共有五卷，來源有些是佛教的本生故事(Jātakas)，而經過婆羅門教徒所編集的，在第六世紀上半葉已經完成。用散文體，夾著些詩體。《Kath-saritSgara》(《Oceanofriversofstories》)(《故事海》)用詩體，22000slokas(梵文詩對句)，124章。作者是Somadeva(月天)Kashmirianpoet(克什米爾詩人)，約在1070年完成此書。他說該書根據《Brihat-Kathā》(《GreatNarration》)(《故事廣記》)(約在第一、第二世紀存在的書)。阿拉伯有《一千零一夜》，在十三、十四世紀完成的，而部分的故事遠在此前。意大利Boccàccio(薄伽丘)的《Decameron》(《十日談》)，1353年出版，約與羅貫中、施耐庵同時(當時中國為元朝末年)。而中國的短篇小說，文言的傳奇文活躍在第九世紀。到978年宋太宗時，《太平廣記》(文言雜記小說的總匯)編成。白話短篇小說話本十二、十三世紀已經有很好的創作，藝術技巧在Boccàccio之上。以上都可以說是短篇故事，大書也是由短篇串成的。
再說長篇小說。日本紫式部(女)的《源氏物語》(宮廷愛情小說)，六卷五十三回，約在1007年流布。中國的《水滸傳》約在1360年羅氏作，以后有人續訂(郭刻本在1550年后)。《金瓶梅》1610年有吳中刻本。《紅樓夢》作者曹雪芹(1717—1763)，和Richardson差不多同時，而《紅樓夢》的藝術遠超于理查遜著作。
四、中國小說史的分期。小說這一名詞的意義和小說的種類
公元前400年到公元后1000年，戰國到北宋初《太平廣記》結集止，此期發展文言筆記小說。唐代的傳奇小說為近于近代意義的小說。
公元后1000年到公元后1900年，古典的話本、擬話本、章回白話小說興盛，為市民文藝。
1900年后，開始受西洋日本文學影響，集納主義journalism(新聞、報道)，產生了期刊上分載的小說、翻譯小說。
小說的廣狹兩義：
廣義包括殘叢小語、筆記、志怪搜神、瑣事、雜言等，如《世說新語》、《顏氏家訓》，甚至如《夢溪筆談》，各種詩話等。也包括戲曲、彈詞，如蔣瑞藻《小說考證》內所包括的。
狹義指虛構的人物故事，fiction(虛構)，如唐人小說、《聊齋志異》之類文言小說，白話章回小說，短篇及長篇。這是小說近代的意義。
1。由人民口頭創作，轉變為閱讀文學，作者不止一人。如《水滸傳》、《三國演義》、《京本通俗小說》等，富于人民性。長篇巨構，歷史發展非常明顯。
2。一人作一書，如曹雪芹、吳敬梓等一生單作一書。人物多，包羅萬象，寄托作者的人生觀和世界觀。
3。受佛教故事的影響，有因緣、楔子。
4。故事連屬，雖分章回而前后相連不斷。
5。用第三人稱。缺乏第一人稱的小說書。作者化身為書中人物。
(二)小說的起源與發展(公元前400年到公元后1000年)：
一、戰國到漢末(公元前400年到公元后200年)
小說的起源，在于人民愛聽故事，這是勞動生產后的娛樂。沒有文字以前，就有口頭流傳的故事。非現實的玄想，誕生了神話、傳說；現實生活的渲染，產生了英雄故事；瑣屑平凡生活中得到的體驗和道德教訓，成為鬼怪、異聞類故事；寓言、諷刺故事則總結了人生的智慧。故事反映階級意識、階級斗爭。因為沒有民間文學的發展，古代人民中間流行的故事便失散亡佚了。神話和傳說偶然見于巫史的著錄，如《山海經》、《天問》等。民族的英雄、氏族祖先的神話傳說，如黃帝、禹等的非凡的故事，這些是可以作為史詩的材料的。在西晉初年發現于汲冢的竹書中，有《穆天子傳》，寫周穆王周游四海事，而所敘多據神話傳說。其中穆王見西王母一段，頗具文采。
從春秋到戰國，中國文字孳乳既多，字匯豐富起來，主要原因是掌握文字的已經不只是王室，也不限于貴族，庶人也求學。社會上的階級經過一個翻動，士的階層興起，所以先秦諸子蓬勃興起，他們的著作里有些短故事的穿插。先秦諸子的著作，大都是長篇大論，要做王者師，為統治階級寫的，著書的目的是獻給君王，大術在于治國平天下，各有一套本領。但是沒有大學問的，編了些與政治無關的小書，接近于民眾的，那么就是《漢書·藝文志》所謂的“小說家”。據《藝文志》著錄，有《伊尹說》、《鬻子說》、《周考》、《青史子》、《師曠》、《宋子》、《黃帝說》、《虞初周說》等一共有十五家。那些書比之《莊子》、《墨子》等要不成系統，但都是雜家雜說，說了些小道理，并非都是故事書。例如《青史子》講到胎教等。而《周說》943篇是漢武帝時虞初所作，其中必定保留有許多古怪傳說。可惜這十五家都不存在了，只有一鱗半爪見于他書所引。
這些書為什么稱為小說家，且要將它們收入帝室書目呢？《藝文志》的撰述者班固說：
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同時期的桓譚在《新論》中也曾經說過：“小說家合殘叢小語，近取譬喻，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
這時的小說家并非職業的說書的，在當時沒有職業說書的人。
道聽途說，民間流行著許多故事傳說或者格言、寓言，以及不正確的歷史地理等知識，是小知識，無論哪一方面，是大人先生們所看不起的。
但是民間有許多智慧。有意義的故事，就為著作家所吸收，而先秦諸子文章之所以活潑，引用許多故事性的寓言、譬喻是一個原因。
《列子·湯問篇》有《愚公移山》和《夸父逐日》兩個故事，這當然不是列御寇自己一人編造的。(《列子》是戰國西漢年間書。)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年且九十，聚室而謀，要把它們移到渤海之尾。河曲智叟笑他，他說：“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于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山海經·海外北經》亦有此。)
第一個故事表示人力可以克服困難，可以戰勝自然，移山是有效的。但是人類有子孫生命無窮，這是家族主義。最后又有天神幫忙。山是障礙的東西，可以去掉，名為“愚”不愚。
第二個故事則說人力徒勞，夸父無功。太陽不可追逐，自然力大。但是他死后化為鄧林，可以避陰，其志亦不可沒，也有深意。
《列子》里面又有甘蠅善射，教弟子飛衛以小觀大之術。數年，飛衛盡其術，乃謀殺甘蠅。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于地，而塵不揚。其后二子泣而投弓相拜，請為父子，刻臂以誓。
又有魏黑卵殺丘邴章，邴章子來丹謀報父仇。黑卵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來丹聞衛孔周得殷帝之寶劍三，乃委身于孔周求其一，得宵練劍。晝則見影而不見光，夜則見光而不見形。以之三斬黑卵，三擊黑卵之子，皆不覺而支疆。此為中國劍俠小說之最古者。
其他小故事見于《韓非子》、《莊子》、《晏子春秋》等的很多。
狐假虎威的故事見于《戰國策·楚策》。
大蛇負小蛇的故事見于《韓非子·說林》。
蜻蛉黃雀之喻見《戰國策·楚策》。
鷸蚌相爭的故事見《戰國策·燕策》。
鷸蚌相爭的故事見《戰國策·燕策》。
桃梗與土偶語的故事見《戰國策·齊策》。
皆近于童話寓言，可惜非常簡短，都包含道德教訓及戰略。
可能是先秦古籍而富于小說意味的有《燕丹子》(保存在《永樂大典》中)。孫星衍錄出，收《平津館叢書》及《岱南閣叢書》。《四部備要》亦有。三卷。燕太子丹欲報仇，謀刺秦王政。謀之于田光，田光薦荊軻。以樊於期首、督亢地圖入秦。刺秦王，功不成。所描寫詳于《史記》荊軻傳，太史公作荊軻傳，必有所根據，可能即《燕丹子》之類野史。《燕丹子》中有荊軻易水上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又有秦王姬人歌“羅縠單衣，可掣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一歌。其一為《史記》所采，其二則《史記》所無。
此書描寫細膩，近于宋以后的演史家。可見英雄故事，先秦可有。秦始皇之暴虐為人民所憤，而荊軻之俠義是為人民所歌頌悲憐的。
兩漢方士，多造小說。假托東方朔所作者有《十洲記》與《神異經》，繼《山海經》而荒誕過之，由巫術信仰到神仙虛說。《十洲記》有描寫昆侖山的長篇文字。山為仙人所居。劉向有《列仙傳》。此外又有《漢武內傳》等，皆談神仙。
惟趙曄所作《吳越春秋》，記伍子胥事，頗可觀，是野史中的佼佼者。
神仙方士思想的興起，反映極權統治下知識分子的厭世思想，逃避現實的思想，同時又拍合帝王的好神仙求長生。
古來以君神合一，此時有凡人皆可成仙的平等觀念。
二、魏晉南北朝(公元200年-600年)
曹植好讀小說、異聞。他的《洛神賦》即采用了神話題材。《三國志·魏志》王粲傳注引《魏略》說他初得邯鄲淳時甚喜，特意洗澡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然后問淳：“邯鄲生何如邪？”頗有與之比試才能之意。史載邯鄲淳“博學有才章”。他著有笑話集《笑林》，撰集了許多俳優滑稽故事，是現存最早的笑話集。這些故事在成書前當已流行，所以為曹植所熟知。
此時期有干寶的《搜神記》，非常重要。有些民間故事保存在其中。
干寶，字令升，新蔡(今屬河南)人。東晉元帝時為著作郎，著《晉紀》三十卷，集異聞為《搜神記》二十卷。二十卷本見于《津逮秘書》及《學津討原》。另有八卷本見于《漢魏叢書》，非干寶書，后人所作。
干寶生活在320年左右，當時文學漸趨駢麗，而史官慣用散筆，不尚夸飾。哲學思想趨向老莊，并參佛教。正史所記是關于政治上軍事上的人物，筆記中可以述民間瑣事。《搜神記》文章質樸無華，且多記民間瑣事，于了解當時的社會風俗有幫助。其書首記神仙，次述怪異，皆正史所不能容納，而干寶認為民間傳聞雖不足征信，亦可記錄下來，以廣博聞也。此書駁雜，也非有意為小說，無聊之處很多，有價值的也還不少。篇幅都不長，均簡短。現挑選幾個故事來看：
(1)盤瓠故事：盤瓠是高辛氏時的五色神犬。高辛氏宮中老婦人耳疾，醫為挑出一蟲，養于盤瓠中，化為五色神犬。時戎吳強盛，高辛氏募天下有能得戎吳將軍首者，賜金千斤，封邑萬戶，又賜以少女。盤瓠銜戎吳將軍頭來。群臣認為畜類，不可以官，又不可以妻。少女以為不可失信。王懼而從之。少女從盤瓠至南山。產六男六女，盤瓠死，自相配偶。于是開蠻夷之區，而盤瓠為蠻夷的祖先，其俗祭盤瓠。(今即梁、漢、巴、蜀、武陵、長沙、廬江郡夷。)(卷十四)
這可能是西南少數民族的祖先傳說與圖騰故事。來源甚遠，故事亦有種種，此為一種記載而已，并不見得有誣蔑意義。
(2)蠶馬故事：蠶神是馬。此故事很美。是農民中間的傳說，可以見到農民珍視蠶種，認為是神馬與女子戀愛的悲劇所產生。其道德教訓：勿輕視畜類，畜類和人一樣有感情，有能力，有益于人。(卷十四)
(3)鳥妻：豫章新喻縣一田夫種田，見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鳥。藏去一毛衣，一鳥不得去，留為妻，生三女。后使女問父，得毛衣，飛去。三女亦飛去。(卷十四)
很好的童話，惜太簡短，無發展。
(4)吳王夫差小女紫玉的戀愛故事。(卷十六)
這是階級不同的悲劇。有情致。較長。
(5)東海孝婦條：太守枉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又孝婦名周青，死時立誓血緣幡竹而上標。此為《竇娥冤》之本事，最古之傳說。于公理此獄云。(卷十一)
(6)宋康王舍人韓憑妻何氏，美，康王奪之。囚韓為城旦。憑得妻書，自殺。何氏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自投臺下，左右攬之，衣不中手而死。遺書于帶求合葬。王怒勿聽，埋之，冢相望。生連理樹，樹上有雌雄鴛鴦，交頸悲鳴。今睢陽有韓憑城，其歌謠至今猶存。(卷十一)
此反映封建主的殘暴，民間夫妻被拆散。人民的愿望托于神話，是悲劇。敦煌石室中的《韓朋賦》也記載了這一民間故事。
(7)燕昭王墓前的斑狐幻為書生，見張華，辯才無對。張華與門客雷煥謀，以燕昭王墓前千年華表木燃之，以照書生，顯原形而伏，乃烹之。此為狐精故事，是較早而情節曲折者。(卷十八)
(8)孝子董永妻織女故事。(卷一)敦煌有《孝子董永傳》。
(9)范式(巨卿)、張劭(元伯)為死友。元伯卒，式夢見元伯告以葬期。式素車白馬馳往赴之，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而柩不肯進。待式至，執紼而引，柩乃前。(卷十一)
(10)秦始皇時王道平與唐叔偕女小名父喻者戀愛。道平被差征伐，九年不歸。女家以女別嫁，三年不樂而死。道平歸，哭于女冢。女魂出，道平開冢復活。(卷十五)
又，晉武帝時，河間郡男女私悅，許相配。男從軍，積年不歸。女被父母逼嫁，不得已而去，尋病死。男還，哭于冢，發冢，女蘇活。(卷十五)
此類故事，反映當時愛情不得自由，與《華山畿》故事約略同時，但天從人愿耳。
事約略同時，但天從人愿耳。又有陶淵明所作《搜神后記》，凡十卷。其中故事如：
(1)晉安帝時，侯官人謝端，少喪父母，為鄰人所養，躬耕力作，得大螺，歸貯甕中。螺中出女為炊煮(乃天漢中白水素女)。見形乃去。于是鄉人以女妻端。今道中素女祠是也。(卷五)
(2)桃花源記故事：有兩條。其一，與《桃花源記》文字稍異，注明漁人名黃道真。文末無南陽劉子驥數語。其二，劉
或《搜神后記》非陶淵明作，而陶所作《桃花源記》乃偶并此二條為一也。
又吳均有《續齊諧記》。
三、隋唐五代(600年—1000年)
1。唐傳奇
魏晉南北朝的小說只產生了些談神仙、鬼怪、瑣言、雜事、笑林的書籍，其中有些很可寶貴的民間傳說和故事，沒有得到很好的加工制作和處理，反映社會現實也不夠。篇幅又很短促。連篇累牘的冥報和冤魂的故事，受了民間的鬼報冤和佛教思想影響，也充滿了迂腐的道德教訓。直到唐代，文言短篇小說方始發展到最高峰。胡應麟說：“變異之談，盛于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六)這話是正確的。例如干令升在《搜神記·序》上說：“若使采訪近世之事，茍有虛錯，愿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發明神道之不誣也。”(前邊又說：“況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于殘闕，訪行事于故老。將使事不二跡，言無異途，然后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那么干寶作《搜神記》竟是補史之闕，采錄些神話傳說，而他自己搜集異聞竟是相信鬼怪的。他并不是有心創造虛構的小說，否則他可以更添飾情節，寫得更生動了。《搜神記》的故事是民間所傳，是樸素的，只有輪廓。到了唐代文人筆底下的小說，才是有心的創作。
唐代文人筆底下的小說，故事總是離奇曲折的，不平凡的，有浪漫好奇的作風，無論長短。所以后來稱為“傳奇”文。在當時只稱為“小說”，或者稱為“雜記傳”。“傳奇”兩字是裴钅刑所作幾篇小說的一部集子名。以后文學史家借用他的書名作為唐宋這類文人創作的小說的總名稱，稱為唐宋傳奇。(魯迅編有《唐宋傳奇集》，在他的小說史里也特立一章為“唐之傳奇文”。)
這類傳奇文的突然興起和突然興盛，分析起來可有幾種原因：
(1)繼承六朝神仙志怪，如《搜神記》、《續齊諧記》等類書中的短篇故事，創造發展，增長篇幅，主題更集中，情節更曲折，例如王度的《古鏡記》、沈既濟的《枕中記》、李朝威的《柳毅傳》等，都是單篇杰作。
(2)由于古文運動，使散文得到合理的發展，促進記事文的發達。古文名家如韓愈、柳宗元等都試作小說。韓作《毛穎傳》，柳作《種樹郭橐駝傳》和《河間傳》，詼諧諷刺。
(3)由于進士制度，文人練習筆墨，投文謁見前輩以求推譽。趙衛彥《云麓漫鈔》卷八：“唐世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主司，然后投獻所業，逾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也。蓋此等文備眾體，可見史才、詩筆、議論。”
(4)從隋朝開始，進士制度是文人向上爬的途徑。文人的來源比較廣泛，接近下層階段，不完全是貴族門第出身。他們都經過漫游、浪跡江湖的階段，見聞廣，生活經驗豐富些，所以有的寫，所以多知這些江湖異人、豪俠故事。也由于長安洛陽多妓女，進士們和妓女交際往來，多知道些女性，所以能寫出哀感頑艷的愛情小說，如《鶯鶯傳》、《李娃傳》、《霍小玉傳》等。
(5)由于唐詩的發達，詩和散文結合，唐人小說充滿詩意。既敘事，又抒情，富于感染能力，又有具體形象，可以補詩的境界所不足。《唐人說薈》例言引洪邁語：“唐人小說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絕，間有神遇，而不自知者。與詩律可稱一代之奇。”確實如此。有些小說和詩歌是互補不足的，例如有元稹的《會真記》，便有李紳的《鶯鶯歌》(楊巨源亦有詩)，元稹又有《會真詩》；有白居易的《長恨歌》，又有陳鴻的《長恨歌傳》。詩和散文結合，使得散文更美化。唐代文人都能詩，他們筆下的散文自然是非常流麗，這些都是改革儷體文而開創新文體的嘗試。
文言小說，唐代到了高峰，宋人就不及。直到清代也只有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可以爭一日之短長。
《虬髯客傳》，寫唐開國時的英雄故事，風塵三俠，李靖、紅拂、虬髯客。在這三位英雄背后，寫李世民的為天命所歸。是豪俠故事，而有真命天子的思想。此篇一作張說撰，一作杜光庭撰。《枕中記》和《南柯太守傳》，都以人生如夢、道家出世思想為主題。《枕中記》傳李泌或沈既濟所撰，寫有名的黃粱夢(呂翁點化盧生)故事，后為馬致遠劇本所本，亦借作全真教道家的祖師的故事。《南柯太守傳》為李公佐所撰，把人生的富貴功名比于蟻穴中的爭斗。反映當時文人看破功名，是社會不安定，郁郁不得志的文人所寫。思想消極，而諷刺意味很深，在熱衷功名的人們身上澆冷水。譬如說吧，盧生本來衣短褐，乘青駒，將適于田，是接近勞動人民的，但是他有往上爬的英雄思想。他認為“士之生世，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后可以言適乎？吾嘗志于學，富于游藝，自惟當年青紫可拾。今已壯適，猶勤畎畝，非困而何？”他看重出將入相，而以勤畎畝為苦。呂翁給他一個枕頭，他便身入枕中，得嘗所愿。得娶清河崔氏女(婚于高門)，舉進士，出將入相，竟為同列所嫉害，下獄，幾死。幸得救，年壽而死。死時夢醒，逆旅主人方蒸黍未熟。然后悟到“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盡知之矣。”唐代文人爬不上去的非常多，爬上去而跌下來不得全終、遷謫至死者，也非常多，這些都是現實的。《枕中記》故事，霍世休《唐代傳奇文與印度故事》引《雜寶藏經》卷二娑羅那比丘為惡生王所苦惱緣，及《大莊嚴論經》卷十二中素毗羅太子娑羅那的故事，均同。魯迅小說史引《搜神記》焦湖廟祝以玉枕使楊林入夢事。此記實是合佛道兩家傳說而融合虛構，極盡其妙者。作者沈既濟，又作有《任氏傳》，寫鄭六遇妖婦，后知乃狐。其后又遇之市，謂鄭六曰“人間如某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識耳，無獨怪也。”諷刺不少。而此妖狐居然能使鄭六享受夫婦美滿生活，并拒絕強暴。諷刺意味更深。作《南柯太守傳》的李公佐，寫淳于棼夢入宅南古槐樹底螞蟻洞中，作槐安國王駙馬，作南柯太守，經歷險難，度過一生，乃是一夢。末后假托李肇作結曰“貴極祿位，權傾國都，達人視此，蟻聚何殊。”唐人小說興于中唐，凡此皆反映安史亂后，國家由盛而衰，朝廷中多斗爭，文人的厭薄名利、避世思想。李公佐又有《謝小娥傳》，記女子復仇事。反映當時商業發達，而江湖中多盜賊。小娥父為富商，而父、婿均為盜所殺。《聶隱娘》(裴铏作)與《紅線傳》(袁郊作)，反映當時藩鎮間互相兼并猜忌，陰蓄刺客。雖是劍俠浪漫故事，也暴露現實社會。
《鶯鶯傳》中有門第階級、禮教愛情沖突的現實問題。
《李娃傳》解決這矛盾成為悲喜劇。
《霍小玉傳》暴露這矛盾，成為悲劇。
這三篇使讀者多同情于女性，提高了女性的地位，使娼妓的感情人格被人所推重，是有進步意義的，是積極的浪漫主義或現實主義。
其他如陳玄祐的《離魂記》、李朝威的《柳毅傳》、薛調的《無雙傳》、裴钅刑的《裴航傳》，都是積極的浪漫主義題材，情節曲折，動人聽聞。
傳奇文是受俗文學影響的。如《李娃傳》即因當時流傳有“一枝花”故事而寫作的。其他采取、融合民間故事的也必不少。同時，唐人傳奇也影響了俗文學的發展。如元稹的《會真記》，到宋代有說話人說“鶯鶯傳”的，諸宮調及雜劇更據此作《西廂記》。《太平廣記》(公元978年)為唐前小說的總匯，宋代小說人采取其中材料編造短篇小說就很多。
2。唐人的俗文學小說
話本小說雖始于宋代，唐代已有萌芽。
在中唐，《元氏長慶集》卷十《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有云：“翰墨題名盡，光陰聽話多。”自注“樂天每與予從游，無不書名屋壁，又嘗于新昌宅說《一枝花》話，自寅至巳，猶未畢詞也。”《一枝花》話本即李亞仙鄭元和故事。說故事者是誰，注文太簡，無法明了。說話甚長，已有一定藝術水平，可證唐代社會中已有說書藝人，在人家第宅中供應說書作為消遣。這是講短篇小說，是宋代小說派的淵源。白行簡的《李娃傳》或是聽說話人說此故事而寫成的，未必是白行簡寫成后使說話人說書也。在唐代此李娃成為鄭公子的正妻，在事實上或不可能，亦小說家言耳(至多納為妾而已)。張政烺有《一枝花》考證，見《申報·文史》(民國37年6月26日)。
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四《貶誤篇》也說：“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觀雜戲，有市人小說，呼扁鵲作褊鵲字，上聲。……市人言二十年前，嘗于上都齋會設此。”此當是說春秋故事的。
從李商隱《驕兒詩》“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來看，可能唐代已經有“說三分”的。此為宋代演史派的濫觴。
唐代宮廷中亦有講史官，敷演史事，以后宋代更發展，民間講史，往往有供應宮廷者。
唐代寺廟有俗講。元和末至會昌間，俗講僧文溆最有名。俗講是用通俗韻散相雜的底本，演說佛書，有講經文(唱經文)、變文、押座文三類。押座文似引子，講經文或唱經文是長篇，變文是短篇的一段故事。寺院俗講后為宋代說經派的祖師。
趙璘《因話錄》卷四：“有文溆僧者，公為聚眾談說，假托經論，所言無非淫穢鄙褻之事。不逞之徒轉相鼓扇扶樹，愚夫冶婦樂聞其說，聽者填咽寺舍，瞻禮崇奉，呼為和尚。教坊效其聲調以為歌曲。”
段安節《樂府雜錄·文溆子》：“長慶中，俗講僧文溆善吟經，其聲宛暢，感動里人。樂工黃米飯依其念四聲‘觀世音菩薩’，乃撰此曲(指〔文溆子〕)。”
本來佛經是詩和散文夾雜的。經中多偈，需要用聲調來唱，名梵唄，唱經動樂器。同時佛經中原本也多譬喻和因緣(緣起)，是小說成分。文溆僧的俗講，聳動聽眾。原為宣傳佛教，卻帶有極大的娛樂性，為迎合仕女心理，故事也中國化了，離經叛道了。聽者買櫝還珠，只在聽故事，不厭倦，正如后世的聽做法事。僧人借此求多得布施。講經文如《維摩經講經文》、《佛本行集經講經文》等。變文中多轉變為中國故事，開后世彈詞、說因緣一派。
在敦煌發現的還有通俗的故事賦、詞文等唐代民間說唱文學的寫卷，如《韓朋賦》、《燕子賦》、《季布罵陣詞文》、《季布歌》、《伍子胥》、《孝子傳》等，是否唐代寺院俗講文學的一部分，不能斷定。似為受僧侶們影響而產生的俗文學。
《韓朋賦》見敦煌寫卷伯字第2653號。較《搜神記》韓憑妻故事為曲折。說韓朋出仕宋王處，其妻貞夫寄書，甚有文詞，為王所得。梁伯出計，使王使人到韓家騙取來王所，迫為妃。貞夫曰：“魚鱉在水，不樂高堂。燕雀群飛，不樂鳳凰。妾庶人之妻，不歸宋王。”梁伯曰，貞夫愛韓朋，為韓年少有風姿。宋王遂打韓朋，落其二齒，使衣破衣，板筑清凌之臺，使貞夫見之。貞夫望見韓朋而悲，寄書射于韓朋。朋得書自殺。貞夫亦自殺。宋王出游，找貞夫不見，唯得青白二石。石又生桂樹梧桐，伐樹，變成雙鴛鴦。(按，其中貞夫跳臺事，竟不明白，似有落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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