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文學與其“國朝文派”的整體性內(nèi)涵·“國朝文派”的涵義與歷時性描述

“國朝文派”的開端，蕭貢說自蔡珪始，當時文壇廣泛認同，元好問從總結(jié)詩史的角度重新肯定此說。那么，我們不禁要問：“國朝文派”是以什么標準來劃分的呢?易言之，“國朝文派”的內(nèi)涵又是什么呢?這是一個值得我們追問的問題。

從元好問的論述來看，這個作家是不是地道的“國朝人”，這大概是個明顯的標志。金初文壇主將宇文虛中、蔡松年、吳激、高士談等都是宋儒，由宋而入金，所以不能稱為“國朝文派”。清人顧奎光在《金詩選·例言》中的說法可為佐證：“宇文虛中叔通、吳激彥高、蔡松年伯堅、高士談子文輩，楚材晉用，本皆宋人，猶是南渡派別。”可見這是一個很明顯的尺度。正因如此，金初文學家們的創(chuàng)作，沒有對金源政治和文化的認同感，而更多的是去國懷鄉(xiāng)的悲涼感乃至于對異域風土的敏感與驚奇。如宇文虛中的《又和九日》詩云：“老畏年光短，愁隨秋色來。一持旌節(jié)出，五見菊花開。強忍玄猿淚，聊浮綠蟻杯。不堪南向望，故國又叢臺。”以被匈奴羈留多年的漢使蘇武自喻，有著濃重的故國情懷。吳激對江南的憶念尤為動人：“在南家萬里，江上橘千頭。夢繞閶門迥，霜飛震澤秋。秋深宜映屋，香遠解隨舟。懷袖何時獻，庭闈底處愁。”(《歲暮江南四憶》其二)高士談對故國的思念之情就更為露骨，他寫道：“不眠披短褐，曳杖出門行。月近中秋白，風從半夜清。亂離驚昨夢，漂泊念平生。淚眼依南斗，難忘故國情。”蔡松年是金初由宋入金文士中位爵最高者，官至尚書右丞相，封衛(wèi)國公。但他實際上絕非女真政權(quán)的執(zhí)柄者，而是女真統(tǒng)治者給投靠金朝的漢士樹立的一個“榜樣”而已。蔡松年隨父降金，沒有像宇文虛中、高士談那樣對女真政治存有異己情緒，但他身在高位，卻對朝政持一種疏離態(tài)度，醉心于閑居高臥，優(yōu)游林泉。他的詞作中處處都流露出這種意念。蔡松年的一些詞序頗值得人們注意，如《水龍吟序》中說：“余始年二十余，歲在丁未，與故人東山吳季高父論求田問舍事。數(shù)為余言，懷衛(wèi)間風氣清淑，物產(chǎn)奇麗，相約他年為終焉之計。爾后事與愿違，遑遑未暇……余既沉迷簿領，顏鬢蒼然，倦游之心彌切。”《雨中花序》云：“仆自幼刻意林壑，不耐俗事，懶慢之僻，殆與性成，每加責勵，而不能自克……一行作吏，從事于簿書鞍馬間，違己交病，不堪其憂。求田問舍，遑遑于四方，殊未見會心處。聞山陽間，魏晉諸賢故居，風氣清和，水竹蔥倩。方今天壤間，蓋第一絕勝之境，有意卜筑于斯，雅詠玄虛，不談世事，起其流風遺躅。故自丙辰丁巳以來，三求官河內(nèi)，經(jīng)營三徑，遂將終焉。”這些話也許未必可以全信，但也并不一定都是自炫清高的虛言，在某種程度上，還是反映出蔡松年的“倦游”心態(tài)的。他在詞中表達的心情可能會更為真實一些：“星河淡城闕，疏柳轉(zhuǎn)清流。黃云南卷千騎，曉獵冷貂裘。我欲幽尋節(jié)物，只有西風黃菊，香似故園秋。俯仰十年事，華屋幾山丘。倦游客，一樽酒，便忘憂。擬窮醉眼何處，還有一層樓。不用悲涼今昔，好在西山寒碧，金屑酒光浮。老境玩清世，甘作醉鄉(xiāng)侯。”其內(nèi)心的苦悶和難言之隱是可以體味出來的。由于人非“國朝”，其心態(tài)也就很難認同于女真的政治與文化。

但這不是“國朝文派”的全部含義，出身與地緣只是一個外在標準，這個標準是較易把握的。“國朝文派”尚有更重要、更根本的標準，就是金源文學所具有的那種獨特的風骨、神韻、面目。元好問所說的“斷自正甫(蔡珪字)為正傳之宗”，并非僅指出身和地緣，而應包含著作品的內(nèi)在氣質(zhì)。南宋大詩人楊萬里評論江西詩時說：“江西宗派詩者，詩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詩曰江西者何?系之也。系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①這對我們理解“國朝文派”，是很有借鑒意義的。“國朝文派”除了人須是地道的“國朝”出身而外，詩也須有“國朝味”。

那么，這一層內(nèi)涵又該如何概括呢?這是一個難題。用知性分析的方法在這里有些行不通，無法用幾句話來界定明晰，因為在我們對這個概念的理解中，“國朝文派”不僅是指金詩中某一流派，也不是指某一時期的創(chuàng)作，而是指金源文學有別于宋代文學的整體特色。這在詩歌領域中是頗為明顯的。在這個層面上，它的內(nèi)涵是非常豐富的，同時也是動態(tài)變化的。與其簡單地進行抽象界定，莫如略選幾例進行活的描述，然后再進一步加以歸結(jié)。

先看蔡珪的情況。《中州集》中的“蔡珪小傳”記載：“珪字正甫，大丞相松年之子。七歲賦菊詩，語意驚人。日授數(shù)千言。天德三年進士擢第后不赴選調(diào)，求未見書讀之。其辨博為天下第一。歷澄州軍事判官三河簿。正隆三年銅禁行，官得三代以來鼎鐘彝器，無慮千數(shù)。禮部官以正甫博物，且識古文奇字，辟為編類官。丁父憂，起復翰林修撰，同知制誥，改戶部員外郎、太常丞。朝廷稽古禮文之事，取其議論為多。大定十四年，由禮部郎中出守濰州，道卒。有《續(xù)歐陽文忠公錄金石遺文》六十卷、《古器類編》三十卷、補《南北史志書》六十卷、《水經(jīng)補亡》四十篇、《晉陽志》十二卷、《金石遺文跋尾》一十卷、《燕王墓辨》一卷，傳于世。”從這個小傳中不難看出，蔡珪在金源前期的文人中是非常博學的，在古文和金石等方面都是出類拔萃的學者，著述甚豐。他中舉后不赴選調(diào)的舉動，說明了他有非同尋常的抱負。

蔡珪詩作，《中州集》收錄了46首。這些詩作有很鮮明的風格特征，確乎是與金初“借才異代”的宋儒之詩風貌迥異。如其《野鷹來》一詩所云：

南山有奇鷹，置穴千仞山。網(wǎng)羅雖欲施，藤石不可攀。鷹朝飛，聳肩下視平蕪低，健狐躍兔藏何遲;鷹暮來，腹肉一飽精神開，招呼不上劉表臺。錦衣少年莫留意，饑飽不能隨爾輩。

“野鷹”的意象有很深的象征意義。詩人通過對“野鷹”的描寫，充分展示了自己的主觀世界。“野鷹”志在高遠，非凡鳥可比。它勇猛矯厲，俯視平蕪，凌然超越。“野鷹”個性倔強，不慕榮利，不吃“嗟來之食”，不受豪族豢養(yǎng)、羈勒。這些都是詩人意趣的投射。在“野鷹”意象中，有一股雄悍樸野之氣，顯示著與宋儒之詩不一致的風貌。詩的句式參差變化，適于表現(xiàn)詩人慷慨豪宕的氣質(zhì)。語言較為質(zhì)樸，多為本色語。意象奇矯生新，帶有一種原生態(tài)的生命強力。再如《醫(yī)巫閭》：

幽州北鎮(zhèn)高且雄，倚天萬仞蟠天東。祖龍力驅(qū)不肯去，至今鞭血余殷紅。崩崖暗谷森云樹，蕭寺門橫入山路。誰道營丘筆有神?只得峰巒兩三處。我方萬里來天涯，坡陀繚繞昏風沙。直教眼界增明秀，好在嵐光日夕佳。封龍山邊生處樂，此山之間亦不惡。他年南北兩生涯，不妨世有揚州鶴。

這首七言歌行，也頗為典型地體現(xiàn)了蔡珪詩的風格。此詩描寫了遼西名山醫(yī)巫閭的雄偉巍峨之狀，意象雄奇，氣勢磅礴，煥發(fā)著一種陽剛之美。明代詩論家胡應麟評金詩時指出：“七言歌行，時有佳什。”(《詩藪·雜編》卷六)并首舉此詩為例。

我們也不妨舉“借才異代”時期的詩人相比較。金初詩人們的創(chuàng)作，藝術(shù)上典雅精純，用典多而恰切，加之真情發(fā)露，讀之聲情搖曳。如宇文虛中的《從人借琴》詩：“嶧陽慣聽鳳雛鳴，瀉出泠然萬籟聲。已厭笙篁非雅曲，幸從炊爨脫余生。昭文不鼓緣何意，靖節(jié)無弦且寄情。乞與南冠囚縶客，為君一奏變春榮。”吳激的《長安懷古》詩：“佳氣猶能想郁蔥，云間雙闕峙蒼龍。春風十里霸陵樹，曉月一聲長樂鐘。小苑花開紅漠漠，曲江波漲碧溶溶。眼前疊嶂青如畫，借問南山共幾峰。”都能體現(xiàn)出“借才異代”的詩人們的共同風格。而蔡珪詩則雄奇矯厲，樸野生新。蔡珪詩體現(xiàn)了“國朝文派”的美學特征，為金詩的發(fā)展，走出自己的路，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元人郝經(jīng)稱贊蔡珪詩云：“不肯蹈襲抵自作，建瓴一派雄燕都。”(《郝文忠公集》卷九)贊賞他能擺脫模擬之風，戛戛獨造，開創(chuàng)北國雄奇一派。

“國朝文派”的產(chǎn)生并非偶然。與蔡珪詩風相近，有著雄健詩風、蒼勁氣骨的，是當時的一批作家。蕭貢最為心儀蔡珪，推正甫為“國朝文派”的創(chuàng)始人，而他自己的詩作便與正甫最為相近，意象雄渾蒼勁。如《保德州天橋》詩：“郁郁風云入壯懷，天潢飛下碧崔嵬。兩崖偪側(cè)無十步，萬頃逡巡納一杯。濺沫紛紛跳亂雹，怒濤殷殷轉(zhuǎn)晴雷。曾聞電火魚燒尾，會趁桃花漲水來。”將這樣的一首七律寫得雄奇不凡，而且藝術(shù)更為精熟。七絕《日觀峰》詩：“半夜東風攪鄧林，三山銀闕杳沉沉。洪波萬里兼天涌，一點金烏出海心。”境界沉雄闊大，寥寥數(shù)語卻氣象萬千，與金源初期詩人們的創(chuàng)作相比，升騰起一種無法仿效的陽剛雄強之氣。再如劉迎，也是一位能體現(xiàn)“國朝文派”特點的作家。劉迎，字無黨，號無諍居士，東萊(今山東掖縣)人。大定十三年(1173)，因薦書對策為當時第一，明年登進士第，除幽王府記室，改太子司經(jīng)。大定二十年(1180)從駕涼陘，以疾卒。有詩詞文集《山林長語》。《中州集》錄存其詩75首。劉迎詩作時時流露出憂國憂民的襟抱，對當時的社會矛盾頗為關注，并且形諸于詩筆。他長于歌行體，語言質(zhì)樸，風格剛勁，意象雄奇拗峭。清人陶玉禾評劉迎詩云：“金詩推劉迎、李汾，而迎七古尤擅場，蒼莽樸直中語，皆有關系，不為茍作，其氣骨固絕高也。”(《金詩選》卷一)劉迎歌行名重一時，其風格拗峭雄奇，而且尖銳批判當時的社會問題，《淮安行》《修城行》《河防行》(《金文最》卷八八《黨公神道碑》)《鰒魚》等等，都系此類。舉《鰒魚》一首為例：“君不見二牢山下獅子峰，海波萬里家魚龍。金雞一唱火輪出，曉色下瞰扶桑宮。槲林葉老霜風急，雪浪如山半空立。貝闕軒騰水伯居，瓊瑰噴薄鮫人泣，長镵白柄光芒寒。一葦去橫煙霧間。峰巒百疊破螺甲，宮室四面開蠔山。碎身粉骨成何事，口腹之珍乃吾祟。郡曹受賞雖一言，國史收痂豈非罪?筠籃一一千里來，百金一笑收羹材。色新欲透瑪瑙碗，味勝可浥葡萄醅，飲客醉頰浮春紅。金盤旋覺放箸空，齒牙寒光漱明月。胸臆秀氣噴長虹。平生浪說江瑤柱，大嚼從今不論數(shù)。我老安能汗漫游，買船欲訪漁郎去。”此詩意象瑰奇，勁氣十足，庶幾可以代表劉迎歌行體詩的特色。

大定、明昌詩壇，頗為活躍，出現(xiàn)了一批體現(xiàn)“國朝文派”發(fā)展的重要詩人，在風格上呈現(xiàn)多元化的態(tài)勢。一方面蔡珪等人氣骨蒼勁的詩風仍有發(fā)展;一方面，出現(xiàn)了黨懷英、王庭筠、趙秉文、楊云翼等重要詩人代表的清切詩風。看上去，這些作家的創(chuàng)作風格并不具有那種慷慨雄放的特點，在藝術(shù)上更為細膩深沉，而仔細品味，仍然有著不同于宋代文學的地方。大定、明昌是金代社會發(fā)展的鼎盛時期，尚文之風非常濃郁，文學創(chuàng)作也甚為繁榮。清人顧奎光在《金詩選》例言中說：“至趙秉文、楊云翼、黨懷英、王庭筠，主盟風雅，提倡后學，始得自為一代之音。”金源文學發(fā)展至此，進入成熟階段。這個階段風格各異，卻可以拈出一個“清”字來概括此時“國朝文派”的最具特征之處。黨懷英詩即以“清”字著稱。趙秉文評之云：“詩似陶謝，奄有魏晉。”正是言其詩風清淡。王庭筠也多寫一些清幽冷寂之詩，如《絕句》云：“竹影和詩瘦，梅花入夢香。可憐今夜月，不肯下西廂。”《中秋》詩云：“虛空流玉洗，世界納冰壺。明月幾時有?清光何處無。人心但秋物，天下近庭梧。好在黃華寺，山空夜鶴孤。”風格之清幽冷寂，是顯而易見的。楊云翼、趙秉文的詩作也都有清切之風。

這種“清切”之風，是金詩與宋詩的一個區(qū)別。元好問在《自題中州集后》中寫道：“萬古騷人嘔肺肝，乾坤清氣得來難。詩家亦有長沙帖，莫作宣和閣本看。”他認為金詩最可貴的乃是這種“乾坤清氣”。這是金詩區(qū)別于其他時代詩風的一個標志。所謂“莫作宣和閣本看”，正是提醒人們以“乾坤清氣”來區(qū)別金詩與宋詩。顧奎光在《金詩選》例言中就此發(fā)揮道：“詩文莫難于清。不清不可以言雄，不清不可言古，不清不可以言新，不清不可以言麗。所詣各殊，清為之本。故長江大河，魚黿蛟龍，萬怪惶惑，無害為清，不必潦盡潭寒也。崇桃積李，千紅萬紫，亦無害為清，不必枯枝槁葉也。學力積于人工，清氣秉諸天授。金人之詩清，其雄古新麗處，覺清氣拂拂，從楮墨間出，元人便有覺濁者。”盡管是一種直觀的體悟，但顧氏的審美把握還是相當準確的。金詩在整體上確乎有一種“乾坤清氣”為底蘊。而這乃是地緣、人文、民族文化心理的綜合產(chǎn)物。

“貞祐南渡”之后的文壇，形成了以李純甫、趙秉文為代表的兩大文學流派。相比較之下，李純甫、雷淵這派文學家，更能突出地體現(xiàn)出“國朝文派”的特點，這也集中地體現(xiàn)在詩歌創(chuàng)作方面。尤其是李純甫的詩風，狠重奇險，崢嶸怒張，透露出北方士人豪獷超邁、剛直任氣的性格特征。《怪松謠》《虞舜卿送橙酒》《趙宜之愚軒》等詩，都以意象的狠重奇險、氣勢的狂放不羈而見特色。如《怪松謠》詩云：“阿誰栽汝來幾時，輪囷擁腫蒼虬姿。鱗皴百怪雄牙髭，拏空矢矯蟠枯枝。疑是秘魔巖中物，旱火燒天鞭不出。睡中失卻照海珠，羞入黃泉蛻其骨。石鉗沙錮汗且僵，埋頭臥角政摧藏，試與摩挲定何似。怒我棖觸須髯張，壯士囚縛不得住，神物世間無著處。提防夜半雷破山，尾血淋漓飛卻去。”這首詩描繪“怪松”的形象，是一首詠物之作，但卻有強烈的抒情性。在詩人筆下，這棵怪松何等矯異不群，生就一副崢嶸怪相，卻又洋溢著一種怒張飛動的生命力。這首詩與其說是寫“怪松”的形象，毋寧說是吐棄胸中的不平之氣。李純甫(屏山)的詩有強烈的主體性表現(xiàn)，無論是寫何種意象，都透露出詩人那種雄豪桀傲的個性，崢嶸不平的精神世界。趙秉文論其詩文云：“之純文字太硬。”王若虛更有微詞：“之純雖才高，好作險句怪語。”(劉祁著《歸潛志》卷八)盡管趙、王是從自己的詩學觀念出發(fā)，話里話外不無貶義，但卻道出了李純甫詩的特色。雷淵也是這派詩人的一個代表人物。為人剛腸疾惡，性格狂放亢直，詩作意氣高邁，卓犖不平。雷淵詩以諸體兼?zhèn)洌L格壯麗雄奇為特征。如《愛詩李道人若愚崧陽歸隱圖》詩云：“我家崧前幾再期，詩僧騷客相追隨。春葩繽紛香澗谷，夏泉噴薄清心脾。霜林置酒曳錦障，雪嶺探梅登玉螭。重陽夜宿太平頂，天雞夜半鳴喔咿。整冠東望見日出，金輪涌海光陸離。神州赤縣入指顧，風埃未靖空噓欷。窮探極覽不知老，泉石佳處多留題。簡書驅(qū)出踏朝市，期會迫窄愁鞭笞。襟懷塵土少清夢，齒頰棘荊真白癡。叩門剝啄者誰子，道人面有熊豹姿。披圖二室忽當眼，貫珠編貝多文辭。我離山久詩筆退，摹寫豈復能清奇。再三要索不忍拒，依依但記經(jīng)行時。道人愛山復愛詩，嗜好成癖未易醫(yī)。山中詩友莫相厭，遠勝熏酣聲利干沒兒。”這是一首題畫詩，但詩人沒有拘于題畫，而是馳騁十分奇?zhèn)サ南胂螅瑒?chuàng)造出清美高遠而又奇特瑰麗的境界，以此與塵俗功利場中的混濁相對比，以明其對官場生涯的煩憂厭倦及對“崧陽歸隱”的向往。詩人以“清奇”為審美理想(詩中說“摹寫豈復能清奇”，正表達了這種追求)。“清奇”正是此類詩的風格特色。

李汾也是“國朝文派”的重要作家。李汾“曠達不羈，好以氣節(jié)自許”(《中州集·癸集》李汾小傳)。元好問評其詩云：“辛卯秋，遇予襄城，杯酒間誦關中往來詩十數(shù)首，道其流離世故，妻子凋喪，道途萬里，奔走狼狽之意。雖辭旨危苦，而耿耿自信者故在，郁郁不平者不能掩。清壯磊落，有幽并豪俠歌謠慷慨之氣。”(同上)李汾的詩作，確乎是在凄黯之中又勃發(fā)蒼莽豪俠之慨的。如《汴梁雜詩》第三首云：“樓外風煙隔紫垣，樓頭客子動歸魂。飄蕭蓬鬢驚秋色，狼藉麻衣涴酒痕。天塹波光搖落日，太行山色照中原。誰知滄浪橫流意，獨倚牛車哭孝孫。”再如《避亂陳倉南山回望三秦，追懷淮陰侯信，漫賦長句》：“憑高四顧戰(zhàn)塵昏，鶉野山川自吐吞。渭水波濤喧隴孤，散關形勢軋興元。旌旗日落黃云戍，弓劍霜寒白草原。一飯悠悠從漂母，誰憐國士未酬恩。”在四郊多壘、身經(jīng)亂離的傷慨中，又處處有著宏大氣魄與自信。陶玉禾在《金詩選》卷三中評曰，其詩：“沉郁頓挫，寄托遙深”，有“凄涼之音，雄壯之氣”。這派詩人大都有任俠豪放的個性。詩的豪獷雄奇與個性稟賦的狂放不羈，造就了這派詩人迥異于宋詩或其他時代的詩風，有著鮮明的北方文化特色^①。

在金源文學的末端，涌現(xiàn)出了一座難以企及的高峰，那就是元好問。元好問以“國朝文派”來標舉金源文學的整體特征，而其本人的創(chuàng)作，恰恰是“國朝文派”的最佳代表。如果說，其他作家可以代表“國朝文派”的某一側(cè)面或某一階段，那么，元好問的文學創(chuàng)作，則使金源文學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包容了“國朝文派”的全部內(nèi)涵。

從詩的角度看，元好問把詩的形式之美與內(nèi)在的慷慨雄放之氣熔煉得爐火純青。清人趙翼評遺山之詩云：“專以精思銳筆，清煉而出，故其廉悍沉摯處，較勝于蘇、陸。蓋生長云朔，其天稟多豪健英杰之氣;又值金源亡國，以宗社丘墟之感，發(fā)為慷慨悲歌，有不求工而自工者。此固地為之也，時為之也。”(《甌北詩話》卷八)揭示了遺山詩的特色及其北方文化底蘊。遺山的“紀亂詩”最能體現(xiàn)這種特點。試讀其《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后即事》其一云：“慘淡龍蛇日斗爭，干戈直欲盡生靈。高原水出山河改，戰(zhàn)地風來草木腥。精衛(wèi)有冤填瀚海，包胥無淚哭秦庭。并州豪杰知誰在，莫擬分兵下井陘。”這首詩可以代表遺山“紀亂詩”的成就，沉郁愴痛而又大氣包舉，藝術(shù)形式上又頗為成熟。趙翼論遺山的七律詩的成就，云：“七言律則更沉摯悲涼，自成聲調(diào)。唐以來律詩之可歌可泣，少陵十數(shù)聯(lián)外，絕無嗣響;遺山則往往有之。如《車駕遁入歸德》之‘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原有地行仙’、‘蛟龍豈是池中物，蟣虱空悲地上臣’;《出京》之‘只知灞上真兒戲，誰謂神州遂陸沉’;《送徐威卿》之‘蕩蕩青天非向日，蕭蕭春色是他鄉(xiāng)’;《鎮(zhèn)州》之‘只知終老歸唐土，忽漫相看是楚囚，日月盡隨天北轉(zhuǎn)，古今誰見海西流’;《還冠氏》之‘千里關河高骨馬，四更風雪短檠燈’;《座主閑閑公諱日》之‘贈官不暇如平日，草詔空傳似奉天’：此等感時觸事，聲淚俱下，千載后猶使讀者低徊不能置。蓋事關家國，尤易感人。”(《甌北詩話》卷八)遺山的七古體詩更是淋漓盡致地發(fā)揮了體裁的特點，氣勢磅礴，慷慨雄放，而又決不粗率。如《涌金亭示同游諸君》詩：“太行元氣老不死，上與左界分山河。有如巨鰲昂頭西入海，突兀已過余坡陀。我從汾晉來，山之面目腹背皆經(jīng)過。濟源盤谷非不佳，煙景獨覺蘇門多。涌金亭下百泉水，海眼萬古留山阿。觱沸濼水源，淵淪涵鬼物，窟宅深蛟鼉。水妃簸弄明月璣，地藏發(fā)泄天不訶。平湖油油碧于酒，云錦十里翻風荷。我來適與風雨會，世界三日漫兜羅。山行不得山，北望空長哦。今朝一掃眾峰出，千鬟萬髻高峨峨。空青斷石壁，微茫散煙蘿。山陽十月未搖落，翠蕤云旓相蕩摩。云煙故為出濃淡，魚鳥似欲留婆娑。石間仙人跡，石爛跡不磨。仙人去不返，六龍忽蹉跎。江山哪些不一醉，拊掌笑煞孫公和。長安城頭烏尾訛，并州少年夜枕戈。舉杯為問謝安石，蒼生亦如卿如何?元子樂矣君其歌。”這首雜言古詩聲勢磅礴，意象雄奇，詩人之還情猶如奔流洄湍之潮水，一路砰訇而來。陶玉禾在《金詩選》卷三中評遺山的古體詩云：“遺山空闊豪宕，意氣橫逸，波瀾起伏，自行自止，不以粗率為奇，不以雕搜為巧，而其中縱橫變化不可端倪。其長篇大章皆應作如是觀。”頗能道出其藝術(shù)個性所在。遺山詩具有感蕩人心而又大氣包舉的悲劇美的力量，從來沒有誰把如此雄渾蒼莽的意境和如此悲愴濃摯的情感融合得如此渾然一體，字里行間都充盈著渾灝之氣。元人郝經(jīng)論遺山詩說：“歌謠跌宕，挾幽并之氣，高視一世。”(《大德碑本遺山先生墓銘》，見施國祁注《元遺山詩集箋注》卷首)遺山詩并不因其磅礴氣勢和雄莽意境而導致詩歌藝術(shù)形式的粗糙率易，而是以頗為完美的語言錘煉完成其抒情功能，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地。

應該說，“國朝文派”的最后完成者是元好問。他那卓越不凡的成就，使“國朝文派”具有了獨特的魅力以及自立于各代文學之林的資格。

注釋

① 《江西宗派詩序》,見《宋金元文論選》第28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① 參見張晶《從李純甫的詩學傾向看金代后期詩壇論爭的性質(zhì)》,載《文學遺產(chǎn)》1990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