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論和階級分析方法

20世紀50年代以后，中國大陸的社會制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文學被定義為用形象來反映社會生活的語言藝術，文學研究也被視為可作為階級斗爭工具的社會意識形態。對待文學遺產的態度是區分精華與糟粕，批判繼承而以批判為主，以至學術上的是非，也用意識形態領域的政治批判方式解決。到六七十年代，進一步強調以階級斗爭為綱，進而將古典文學研究作為進行思想意識形態斗爭的工具而“古為今用”，極“左”思潮泛濫，庸俗社會學盛行，文學研究淪為政治的奴婢而失去了學術品格。盡管如此，這一時期的宋代文學研究還是有成績的，某些愛國主義思想突出的作家得到了深入的研究，豪放派詞受到推崇，歷史唯物主義的文學史研究方式取得成果。更為難得的是，還出版了一批不尚空談而具較高學術價值的著作，一些學者寧彎不折，成為維系學術發展和承傳的中堅力量。

這一時期古典文學研究的主流形態，是從歷史唯物主義的反映論出發，把握文學的社會意識形態性質，堅持政治標準第一，用是否具有“人民性”和“在歷史上有無進步作用”兩把尺子衡量作家作品，進行階級分析和價值評估。其積極的結果有二：一是促成了對具有愛國主義精神的作家作品研究，取得了一些具體的成果; 二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階級分析方法在文學史研究中得到落實。在宋代文學研究中，陸游和辛棄疾成為兩個亮點，因為他們都是具備強烈愛國主義思想的作家，容易通過政治標準第一的衡量線，相關的研究成果也容易獲準出版。如關于陸游的論著就有歐小牧的 《陸游年譜》(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齊治平的《陸游傳論》(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孔凡禮、齊治平編撰的《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陸游卷》(中華書局1962)、游國恩與李改之選注的《陸游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疾風選注的《陸放翁詩詞選》(浙江人民出版社1958)、于北山的《陸游年譜》(中華書局1961)、季吉選注的《陸游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朱東潤的《陸游選集》(中華書局1962)和《陸游研究》(中華書局1962)，等等。

作為愛國詞人，辛棄疾也是這一時期人們談論較多的宋代作家。唐圭璋的《辛棄疾》(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程千帆的《辛詞初論》(《武漢大學學報》1957年第1期)、吳則虞的《辛棄疾詞論略》(《文學遺產增刊》1958年第6輯)、夏承燾的《辛棄疾詞論綱》(《文學評論》1959年第3期)等，都對辛棄疾其人其作給予很高的評價。鄧廣銘是公認的辛詞研究專家，他的《稼軒詞編年箋注》成書雖早，但1957年始由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該書將校勘、編年與箋注融為一體，其編年方法依梁啟超《辛稼軒先生年譜》之例，然頗多創獲，已編年的辛詞達433首，占總數的十分之七。編年卷次的劃分，基本上標明了辛棄疾創作過程的階段性變化。鄧廣銘還有《辛稼軒詩文鈔存》(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辛稼軒年譜(增訂本)》(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輯錄辛棄疾散佚的詩文作品，廣泛搜集和考察了有關辛棄疾一生翔實的史料，提供了大量與辛棄疾生平和創作相關的文獻資料。

在1957年至1962年間，古典文學界曾有過關于李清照作品的思想內容和社會意義的討論，焦點是李清照作品的思想情調是否健康，是否反映了愛國主義。由于討論的雙方對“愛國主義”的理解不同，有的認為抒寫故國之思和鄉土之情就已體現了愛國主義，有的則堅持要有反抗壓迫、保衛家鄉的行為才算愛國主義，由這種思想認識上的分歧而產生爭論。這種意識形態方面的爭論，因政治意味太濃，很難說具有學術性。不過，從客觀效果來說，也造成了人們對李清照這位女作家的重視，帶動了關于她的研究的展開。胡云翼的《宋詞選》(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2)，對蘇、辛為代表的豪放派詞大加贊揚，也在于豪放派詞的思想情調較為健康，有積極向上的意義。在當時，如不標舉宋詞作家“大江東去”的豪放之作，而宣揚其兒女情長的婉約之篇，恐整個的宋詞研究都會被打入冷宮。

在中國大陸五六十年代的文學史研究中，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階級分析方法進一步得到落實，并形成一套可操作的研究程序或模式，即：社會時代背景→作家的生平和思想→作品內容和藝術特色。具體說，就是由社會時代背景的研究出發，考察作家的生平和思想;由作家的生平和思想，分析作品所反映的內容;再由作品內容的表達方式，分析其藝術特色。這種以反映論為基礎而帶有決定論色彩的因果分析方式，在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中國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以及游國恩等人的《中國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中，獲得了大的成功。這兩部能代表當時古典文學研究水平的著作，基本上都是采用以時代為序、以作家作品論為綱的寫法，對每個時代的各種社會因素對文學發展的影響作適當的闡述，較全面地介紹重要作家的生平和世界觀，從作家的世界觀和階級立場分析其文學創作的思想根源，揭示作家創作的主要傾向及其代表作品的特色。這樣一種作家作品論的研究模式，盡管存在著偏重思想分析而忽視藝術的傾向，但與前一個時期的文藝社會學批評相比，顯得更為全面完整而具有系統性。由于強調以馬克思主義哲學作指導，理論性也加強了。

文學除了具有社會意識形態的性質外，還應具有自身的藝術特質，文學研究也當與思想政治斗爭有別。可從60年代中期開始，文學的意識形態性質被片面地強調，論從史出變為以論帶史，惟意識論和庸俗社會學猖獗，文學研究被用來為現實政治運動服務，成為意識形態領域階級斗爭的工具。如用儒法斗爭改寫文學史，借評《水滸》批判中國共產黨黨內的“投降派”，等等。在這種情況下，包括宋代文學在內的整個古典文學研究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偶爾可見的批判文章，亦充斥著政治上的空話和套話，毫無學術價值可言。以文學研究服從于政治意識形態的斗爭需要，其功利價值總是及時而短暫的，因時代總是在變化，一時高論，轉眼竟成虛談。

不過，五六十年代的宋代文學研究，也有不尚空談的學術著作，除了前面提到過的有關陸游、辛棄疾和李清照的研究論著外，還有關于宋代小說戲劇、宋詞和宋詩的專門著作。如李嘯倉的《宋元伎藝雜考》(上雜出版社1953)，是專門研究宋元市井文藝的著作，收專題論文10篇。其中《宋金元雜劇院本體制考》《合生考》《說話名稱解》《談宋人說話的四家》《釋銀字兒》等，或就宋雜劇與金院本的關系加以考論，或專就宋代民間的“說話”家數進行考辨，均能成一家之言。胡忌的 《宋金雜劇考》(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分 “名稱”、“淵源與發展”、“角色名稱”、“內容與體制”和“其他”五部分，詳細考釋了雜劇與院本的含義，厘清了宋元以來有關戲劇的一些混稱;探討宋金雜劇與唐五代歌舞戲、滑稽戲之淵源，及其與南戲和北曲雜劇的關系，并對宋雜劇、金院本的各種角色加以考述;對《武林舊事》《輟耕錄》所載的“官本雜劇段數”和“院本名目”加以分類研究，指出每一類的內容及表演體制上的特點。資料豐富而考論詳盡，為這方面研究的重要收獲。葉德鈞的《宋元明講唱文學》(上雜出版社1953)，則將宋元明的講唱文學按文學體裁分為樂曲系和詩贊系兩類，樂曲系介紹宋元的民間小說、敘事鼓詞、覆賺和諸宮調的情形，并分析明代樂曲系講唱文學的特殊性。詩贊系論述了從涯詞、陶真和詞話，到彈詞、鼓詞的發展情況。材料豐富，考核翔實，條理分明，為講唱文學史研究的重要著作^①。此外，陳汝衡的《說書史話》(作家出版社1958)、譚正璧的《話本與古劇》(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錢南揚的《宋元戲文輯佚》(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劉永濟的《宋代歌舞劇曲錄要》(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也都是重在文獻資料考證而很有分量的宋元小說戲劇研究論著。

在宋詞研究方面，亦以詞學考訂和詞籍整理方面的成就較為突出，夏承燾和唐圭璋分別是這兩方面享有盛譽的專家。他們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已成名，但其有代表性的著述是在五六十年代才結集出版和定稿的。夏承燾的詞學考訂主要集中于詞人年譜、詞之聲學和詞法，他的三部代表作均出版于50年代。1955年由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唐宋詞人年譜》，輯入著者長期以來撰寫的唐宋詞人年譜10種12家(南唐二主與二晏為合譜)，即：溫庭筠、韋莊、馮延巳、李璟、李煜、張先、晏殊、晏幾道、賀鑄、周密、姜夔、吳文英，尤以溫、姜、吳三家年譜中的行實考訂最為周詳。這些年譜可作初學者的知人論世之助，為唐宋詞研究者的案頭必備之書^②。在詞之聲學和詞法的考訂方面，夏承燾有《姜白石譜說》《詞律三考》《唐宋詞字聲之演變》《陽上作去入派三聲說》《詞韻約例》等重要論文，收入1956年由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唐宋詞論叢》里。書中有關詞樂聲律和句法的這些文章，大都從作家創作實際和詞體演變的實際出發，立足于具體詞例，作精細的考辨而無空談，為著者多年潛心研究的集成之作。夏氏的另一代表作《姜白石詞編年箋校》，1958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將白石歌詞創作的編年與相關的樂律資料匯為一編，加以詳細的考釋，是姜夔白石詞研究及其聲學考訂的重大收獲。

另一著名詞學家唐圭璋，畢生從事詞籍整理工作。他將宋代詞籍版本、詞作互見、詞人之年代和籍貫的考論文章，結集為《宋詞四考》一書，1959年由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書中的《宋詞版本考》，介紹歷來書目所載及現今傳世的各種版本的宋代詞籍的同異，及其國內公私書庫的館藏情況。對每一種版本都載有卷數，說明出處和存佚，并考其源流，辨明版本的優劣，間或指出其疏誤。所考的宋詞書目的傳世版本達一千四百余種，可謂網羅宏富。其《宋詞互見考》，對五百余首互見于不同作家詞集的作品加以考辨，依據最早的版本、善本或有關文獻記載，判明其歸屬和真偽，指出致誤的原因，澄清了一大批詞史上糾纏不清的“著作權”公案。《兩宋詞人時代先后考》，通過廣泛搜檢稗史、地志、姓氏譜、選舉表、登科錄等歷史資料，考訂出約七百位宋代詞人的時代先后。凡生卒年不詳者，以登科時間為主;科第也不可考者，則考其仕宦蹤跡和交游而定。《兩宋詞人占籍考》，對宋代八百六十余位詞人的籍貫作了考證，并按省分列，以見詞人在各省的分布情況及一地詞風之盛。這些考證工作，可以說是著者進行《全宋詞》新編的準備工作。唐圭璋早年就從事詞籍的整理，其《全宋詞》的初編曾于1940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但遺漏作品較多，校勘也存在問題。到了50年代后期，應中華書局之約，在王仲聞的幫助下，唐圭璋對《全宋詞》進行重編，選擇好的詞籍版本為底本，作品按詞人年代先后排列，加新式標點斷句，重新改寫詞人小傳，于1965年由中華書局出版了《全宋詞》的新編本。新編本無論收詞數量還是校勘考訂，都遠勝于初編本，為20世紀詞籍整理的重大成果。

在宋詩研究方面，錢鍾書的《宋詩選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一枝獨秀，曾引起過爭議。此書采用的是傳統的詩選箋注方式，舊學功底深厚，可眼光和手法卻很新。錢鍾書認為：宋詩不像唐詩，正是宋詩的創造性和價值所在。宋人憑借了唐詩，在詩歌的“小結裹”方面有很多的發明和成功的嘗試。關于選詩的標準，他在該書《序》中說：“押韻的文件不選，學問的展覽和典故成語的把戲也不選。大模大樣的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選，把前人的詞意改頭換面而絕無增進的舊貨充新也不選……有佳句而全篇太不勻稱的不選，這真是割愛; 當時傳誦而現在看不出好處的也不選，這類作品就仿佛走了電的電池，讀者的心靈電線也似的跟它們接觸，卻不能使它們發出舊日的光焰來。”^①這六不選代表了他對中國古典詩歌的通盤看法，即詩應當是詩，要有藝術獨創性，圓滿自足，而且還能打動現在讀者的心靈。他認為古典文學誠然是過去的東西，但我們的研究和興趣是現代的，過去已是給現在支配著的了，但古典文學不是文學古董。錢鍾書不贊成用歷史考古的方式對待古典詩歌，認為盡管可參考許多歷史資料來證明某一類詩歌內容的真實性，也“到底只是文件，不是文學，只是詩歌的局部說明，不能作為詩歌的唯一衡量”。文藝創作與歷史記錄不是一回事，不能把詩歌當做押韻的歷史文件，“因此不能機械地把考據來測驗文學作品的真實，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學作品來供給歷史的事實。歷史考據只扣住表面的跡象，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喪失了謹嚴，算不得考據，或者變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風的考據，所謂穿鑿附會;而文學創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隱藏的本質，曲傳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則它就沒有盡它的藝術的責任，拋棄了它的創造的職權。考訂只斷定已然，而藝術可以想象當然和測度所以然”^②。這些真知灼見為錢氏的一貫看法，但在當時卻頗為不合時宜。他的《宋詩選注》，突破了傳統注疏那種著重于史實本事考證和名物典故訓詁的做法，加強對作品的命意、文筆、風格、體勢和結構等進行具體的藝術分析，將宋人在詩歌“小結裹”方面的技巧娓娓道出，屬于帶有審美鑒賞性質的藝術批評。錢鍾書認為談藝不可憑開宗明義之空言，必須細察作家裁文匠筆之實事。在為宋詩作注時，他不放過一篇作品在藝術上的任何新鮮東西，哪怕是一種命意或一個比喻、一種表現手法，一有所得，即旁征博引地加以說明。尊重事實，不發空論，言必有征而語無虛發。每立一說，總用大量的實例來證明，觸類旁通，以見作家詩眼文心的共通處，故注詩而有詩學在。

以上例舉的著作，以文獻資料的考辨、作家生平的考訂、作品的校勘整理和選注為主，這些著作的一個共同特征是不尚空談，有實事求是之意，無嘩眾取寵之心，具有較長久的學術價值。但這些成果的產生，更多的出自學術自身發展的慣性作用，因其作者多數于三四十年代即已成名，他們只是在繼續自己的研究而已。這也使學術的發展沒有中斷，為20世紀最后20年宋代文學研究的繁榮發展積蓄了力量。

注釋

① 該書后來收入著者的《戲曲小說叢考》上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② 該書有中華書局1961年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1版。① 《宋詩選注》第2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② 《宋詩選注》第4—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