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金元文學的內容·遼代文學·遼代的散文·遼代散文的藝術風格

遼代的散文的基本風格走向比較清晰，大體上說與中原地區具有明顯的區別。

(一) 由簡直到繁復的文化 “變征之音” 圖式。遼太祖、太宗、穆宗三代只有很少的作家作品流傳下來，有的多是原始性的簡約直率的詔諭類應用文字。遼太祖《征渤海詔》云：“所謂兩事，一事已畢，惟渤海世仇未雪，豈宜安駐。”所謂兩事，據《遼史·耶律鐸臻傳》，指東征渤海，西討西夏。西夏已被征服，所以說一事已畢;要征討渤海，卻聲稱世仇未雪。沒有繁文縟節，未必就想到統一北方，也沒有春秋時代“請與君之戲”式的幽默，表現出一種野蠻時代的打就是打的頑童般的天真，弱肉強食，簡約率通，充滿雄放張力，傳導出部落群體以家代國的精神氣息。這種好公斗而文理不張的詔文就是遼初文壇的代表作。太宗、穆宗時代，略有實質性的進展。到了景宗時，他即位以后立即下詔說：“書皇后亦言稱朕暨予。”稱呼的改變，標志著氏族制文化的解體退化和封建形態的確立。因此，遼文從圣宗或景宗時漸向繁復化、規范化發展，遼文亦藉此分為前后兩期。雖然這其中有些長制，但從書寫款式文辭看乃捉刀之作，非真正遼文。總之，遼初的詔諭沒有稱呼，沒有體式，隨意為之，簡約而率直，充滿霸氣。隨著遼的漢化，三教的影響以及自身諸條件的變化，便顯得斯文起來。寫于1004年澶淵之盟的《契丹圣宗誓書》說：

維統和二十二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大契丹皇帝謹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 共議戢兵，復論通好，兼承惠顧，特示誓書：“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茍渝此盟，神明是殛。事具咨述，不宣。”

這是一篇典型的強盜宣言，竟然能寫得娓娓動聽，寫出友誼和感情來，作者之妙筆顯然是生花了。時間、地點、人物、內容、過程、誓詞排列謹然有序，儼然似誓書正宗。在文體上，遼人能夠準確地把握其寫法;在時間上，采用干支紀年法，改變了遼人結繩紀事的記錄方式;在誓言上，不僅涵蓋薩滿教崇拜的天地，也提到了神明; 在內容表述上，采用委婉機辯的深層語匯：“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把強掠說成相助，且言辭巧妙，真可謂“巧奪天工”。

(二) 鮮明的黑土氣息。遼代文化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原古代文化的精神和形制，最終形成具有黑土地氣息的漠北范式。文化的先進與武力的先進不成比例，武力征服也并不等于文化征服，但武力可以摧毀文化，武力可以強迫文化的接受，而接受也就是征服。一旦形成定式，盡管也會有反滲透和影響，征服也就完成了。太祖八年《刑逆黨后宣諭》云：“此曹恣行不道，殘害忠良，涂炭生民，剽掠財產，民間昔有萬馬，今皆徒步。有國以來，所未嘗有，實不得已而為之。”此曹、不道、忠良，皆漢語中的文化語詞，遼太祖精曉漢語，所以無意識中實現了“接受”與運用，可以看到漢文化的背影，但“昔有萬馬，今皆徒步”的語匯方式則完全是遼代的文化景象。中原作家無數次地表達過亂世之悲：白骨、饑婦、猿啼、醉吟、悲歌，本來主要行動方式多是徒步，所以絕沒有用無馬代步來形容國家衰敗之舉。又 《慧峰寺供塔記》(卷八)云：“德不孤而鄰者自孚，唱彌高而和之亦廣。如風偃草，如蟻慕膻。”“如風偃草，如蟻慕膻。”只是眼前景物，隨手撿來，就像江南的桃紅柳綠，絕不像岑參“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那樣驚奇和贊嘆不已。所以無論詩歌還是散文，雖然唐代或者之前很多作家寫過很多優秀的作品，但都相當于觀賞文字，沒有也大多難以對北方文化進行深入的或本質的表現，不能成為“風吹草低見牛羊”那樣地道的北音。又《祐唐寺創建講堂碑》說：“夫幽燕之分，列郡有四，薊門為上，地方千里，籍冠百城。紅稻青粳，實魚鹽之沃壤;襟河控岳，當旗戟之奧區。”文章從祐唐寺的地理環境著筆，然后用工整優美的對句寫其優美的生存環境和戰略地位。用詞色彩鮮艷，氣象蕭森磅礴，是典型的遼海風貌，反映了契丹人尚武的心理。從出土的遼代文物來看，很多菩薩都著軍裝就不必奇怪了。游牧民族往往采取軍事、游牧相統一的雙重生存結構。遼人紀事抒情多自然雄放，直截表述契丹的自然景物及人的心性、行為。后期思想雖以儒家思想為主導，但黑土地氣息沒有變化。在語言形態上，契丹文也顯示出黑土地氣息。另外，出于風俗習氣等原因，遼文中常常雜入用漢字記音的遼語詞匯。如卷一二《宮中語》云：“孤穩壓帕女古靴，菩薩喚作褥斡么。”遼漢語相雜，遼代語匯的形成和使用，是遼文鮮明的個性。

(三) 質實豐贍，因時事造文。遼賦不傳，詳情已無從查考，只能從現存賦題上得到一點信息。遼文皆根據需要寫作，除了一些詩序之類以外，皆是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反映，完全消閑的罕見。遼文從實用出發，注重真善、直質，雖然也提出盡善盡美、道真文懿的主張，但在實踐上，仍尚前者，文質兼美的文章不多。現存的遼文詔諭、敕制、哀冊、書狀、牒、碑銘等皆是應用性文體。如數量最多的墓志銘，寫作時力求準確、真實。凡涉及世系，皆要考諸史書和家牒，不構荒詞;引述經典，爭取準確無誤。對于一些無奈之事，雖不諱言，但亦不予虛構。《全遼文》卷四《劉繼文墓志》說：

至乾三年，高祖崩逝。少帝承翰才立，禍發蕭墻。逆臣郭威，僭行篡奪，徐州太子，冊而又誅，可謂日月無光，乾坤失色。崇坐河東，為北平王，一聞之而大怒，攘臂恨以發盟，切齒為仇，誓當剪滅，乃集貔貅萬隊，士卒千群，振雷霆之威，吐風云之氣，直欲生擒逆黨，活捉奸邪。其奈天數未時，攻討莫下。

墓志寫劉繼文之父討郭威之事，實際上打了敗仗，但在和尚文秀筆下，乃敗在天時而非人力，一句話就將責任推得干干凈凈，敘述中竟然有板有眼地顯示了正邪之爭中劉氏的英雄氣概，乃屢敗屢戰筆法。構思巧妙，“乃質乃文”，不是虛譽。

遼代的文章也注重修改潤色。《全遼文》中收有天祚的《降金表》二種，其見于《北盟會編》(卷二一)的十分簡略，但見于《大金吊伐錄》(卷四)的卻在原來的基礎上加進了許多內容，顯然前者是初稿，后者是修改稿。盡管文字經過潤色，但具體的事實沒有減少和變化，二者皆體現了遼人重質實，因時事造文的特點，又追求文學的興味。

(四) 優美生動的意象描述。遼文在意象的塑造上往往用樸質的語言，白描的寫法，以敘述為主塑造摹畫一系列生動傳神的人物、景物、意境和事件，賦予特定的文化含義。如《耿延毅墓志銘》寫耿延毅的相貌說：“為人姿貌魁梧，面紫黑，蚪髭，赫怒之時，鬢毛如猬，善騎射，聰敏絕倫，曉北方語。”寥寥30個字，一位魁梧的草原英雄的形象便躍然紙上。魁梧的身姿，紫黑的面龐，如猬的鬢毛，不力自武，不怒而威，寫出了契丹人勇武的形象。對于女性形象，遼文中表現更為出色。如寫遼道宗皇后蕭觀音，耶律乙辛《奏懿德皇后私伶官疏》說：“著紫金百鳳衫，杏黃金縷裙，上戴百花髻，下穿紅鳳花靴。”珠光寶氣，鳳鳴花放，可謂濃艷絕倫，不亞貴妃之華。更多的是寫昭君之美，淡雅素泊。《王悅墓志銘》同時寫兩位女子，又各有千秋，說：

長女蘭芳惠茂，儀靜體閑，將貞順以成風，擬河洲而葉詠。

次女妲哥，玉肌珠脛，螓首蛾眉，以禮自持，其儀不忒。

墓志銘寫王悅的兩個女兒，寫長女重在表現成熟之美，蘭慧之操，宛順之性;而次女則重在儀態之美，麗質之貌，教養之好，傳文雅家風，美瀟湘風儀。可以說各具風韻，可見遼文在表現性情、刻畫人物方面已經具有很高的藝術技巧。

遼文在物象的表現上，往往通過審美活動賦予對象以文化精神。《尊勝陀羅尼幢記》(卷一二)說：“其幢也，上圓像乾覆之功，下方擬坤之普載，行分則猶貫華之妙，彩鏤銀字，若文星之點碧空。諷詠者，無善而不臻;瞻仰者，無殃累而不剪。其功也難算，其利也難量。”寫了幢的形態是上圓下方，象征乾坤，幢上刻有行行彩鏤銀字，雍容華貴，內容具有教化作用。但同時又寫出了幢形，書寫的由來和文化內涵，再由幢的內容引申其未來功德。在結構上互相照應又層層推進，在時空上表現出心游萬仞的審美理想，在文化上具有多元特征。不題撰人的《造長明燈記》(卷一○)是遼文中最出色的一篇。文中說：“大遼國幽燕之北，虎縣之東，龍門鄉興壽里邑眾楊守金等久弘善念，特建燈幢。”交代了地理、區劃、人物、造幢由來，起筆輕松自如，平平淡淡。但文章筆鋒一轉，馬上掀起層層波瀾：

夫天地之大，在晝則明，在夜則晦;日月之朗，在顯則燭，在隱則遺。照日月未照之所，明天地未明之時，唯我長明燈乎?

這篇乾統五年寫的《造長明燈記》聲情并茂，意味深長。“照日月未照之所，明天地未明之時，唯我長明燈乎”，寫出了人類文明、長明燈的形象、結構、功能，又賦予佛的精神。從邏輯上，層層推衍，互相映照。在表達上，運用明暗效果，采用時空交織的方式，虛實結合。在審美上，調動審美主體的生活體驗和精神需求，意象直觀而飄逸，用日月襯托人類創造的長明燈，表現的似外物，寄托的是內在的心靈之光。

遼文在特定的語言環境中還注意修辭手法的運用。除了比喻、象征、夸張、對偶、對比等習見方式以外，還有狀字、頂真、疊字等。如《范陽豐山章慶禪院實錄》(卷一○)說：“狀如豐字，因號曰豐山。”以字形狀物由來已久，如《大唐新語》卷一云唐太宗與臣僚打趣說：“聳膊成山字。”又《郭藥師降表》(卷一○)說：“待時而動，動靜固未知其常;順天者存，存亡不可以學察。”在對偶分句中用頂真手法實不多見。又如《鄭之恪墓志銘》(卷九)說：“不為兒女喜喜之行，抑有大丈夫望望之志也。”喜喜、望望漢語中很少疊用，遼人用此疊字，加重表達分量，可謂別出心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