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金元文學的內容·遼代文學·遼代的韻文·遼代的詩歌

晚唐作家皮日休寫過一首叫做《頌夷臣》的樂府詩說：“夷臣本學外，仍善唐文字。”說明北方民族對文化學習的執著精神和彼此的文學淵源關系。《東北史料叢編·宋史》云：“契丹輕而不整，食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以馳騁為容儀，以弋獵為耕釣。櫛風沐雨，不以為勞，露宿草行，不以為苦。復恃騎戰之利，故頻年犯塞。”(259頁，遼沈書社1990)弋獵時代的生活與艱苦的環境造就了契丹人頑強的意志和兇狠的性格，遼代的文學就是這種生活環境的反映。從原始的歌謠和藝術發生的角度看，遼代的文學就是我國北方的“詩經”，也可以叫第二部《詩經》，是北方民族對生活的藝術把握和對自然與生活的感情體現，而不是像漢賦、唐詩、宋詞那樣去表現生活和感情。遼詩興于后期，原因故多，主要有以下三點。

(一) 以詩取士。遼初就實行遼漢分治的政策，先設漢兒司，后改為南院。隨著入遼的漢人增多，南院的地位日趨重要。景宗保寧八年(976)，詔復南京禮部貢院，準備實行科舉。經過相當的準備后，遼圣宗統和六年(988)“詔開貢舉，放高舉一人及第”(《遼史》卷一三)。契丹在滅燕、晉后曾允許其地沿傳統開舉。另外，很有意思的是契丹人允許漢人參加五代的科舉考試，所以，不少進士出自遼朝建元之前;對于五代考中的進士，契丹人也予以承認，這當然與契丹和五代的特殊關系有關。詩是統治者大力提倡的一種雅業，也是考試內容，結果促進了詩歌的社會化發展，體現了契丹人因俗而治的國策。但是，遼不允許契丹人參加科舉則多少限制了詩歌的發展。

(二) 詩和遼代統治集團。遼太祖耶律阿保機通曉漢語，能識讀寫作漢文，長子東丹王買書萬卷，亦能詩。遼太宗還可以直接用漢語寫文書，批文件。但他們不僅不寫詩，甚至連漢語也不讓傳播，施行的是愚民于戰牧，保持傳統之策。遼景宗后，經濟發展，生活安定，統治者方以文雅而尚興。首先，君主愛詩，學詩，尚有品評。遼人最用心學的就是唐詩。史志皆云遼圣宗親以契丹大字譯白居易《諷諫集》，召諸臣讀之，還寫出“樂天詩集是吾詩”之句，自號為“樂地”。他們不僅學唐，后來還注意習宋。契丹人偏愛宋代的作家主要是蘇軾、魏野，有“逢見胡人問大蘇”之說。遼圣宗以后，詩歌成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首先是把詩與治國聯系起來，也會賜詩嘉美，以詩表敬。帝王還常常與詩人結為詩友，節日賦詩。有時遼主還親自陪宋使宴飲賦詩或釣魚賦詩。詩在遼代有時還成為布發政治主張、宣情達意的工具，寫詩形成了一種風氣。

(三) 詩和下層百姓。遼代封建統治集團以文雅相尚，推動了詩歌的發展;廣大知識分子以詩干進，以吟業登科舉之途，強化了這種發展。遼代的百姓亦逐漸形成了愛詩作詩的社會風氣。

遼代詩歌承唐而下，幾乎各種詩體皆備，成為唐詩和元曲之間的一個橋梁，這是宋詞所無法比擬的。

遼代詩體大致如下。

1.五言絕句。五言絕句體在遼朝不是主流，流傳下來的作品也不多。最著名的是遼末王鼎編纂的《焚椒錄》中作者署名為蕭觀音的《十香詞》(此詩作者權署有爭議——編者)，共十首，皆以香字落尾，用同一韻，形式如套曲。

2.五言律詩。遼代的五言律詩主要是漢族詩人和遼代貴族階層所寫的作品。如被遼俘虜后得到重用的和凝《題鷹獵兔畫》等。

3.七言絕句。遼代的七言絕句已具有相當高的水準。漢人寫的如和凝的《洋川》等。遼代契丹人寫作的七絕首推蕭觀音。王鼎《焚椒錄》載其《懷古》云：“宮中只數趙家妝，敗雨殘云誤漢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窺飛燕入昭陽。”這首詩看上去是批評漢趙飛燕之作，實際上是寫巫山不見云，暗藏其情人趙惟一的名字，以致是她具獄的罪證(這是對蕭觀音評價的一家之言——編者)。包藏文字詩的出現，表明遼代人對于七絕體的運用達到了很熟練的程度。

4.七言律詩。遼代盛行的詩體除了七絕以外，就是七律。寫作七律的有漢人，也有契丹人，以及西夏和高麗人。現存最有名的是遼寧朝陽壽昌五年天慶寺勒石，計有25首，已收入《全遼文》卷七。

5.五古、七古。相對而言，遼人中的契丹民族更喜歡不拘格律的五古和七古。五古如東丹王的“小山壓大山”等。七古則很少見。

6.口號。口號是一種即興吟成，可以朗誦而不必入樂的一種詩歌體裁，現已尋得二例。《契丹國志》卷一引《臆乘》云：“契丹主聞唐莊宗為亂兵所害，哭之，作口號曰：‘我朝定真冷。’朝定，猶言朋友也;真冷，遺命也，語出《莊子·山木篇》。”二書的作者均為南宋人，所記當可信，說明遼初契丹人就能寫作口號。也有七言口號的。《遼詩紀事》(見《清詩話》下冊)云：“(高麗金黃元)口號有‘……鰲駕蓬萊渡海來’之句。”

7.騷體。騷體即楚辭體，是一種感情比較激憤的抒情詩。《全遼文》錄有太平十一年張儉撰的《圣宗皇帝哀冊》，文末騷體辭曰：“殿幕開兮星已稀，靈駕動兮天欲曙，馬踣地以悲鳴，人執紼而號訴……”文中抒悲憤之情，故用騷體。蕭觀音的《絕命詞》24句，亦為騷體，但文字很齊整，見載《焚椒錄》。

8.咒語詩。咒語詩一般為道士寫作的青詞，也包括原始信仰原因創作的咒語等。但遼代道、佛關系混亂，道士住持地方也稱為寺或塔，寺中亦能供遼祖圖像等等。這是從遼太宗開始形成的信仰格局。《朝鮮文學史》云：“《心火繞塔》有驅逐火神志鬼之咒語詩：‘志鬼心中火，燒身變火神。流移滄海外，不見不相親。’”

9.回文詩。回文詩在遼詩中所占比例并不大，今可尋者僅一則。《遼史》卷一○七《耶律常哥傳》云：“時樞密使耶律乙辛愛其才，屢求詩，常哥遺以回文，乙辛知其諷己，銜之。”今詩已不傳。

10.其他。遼代的雜言詩有一定的市場，有的甚至近乎散文，顯得質樸和口語化。還有一些四六文以及八言的對句，皆比較零散。六言詩即有上節提到的蕭觀音騷體絕命詞，每句皆夾一“兮”字。另外還有契丹語詩，以及契丹語漢語相雜的詩。這些詩有遼人作，也有的是漢人和使遼使者的作品。遼詩也有長制，有的長達千言。如《湛然居士文集》卷八收錄的契丹語譯過來的遼代寺公大師的《醉義歌》，一律七言句，近千言之長。遼代還有歌行體，如《姜白石詩集箋注》引的《契丹歌》(《全遼文》作《契丹風土歌》)，就是用七言歌行的體裁。另有諺語、歇后語等，也近于詩。

總之，遼代詩歌運用的體裁很多，也比較有成績，最突出的是五言詩和七言詩。從現在的遼代詩歌和有關材料看，佛教與遼詩的關系最為密切。我們具體分為以下幾點來說。

1.詩、佛和統治集團。遼圣宗以后，幾乎每代帝王都是崇佛的，但并不佞佛。他們和佛教徒交往的一種主要媒介就是詩。遼寧遼陽的《玉石觀音唱和詩》25首的作者除了沙門智華以外，其他二十余人都是當時政治、文化界的領袖人物。

2.詩和僧。遼代的僧人不少就是詩人，有的還很著名。如僧非濁、文首座、僧智化、高麗僧等，皆聞名詩壇，并且有作品流傳下來。

3.詩和佛。詩講究形象、意境和審美感受，往往托象寄情，因此和佛教的修煉、頓悟、環境、物象等形成了契合點，或者說有些共同性，所以詩心有時又往往類于佛心。這類作品在遼代詩歌中占有一定比例。

4.以詩闡佛。佛教徒寫詩有的述志，有的寫景，有的抒情，有的闡釋佛理，但無論何種視角都離不開一個“佛”字，不管是常見的體裁還是佛家慣用的頌、偈均如此。以詩言佛，是遼代的普遍現象，也是佛教傳入中國后詩壇共有的特征之一。

5.佛教對詩歌的影響。佛教對文學的影響有時是明白可見的，有時又天衣無縫，似不著一字。如蘇颋亡妻之后作有一首《敘懷詩》，把其妻過世看作與塵世無緣，明顯受到佛教的影響(見《遼詩紀事》蘇颋條)。在遼詩中常常出現的就是凡塵、因果、覺悟等等佛教因素。但由于遼代三教關系比較混亂，所以佛寺里能住和尚和道士兩種人，因此作品中會出現三教混一的現象。

遼代詩歌流傳下來很少，其不發達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1.統治者對漢文化的態度。遼太祖雖然造了自己的文字，但不久便又造一種新文字，對于從未接觸過文字的游牧民族來說，他們沒有時間也不會愿意放開自己的祖業游牧去學習文字，況且音樂等條件也不具備，故有詩也不會付諸文字。再加上遼太祖等擔心學漢語會改變契丹人固有的習性，拒絕契丹人學習漢語，故詩與契丹人總是隔膜頗深。

2.遼代詩人作品位移為唐宋金人作品。我國歷來有視四方少數民族為夷狄的傳統，人們不可能像保存漢代文化那樣保存遼代文化。甚至五代入遼的詩人作品也統統被改為唐人作品，如和凝等等就是，還有李浣、李翰等也紛紛變成唐五代人士，其實他們的作品不少寫在遼朝，至于宋代的就更多了。在《全唐詩》中我們發現很多是遼地風物人情的作品，有可能就是在遼國寫作的，嚴格講也不能說是典型的唐詩。究其原因，與遼人實行遼漢分治有關。契丹民族尤其在早期無論在仕途、生活等任何方面都與詩無太深的緣分。這種局面除了少數統治者例外，直到遼末才稍有改觀，所以遼代詩歌不可能是發達的。現在能搜索到的遼詩文集有名字者亦不過四十余家，其分量如何還是個未知數。

3.遼代地域廣大，幾千里方圓，但主要城市就是遼初興建的五京。城市的不發達，詩學土壤的貧瘠，造成文人不能安心課其詩業，就是有一些作品面世，也難作長期保存，何況自遼本身開始并沒有形成保護文集的習慣與條件，所以金人迅速吞滅五京，縱火搶掠，遼詩文集多為戰火與戰亂所毀滅也是史之必然。畢竟詩歌不是產業，社會要靠經濟來滋養，生計乃先。

4.文化的不發達造成了詩歌的不發達。遼代建制以來，始終與四方之國有戰事發生，重視的主要是貴族教育，縣學極少，后期雖有增加，也難成大器，故詩文之事只是統治者的工具和生活點綴，遼詩不可能出現繁華的局面。遼圣宗以后，隨著生活的安定，詩壇曾有熱鬧的跡象，但道宗十年偏偏又下令禁止民眾私刊文字。這些，都是造成了契丹統治時代的詩歌不發達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