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的內容·宋代文學批評·宋代的詞學批評·詞學批評資料的收集介紹

唐圭璋編校的《詞話叢編》初版于1935年，收宋詞話7種，元詞話2種，清詞話41種，民國以來詞話6種。書前有吳梅的序，稱其“廣羅群籍，會為茲編，校勘增補，用力彌勤。所收諸書，多出善本……洵詞林之巨制，藝苑之功臣矣”^③。但此書只印了200部，流傳不廣，而且有的重要詞話未能收入。1959年后，唐圭璋對此書開始進行增輯修訂，新輯入詞話25種，并由中華書局1986年出版了《詞話叢編》的增訂新編本。共收詞話85種(計宋代11種、元代2種、明代4種、清及近代68種)，歷代重要的、有影響的詞話，基本上都收錄了。其“所收范圍，大抵以言本事、評藝文為主。若詞律、詞譜、詞韻諸書，以及研討詞樂之書，概不列入”。又“前人所作詩詞話，詩詞雜陳，非專論詞者，不以入錄”^④。因此，還有許多的詞學批評資料該書未收，如詞籍的序跋、評注，以及詩話筆記中的零星詞論等。張惠民、王恒展等人于歷代詞籍中搜撿爬梳而成的《唐宋詞集序跋匯編》(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尤其是隨后張惠民編的《宋代詞學資料匯編》(汕頭大學出版社1993)，采用竭澤而漁的方式，對宋代的詞學批評資料進行全面清理，除了從宋人的詩話、筆記里抄錄匯集詞話片斷外，還將宋人詞集的序跋和詞作的題序一并收入，整個宋代較為完備的詞論資料可謂規模已具。此外，鐘振振等主編的《歷代詞紀事會評叢書》，分唐五代卷、宋代卷、金元卷、明清卷和近現代卷，是繼清人張宗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前后編成的《詞林紀事》和唐圭璋的《宋詞紀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之后的集成之作，其特點如鐘振振寫的叢書《總序》所說：“規模大，收錄全。校勘精，編次嚴。紀事則以唐證唐，以宋證宋;會評則薈萃百家，通貫千年。保留《宋詞紀事》之一切優點，避免《詞林紀事》之一切弊端。”^①不僅體例較為嚴密完善，而且所收資料皆薈集原文，為詞學批評研究提供了翔實可靠的文獻資料。

收集匯編各種歷史文獻資料，屬于詞學批評研究的基礎工作，如何在此基礎上，建立較為科學的詞學批評之學呢?早在20世紀30年代，龍榆生于《研究詞學之商榷》一文中指出：應該把“批評之學”作為現代詞學研究的重要方面，他說：“詞家‘批評之學’，在宋代諸賢，如楊湜之《古今詞話》、胡仔之《苕溪漁隱叢話》，已引其端緒。逮明代楊慎之《詞品》、王世貞之《藝苑卮言》，乃至清代諸家詞話之作，幾如‘云蒸霞蔚’，不可指數。”^②他認為以往詞學批評的通病，在于所作評論率為抽象之辭，無具體之剖析，往往令人迷離惝恍，莫知所歸，有待后起者補苴罅漏，因其端緒而作進一步的研究。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宋代部分，對兩宋的詞論和詞話有簡要的介紹。他認為在詞話興起之前已有詞論，如蘇軾曾力倡“詞為詩裔”，以文學的觀點評詞，而李清照論詞“別是一家”，偏于以音樂的觀點立論，“后來論詞者雖各有所見，但大體仍是這兩種觀點”。當時所見的宋代詞話，除唐圭璋《詞話叢編》(初版)所收的7種外，還有趙萬里《輯宋金元人詞》中所輯的宋人詞話3種，而以楊繪《時賢本事曲子集》為最早的詞話(采梁啟超說)。但他認為楊繪之作偏于隸事，體同于本事詩，“宋代詞話有新意見的止有王灼、張炎、沈義父三家”^①。在 《唐宋詞研究》中，青山宏認為“宋代出現了數量較多的詩話，但是沒有寫出與詞的盛行相對等的詞話書”，尤其缺乏帶有理論性、體系性傾向的詞話，故不得不求助于其他書籍中的資料。“而更困難的問題是散見于詩話、筆記中的記事未必與詞論有關。多數不過是與詞的實相無緣，只是關于詞人、詞的插話而已。只有各種詞集的序跋，就其性質而言，由于不得不多少言及詞的評價，故而成為探討詞論最合適的資料”^②。

在《宋代詞論鳥瞰》中，楊海明說宋代的7種詞話，“其中除王灼《碧雞漫志》、張炎《詞源》和沈義父《樂府指迷》等幾種外，大都比較散漫零亂，缺乏系統性”。但他認為研究宋代詞論，不必僅局限于這些詞話，凡是宋人著作涉及到詞的言論，哪怕是只言片語、逸事趣聞，也是第一手資料。“通過對宋人詞論的歸納整理，我們大致可以勾勒出宋代詞論的一個總的輪廓，得到一個初步的總體印象。這就是：宋人對‘詞’這種文體抱著比較輕視的態度;宋人論詞，偏重其藝術性而往往不注重其思想性;宋人以‘艷科’、‘婉約’為詞的‘本色’。而視詞中的革新派為‘別調’，宋人論詞，主‘雅’反‘俗’”。他就對詞體的認識、論詞之標準、關于詞的“本色”等問題，對宋代詞論進行總結評述，認為“由于理論往往落后于實踐，又加上宋人不重視詞體，所以宋代詞論缺乏一定的深度和廣度，對詞的思想內容和藝術表現都缺乏很深刻的分析，這就要由后代(主要是清代)的詞論家們來繼續進行這項工作了”^①。除一般性的介紹之外，如何使古代的詞話能為今人易于理解和把握，如何能將傳統詞論的概念術語融入現代文學批評話語，也是現代詞學批評研究難以回避的問題。

劉慶云編著的《詞話十論》一書，按緣起說、特色論、功用論、作家論、寫作論、借鑒論、風格論、流派論、流變論、鑒賞論十個論題編選詞話，認為古代詞論的發展大體可分為三個時期：(一)北宋為詞論的初興期。詞論的主要形式“以筆記小說、詩話、序、跋的零星載錄與評論為主，但從內容看，已涉及到有關詞的一些重大問題，如詞的起源、詞的本色、詞的社會功用、作家風格、作品鑒賞等，對北宋詞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二)南宋為詞論的進一步發展時期。已產生了理論性較強的專門著作。“前期詞壇以辛棄疾、陸游、陳亮等人的悲壯雄杰之詞為代表，后期詞壇以吳文英、王沂孫、張炎等人的婉麗、清空之作為標志。豪放與婉雅兩大流派各有自己的理論體現，從而形成了兩股不同的潮流。……《樂府指迷》與《詞源》是對南宋婉雅一派創作經驗與審美要求的最高理論總結”。(三)清代為詞論發展的高峰時期，詞論著作繁富，詞論家在許多詞學問題上都有精辟的論述^②。

對以往詞學批評理論的研究，不能僅限于批評自身，而應該有更廣闊的視野，把詞的批評之學，與詞學觀的變化、審美追求的多樣性，以及文學思想的發展等聯系起來進行綜合的歷史考察。張惠民的《宋代詞學審美理想》，從審美的角度切入，探討宋人的詞學觀念和詞學理論。書分上、下兩編，上編本于詩詞的比較與詞體之美，對蘇軾及蘇門文人的詞學觀和李清照《詞論》的理論內涵，作了較為深入的論述。并就宋代詞學的詞體風格論、宋代詩學對詞論的影響，宋詞聲韻的歷史特征等，進行理論的歸納總結。下編以士人文化精神的分析為基礎，探討宋代詞學的審美理想，如認為清真詞的渾厚之美，與當時士人憂患深廣的壓抑傷感心態相關連，周邦彥詞極其感慨而深于哀樂的“沉郁”，“既是一種審美風格，又是這種審美風格所由產生的文化心態”。又認為詞的寄托觀念產生于北宋，自覺則在于南宋，北宋詞多身世風雪之悲，南宋詞多家國興亡之恨，以“香草美人寄托放臣逐子之感”，是“比興傳統與臣妾心態的結合”^①。

顧易生、蔣凡等人撰寫的《宋金元文學批評史》，設專章論述“宋代詞學思想與理論批評”，認為“宋代詞人與詞論家大都將抒發感情為創作主要目的，強調‘情’為人之固有，天所賦予。其專注于歌詠男女愛情者，具有沖決封建禁錮意義;其突出愛國家、愛自然豪情者，也表現強烈的主體意識。這里閃爍著個性解放的新興意識光芒，為當時文學批評領域靈秀之所鐘。宋代詞論中也有不少探討詞藝風格、體制者，給后人留下寶貴的理論遺產”^②。從詞人的創作目的、創作風格、精神風貌等方面闡述其詞學思想，廣取宋人有關詞的各種理論批評資料作深入的分析。無論視野的廣闊、取材的宏富，還是理論闡釋的細致，于宋代詞學批評的研究而言，都是非常突出的。

注釋

③④ 分別見第一冊第3頁、第6頁,中華書局1986年版。① 《金元詞紀事匯評》“總序”第5頁,黃山書社1995年版。② 《詞學季刊》第一卷第4號,1934年。后收入《龍榆生詞學論文集》。① 《中國文學批評史》(下)第249、25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② 第269—270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① 《文學遺產增刊》第16輯,1983年出版。② 參見《詞話十論》“導論”,岳麓書社1990年版。① 第25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版。② (上)第2—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