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學的內容·隋唐五代小說·幾類突出的內容與文人的反思·愛情婚姻類

唐傳奇小說敘寫愛情婚姻的故事，常對愛情婚姻與事業之間的矛盾深感困惑。在傳奇小說中，愛情婚姻的意味已不僅僅是能否結合的問題，而且還充溢著對結合是否合理、是否理想的思索。在《鶯鶯傳》中，張生拋棄了鶯鶯，他是這樣考慮的：“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封建社會的一般觀念，女子越漂亮，愛情就越幸福;而此處，張生則認為女子越漂亮，對大至國家、小至個人的事業都是有所破壞的，這就是唐代文人對愛情婚姻的態度之一。但這里只是文人對愛情婚姻反思的顯性意味，其實，小說最津津樂道的正是張生與鶯鶯的戀情，寫兩人如何一見鐘情，如何書信傳情乃至月夜幽會，鶯鶯意外來會時的如漆似膠，直至兩人分手之時與分手之后還情意纏綿等，作者在描摹時處處流露出對如此甜蜜幸福戀情的企羨與回味。這就是小說中文人反思的隱性意味——如此這般的戀情是文人所渴望得到的，于是，聽到張生與鶯鶯相戀之事的文人“莫不聳異之”，而聽到他倆最終分手時又“皆為深嘆”。這樣，小說便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矛盾：一方面，漂亮女子與纏綿戀情是應該否定的，因為這些東西有妨于國家與個人的事業;另一方面，漂亮女子與纏綿戀情又是深所向往的，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此二者都是不容推翻的，那么，張生的選擇是否就是最佳的? 正是這種困惑，顯示了唐代文人反思的深刻性。

文人在對愛情婚姻反思中出現的這種困惑，更明顯地體現在《長恨傳》中。小說的主人公是唐明皇李隆基與楊貴妃，唐明皇是國家事業的象征，文人為之奮斗的“道”在一定程度上要體現在皇帝的統治上，就這一點而言，唐明皇可算是文人的最高化身了。對唐明皇與楊貴妃的相戀相愛，小說無疑是大加贊賞的;而小說又揭示出李楊相戀引出安史之亂，因此，小說對之又是大加批判的。贊賞并未阻止小說的批判，小說把國家的衰亡直接歸罪于李楊愛情;批判也未削弱小說的贊賞，安史之亂平定后，唐明皇仍思戀馬嵬坡已身亡的楊貴妃，成了仙的楊貴妃對唐明皇仍情意切切。文人并不愿意自身的愛情婚姻與事業這兩方面的追求永遠呈沖突對立的形式出現，渴望此二者的統一。白行簡《李娃傳》就是他們為自身設計的理想完美的愛情婚姻與事業相統一的模式。進京赴考的滎陽公子與長安倡女李娃情好意篤，戀情蕩盡滎陽公子的錢財，“文戰”之勝也談不上了，這是小說的上半部分。小說下半部分筆鋒一轉，李娃挺身出來，伺候公子病體，伺候公子讀書，公子不負期望，“一上登甲科”，最后“應直言極諫科，策名第一，授成都府參軍”，而李娃也被滎陽公認做兒媳，被朝廷封為汧國夫人。也就是說，滎陽公子與李娃的愛情婚姻獲得了時代與社會的正式承認，是盡善盡美的。但在這里愛情與婚姻是有所分離的，其夫妻關系是建立在政治基礎上的。因此，《李娃傳》的矛盾調和，反不如對這種矛盾深感困惑和苦惱的作品更顯得有深度。

大多數唐傳奇小說中文人追求的對象是青樓女子，在六朝人眼中，狎妓宿娼只是一種風流享受而已，初唐人張《游仙窟》就一味鋪排浪蕩游冶，仍有六朝遺風，他們把愛情與婚姻看成是隔離的，不把妓女既當做戀愛對象又當作婚姻對象的。而唐傳奇小說中的有些文人則切切實實想把與妓女之間的關系當作婚姻大事來考慮、來行動的。實現與否尚屬別論，這種想法本身就表現出把婚姻的基礎確定為愛情的意味。

另外，盛、中唐文人普遍有一種積極向上奮發有為的精神，他們認為某些東西比愛情婚姻更重要，這種人生精神比較明確地體現在《柳毅傳》中。起先，柳毅幫助龍女是出于同情、激于義憤，因此，約制住內心對龍女的愛慕，全心全力只為了龍女跳出火坑。其后，錢塘君以暴力脅迫柳毅迎取龍女，柳毅則義正詞嚴地斷然拒絕，寧可犧牲愛情，也要維護作為一個文人的人格尊嚴。愛情與人格尊嚴并非必然要構成矛盾沖突，但一旦構成了矛盾沖突時，維護人格尊嚴被放在首位。與為了仕宦而拋棄愛情的行為相比，柳毅的行為沒有絲毫酸臭氣;與“忍情”行為相比，柳毅又視愛情是崇高無可比擬的，這些都是《柳毅傳》高于其他愛情題材傳奇小說之處。

愛情與婚姻本不該是兩回事，人生也并非僅愛情婚姻一事，唐傳奇小說表現出文人渴望在愛情的基礎上實現婚姻的愿望，也表現出文人對愛情與他事他物構成矛盾深感苦惱與困惑，這就是唐傳奇小說在表現愛情婚姻上的深刻之處，也是唐代文人對自身愛情婚姻進行反思中的深刻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