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與藝術·宋代音樂舞蹈藝術與文學·宋代文學中的樂舞描寫

音樂除了直接促進詞的發展和興盛外，還給文學家帶來靈感，激發他們創作的沖動，因此樂舞本身常成為文學家表現的對象，成為作品的題材和主題。這在詞中表現得最頻繁而典型。宋詞有相當多的作品產生于歌筵舞席之上，面對優美的樂舞，詞人心醉目迷，發為歌吟，常常把樂舞以及表演者的姿容才藝寫進詞中，因而這方面的描寫也就成為宋詞的一個重要內容。如晏殊的《木蘭花》：

春蔥指甲輕攏捻，五彩條垂雙袖卷。雪香濃透紫檀槽，胡語急隨紅玉腕。當頭一曲情無限，入破錚琮金鳳戰。百分芳酒祝長春，再拜斂容抬粉面。

“當頭一曲”即大曲的歌頭一段，曲調比較舒緩，故“情無限”。“入破”是“曲之繁聲處”，這時音樂的節奏加快，彈奏者的手法也變快，致使“金鳳戰”。詞中生動描寫了琵琶演奏的場面，同時勾勒出了演奏人的體態情韻。另如柳永的《柳腰輕》：“顧香砌，絲管初調，倚輕風，佩環微顫。乍入霓裳促偏，逞盈盈，漸催檀板，慢垂露袖，急趨蓮步，進退奇容千變。”作者用簡捷而富有節奏的語言寫出在音樂伴奏下輕快的舞姿。余如張先的《天仙子·觀舞》《慶春澤·與善歌者》《剪牡丹·舟中聞雙琵琶》、蘇軾的《訴衷情·琵琶女》、黃庭堅的《憶帝京·贈彈琵琶妓》等等，從題目上一望而知是關于樂舞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中，對樂舞的描寫與對表演者(多半是藝伎)姿色的描繪常常是交織在一起的，樂舞的旋律節奏正是在對表演者姿態的描寫中得以展開，而表演者的風姿神韻也是在樂舞的展開中得以呈現。

除了詞外，詩歌中也有不少關于樂舞的描寫，如歐陽修的《于劉功曹家見楊直講褒女奴彈琵琶戲作呈圣俞》《李留后家聞箏座上作》、梅堯臣的 《聽文都知吹簫詩》《和永叔柘枝歌》《風笛》、蘇軾的《宋叔達家聽琵琶》《潤州甘露寺彈箏》《李委吹笛》等等。與詞不同的是，詩不像詞那樣毫無顧忌地恣意描寫樂舞者的聲色。描寫風流旖旎的場面，詩要有節制一些，常更多側重在作者主觀情志的抒發。

有的作品主要不是描寫音樂，音樂只是作為一種背景氛圍，出于表現的需要而被提到。這在詩文詞中都常常可以看見，如蘇軾的《前赤壁賦》，在泛舟赤壁的景物描寫之后，緊接著就是一段音樂的描寫：“于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余音裊裊，不絕如縷……”據考證，吹洞簫者實有其人其事，但是實有其人其事并不一定非要寫進文中，作者之所以要在這里加入一段音樂，主要是出于表現的需要。從文章結構來看，這段音樂是由景入情、由樂轉哀的自然過渡，對全文來說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而這段音樂本身又表現出一種失落感和憂郁感，于是便為赤壁月夜罩上了一層似有若無的感傷氣氛。

值得注意的是，宋詞中較少寫到琴樂，也許這種音樂不適合歌筵舞席，在熱鬧的宴飲場合較少用到，但在詩中卻并不罕見。琴是一種古老的樂器，其音深醇幽雅，在宋代文人雅士和僧道中比較流行。宋人詩中不乏琴樂的描寫，如范仲淹的《鳴琴》《聽真上人琴歌》、歐陽修的《江上彈琴》《彈琴效賈島體》、蘇舜欽的《演化琴德素高，昔嘗供奉先帝，聞予藏寶琴，求而揮弄不忍去，因為作歌以寫其意》、蘇軾的《舟中聽大人彈琴》《聽僧昭素琴》等等，都寫到琴樂：“忘憂曾扣《易》，思古即援琴。”(范仲淹《鳴琴》)“抱琴舟上彈，棲鳥林中驚。”(歐陽修《江上彈琴》)“風吹仙籟下虛空，滿坐沈沈竦毛骨。”(蘇舜飲《演化琴……》)“風松瀑布已清絕，更愛玉佩聲瑯珰。”(蘇軾《舟中聽大人彈琴》)如果說詞中描寫的樂舞更多注意官能感受和表演者的姿色容態的話，詩中琴樂的描寫則更多注重一種高雅境界的營造和追求，常寄寓一種遺世獨立的節操和情懷。詩人有時甚至在琴聲中感悟一種哲理，如蘇軾的《琴詩》：“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于君指上聽?”詩人由琴而引發哲理的追問：琴聲究竟是來自琴還是來自指?也就是說，美究竟存在于客體還是存在于主體?顯然，這已涉及對美的本體的思考。

當然，毋庸諱言的是，詩人對琴樂的描寫常程度不同地表現出一種復雅的傾向，流露出對時俗的針砭。“古人不可見，古人琴可彈，彈為古曲聲，如與古人言”(歐陽修《彈琴效賈島體》)。這種傾向可能和宋代朝廷上關于雅樂的幾次大討論有關，但骨子里卻出于詩人對仕宦生涯的厭倦。這種傾向在一些散文和辭賦中也有表現，比如陳襄的《古琴賦》，寫古琴的彈奏：“洎乎夕照西沉，蒼梧半陰，對明月之千里，上高臺之百尋。爾乃豁妙慮，開沖襟，撫玉柱，揚清音……忽然不覺至道之入神，而大化之陶己。”接下去就批評時調，伸張雅樂，“別有宛洛佳客，金張貴侯”，“莫不弄秦聲，歌郢曲，吹女媧之笙簧，播子文之絲竹……嗟乎，大道既傾，澆風益行，雖歌吹之沸天，徒管弦之亂人”。這種復雅的情緒在不少文人那里都有表現，特別是在他們仕宦不得意的寂居索寞之時，這種情緒除了表現作者對仕途乃至塵世的厭倦外，同時也表現了對上層貴族享樂生活的批判，表現了作者一種高潔的人格志趣。不過需要指出的是，盡管他們有時發表復雅的言論，但這并不妨礙他們在別的場合對燕樂新聲的喜愛。比如歐陽修，雖然他說“余自少不喜鄭衛，獨愛琴聲”(《歐陽文忠全集》卷六三《三琴記》)，但他對時俗的歌舞仍抱有濃厚的興趣，他在《減字木蘭花》《玉樓春》等詞中都毫不掩飾地流露出對流行歌舞的陶醉。正如他們在詩文中可以正襟危坐談論經國之大道，而在詞中卻可以放縱聲色一樣，在不同體裁的文學中他們似乎具有兩重人格。

總起來說，宋代音樂藝術與宋代文學的關系至為密切。音樂的繁榮對詞體文學的興盛具有重要作用。音樂舞蹈作為宋人生活的一個重要內容，經常地被作為文學描寫的對象。至于表現什么，怎樣表現，不同體裁的文學又各有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