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學的文獻·明代文學與歷史文獻·史部文獻·史部紀傳類(有些傳記類史書雖缺本紀，也列入此類)

《明史》336卷 清官修書。該書的纂修前后持續了八九十年時間。清順治初，詔立明史館。康熙十八年(1679)，隨著統治的逐漸鞏固，史館重開。以當年中試之博學鴻儒彭孫遹等50人入館參與纂修。稍后又延請精通明史的萬斯同擔當刪削之任。康熙三十年以后戶部侍郎王鴻緒任總裁官期間，倚重萬氏增刪，除帝紀未完成外(19卷)，排比粗定了較為詳贍的310卷《明史稿》。雍正初年，張廷玉為總裁官期間，楊椿等二十余位纂修官“因其本而增損成帙”，又用了15年的時間，于乾隆四年(1739)七月完成該書定稿。該書包括本紀24卷、志75卷、表13卷、傳220卷、目錄4卷。在諸志中，稍變其例的有《歷志》和《藝文志》。《歷志》因歷算學的進步，為便明了起見，增入各圖;《藝文志》因歷代書籍數量龐大，不便盡載，乃唯載明人著述。在諸表中創新例者為《七卿表》，這與明朝政治體制的變化相關，“蓋明廢左、右丞相，分其政于六部，而都察院糾核百司，為任亦重，故合而七也”。在列傳中，創新例者三：《閹黨傳》《流賊傳》和《土司傳》，這也因明朝的具體情形增設。蓋宦官之禍，雖漢、唐時代皆有，而“士大夫趨勢附膻，則惟明人為最伙，其流毒天下亦至酷”。李自成、張獻忠農軍勢力滋大，至于亡明，非一般割據群雄可比，“剿撫之失足為炯鑒”。至于土司，“不內不外，釁隙易萌”，大抵多建置于元而滋蔓于明，控馭之道特殊，且適值修史期間之雍正改土歸流，需要借鑒，故立專傳^①。該書有中華書局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內容稍殊。中華書局本經過校勘和標點，用起來較為方便;李裕民據此編成的《明史人名索引》，可以結合使用。

屬于此類的還有明人徐纮《皇明名臣琬琰錄》24卷、《續錄》22卷(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顧璘《國寶新編》1卷(金聲玉振集本)，項篤壽《今獻備遺》42卷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楊廉、徐咸《新刊皇明名臣言行錄》4卷(四庫禁毀書叢刊本)，鄭曉《吾學編》69卷(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本)，王世貞《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8卷(明清史料匯編本)，李贄《續藏書》27卷(1974年中華書局標點本)，焦竑《國朝獻征錄》120卷(上海書店影印明刻本)，王兆云《皇明詞林人物考》12卷(續修四庫全書本)，唐鶴征《皇明輔世編》6卷(續修四庫全書本)，過庭訓《本朝京省人物考》115卷(四庫禁毀書叢書本)，張萱《西園聞見錄》107卷(1940年燕京大學排印本)，何喬遠《名山藏》109卷(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叢書本)，鄒漪《啟禎野乘》24卷(一集16卷，二集8卷，四庫禁毀書叢刊本)，清初查繼佐《罪惟錄》90卷(四部叢刊三編本)，傅維麟《明書》171卷(畿輔叢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據此排印)和《明史(稿)》(416卷，為《明史》定稿前身，應較310卷的王鴻緒稿為早，續修四庫全書本)等等。

傳記材料的另一個重要寶庫，就是年譜。年譜以年系事，強調時間，記事詳細，據此可以比較精確地掌握傳主在不同時期的活動，從而對其作品的背景和精神實質做正確的把握，這對加強文學研究的科學性是非常必要的。若查考某年譜的有關線索，可參考楊殿珣的《中國歷代年譜總錄(增訂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此外，在一些家譜或族譜中，常能得到查找對象的三代、兄弟等重要材料。鄉試錄和進士登科錄，也可提供有關人物本人及其家庭的詳細材料。臺灣“明代史籍匯刊”中收有據臺灣中央圖書館所藏諸錄編成的《明代登科錄匯編》，共66種，頗具參考價值。

有關傳記檢索的工具書有 《八十九種明代傳記綜合引得》，該書原為解放前之燕京大學引得編纂處所編，采用中國字庋纈檢索法，不便檢索。1987年中華書局重新影印時，在書后另編四角號碼索引，使該書較便利用。另外，還可參考1987年中華書局影印臺灣中央圖書館編纂的《明人傳記資料索引》，該索引利用明清人文集528種，史傳、筆記類典籍65種以及大量單刻的年譜、事狀等傳記資料編成，后附姓名音序以便檢索; 還附有字號索引，可據字號檢得姓名。該書收錄傳記范圍遠出《八十九種明代傳記綜合引得》之外，但為避免與之重復也有舍棄者，故兩書應結合使用。

注釋

① 參見《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六,史部二《正史類二·明史》,文淵閣四庫全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