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社會環境對學術和文藝的影響·西晉滅亡后北方文化的發展

“十六國”時期的戰亂造成了原來是全國文化中心的黃河流域的學術文藝陷于衰落。在這一百多年中，不論儒學還是文學都沒有什么值得稱道的成就。不過，在這個時期也曾有個別的階段曾得到局部短暫的安定。例如前秦苻堅就曾一度統一北方，這時長安一帶作為前秦的都城，也曾聚集過一些士人。他們在佛經的翻譯和佛理的探討方面作出過一定的成績。他們的工作一直延續到后秦姚氏的統治時期，出現過鳩摩羅什、僧肇等高僧，對南方的佛學也有著不小的影響。所以《隋書·牛弘傳》載，牛弘上書曾說過“僭偽之盛，莫過二秦”的話。但“二秦”的存在時間甚短，總的來說，北方的文化成就還是很難與南方相比。

歷來所謂的“北朝”，一般指“十六國”滅亡以后在北中國依次成立的魏、齊、周三朝。其中最先出現的是鮮卑拓跋氏所建立的北魏。鮮卑拓跋氏據說最初居于“幽都之北，廣漠之野”，離漢族地區很遠，“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焉”。1980年，考古學家曾在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盟鄂倫春自治旗的嘎仙洞中發現太平真君四年(443)魏太武帝的石窟祭祖銘文，這篇銘文亦見于《魏書·禮志》一，文字與《魏書》所載略有出入。這一地區確實離秦漢以前的漢族聚居區較遠。但最晚到東漢后期，他們已逐步南遷，移居于盛樂(今內蒙古自治區的呼和浩特南)。三國時代，他們和曹魏已有來往，到西晉時，這種交往更見密切。西晉亂亡之際，晉朝官員如劉琨等曾向拓跋氏乞援，拓跋氏也曾任用衛操、衛雄等漢化較深的人物。但總的來說，拓跋氏的漢化程度很低，較之氐族苻氏、羌族姚氏和鮮卑慕容氏都有很大的差距。這些部族對拓跋氏似乎頗有輕視的心理?！段簳ぱ帏P傳》載，燕鳳奉命出使前秦，苻堅問他：“代王何如人?”他回答說：“寬和仁愛，經略高遠，一時之雄主，常有并吞天下之志?！避迗哉f：“卿輩北人，無鋼甲利器，敵弱則進，強即退走，安能并兼?”燕鳳說：“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主上雄雋，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弊，而北方之所常勝也?！毖帏P這段話，意在夸耀拓跋氏的強大，事實上卻道出了這個部族文化上的落后。其實當時拓跋氏的實力并不很強，此后不久曾一度為前秦征服。后來苻堅在淝水戰敗，他們才得以乘機復國。拓跋氏復國以后，雖能擊滅后燕進入漢族區，并建立起帝王的規模，但仍想維持本族的生活習俗，不愿漢化。《魏書·賀狄干傳》載，魏道武帝拓跋珪曾與后秦姚萇通好，派賀狄干出使后秦，適遇姚萇死、姚興立，兩國在平陽一帶交戰，拓跋珪擊破后秦軍，擒其將狄伯支。這樣兩方交惡，賀狄干就被扣留于長安。后來拓跋珪為了離間后秦與夏的關系，再度與姚興通好，賀狄干才得以回歸?！暗腋稍陂L安幽閉，因習讀書史，通《論語》《尚書》，舉止風流，有似儒者……及狄干至，太祖(拓跋珪)見其言語衣服，有類羌俗(《北史》作“中國”)，以為慕而習之，故忿焉，既而殺之?！辟R狄干本是拓跋珪比較親信的人物，只是因為接受漢化，便遭殺戮，這說明拓跋氏對漢化的疑慮。這種心態也是長期以來漢族和其他各族對他們的蔑視造成的?！段簳ご蕹褌鳌份d，崔逞曾向拓跋珪進取桑椹助糧之計，因為說了“故飛鸮食椹而改音，《詩》稱其事”的話，拓跋珪“銜其侮慢”，終于賜死。《王慧龍傳》載崔浩因夸王慧龍為貴種，引起鮮卑貴族長孫嵩不滿，認為他“嘆服南人，則有譏鄙國化之意”，引起太武帝拓跋燾也生了氣，迫使崔浩不得不“免冠陳謝”。這些事例說明當時鮮卑和漢人間的成見甚深。但隨著拓跋氏所征服的疆域日益擴大，其統治區已包括很大一部分漢人聚居之地，再加上鮮卑族人在和漢人的接觸中，不少人已開始仿效起漢人的生活方式，這種情勢就使拓跋氏統治者不得不考慮他們接受漢化的問題。這趨勢早在魏明元帝拓跋嗣時已經開始，而到太武帝拓跋燾時便日益尖銳。太武帝本人在內心中充滿著矛盾。一方面他看清了接受漢化勢在必行，也深知崔浩的才能;但另一方面，他畢竟是鮮卑族的首領，尤其在軍事上，更需要依靠本族一些貴族大臣的支持。然而正是那些鮮卑貴族構成了推行漢化的主要阻力。這樣，漢化的進程在太武帝時代幾經反復，使崔浩及不少人死于非命，連太武帝和他兒子拓跋晃的矛盾也尖銳起來，以至于拓跋晃以憂死，亦不能說與此無關。這種流血事件的出現，說明了漢化過程的艱巨。但無論如何，這個過程還是無可避免地完成了。正是這個過程促使北朝的學術和文藝的復興。因此北朝學術和文藝的興起，基本上與這個過程是同步的。

當拓跋氏進入中原之初，由于這一部族接受漢化的影響甚淺，對漢族的學術和文藝不很重視，甚至還有某種敵視情緒，所以一部分出仕于這個政權的士人，也很少有人從事這些探索。最早從事寫作的北魏士人，可能是崔浩之父崔宏。據說他在前秦末曾想逃奔江南，沒有達到目的，作詩自傷，但不敢公之于世，后來崔浩被殺，高允奉命搜查崔浩家時，始見此詩，后來又散佚了。《魏書》中所錄北魏初年人作品如張淵《觀象賦》和宗欽、段承根的詩，藝術價值不高，且這些人還來自涼州等地。在魏太武帝時，曾有過學術著作和文學創作的大約只有崔浩和高允。崔浩據《魏書》說，他“不長屬文”，但《隋書·經籍志》著錄有他的《周易注》10卷，其書今佚，從《魏書·張湛傳》所錄崔浩自敘看來，是“以《左氏傳》卦解之”，大約與漢儒注《易》的方法相近，而與魏王弼注異趣。此外，《隋書·經籍志》還著錄崔浩的《賦集》86卷，此書亦久佚，無從知其面貌，但它至少說明崔浩未必不重視文學。今存他的文章如《魏書·沮渠蒙遜傳》所載魏太武帝冊封沮渠蒙遜為涼王的文章，就出自他的手筆。此文還有駢儷氣息，在當時可能還是上乘之作。魏收生活在北齊時代，當時北朝文學已相當成熟，所以說他“不長屬文”恐是以北齊人的水平去要求。高允年輩較崔浩稍晚，他的晚年已和南朝的鮑照、謝朓并世，如果把他的詩文與鮑、謝相比，自然頗顯拙稚。但這是剛從“塢壁”中出來的文士，自難與這些大家并提。高允從事文學創作實屬非易。他的文學才能本來也許可以提高更多，但由于崔浩被殺事件，使他長期不敢執筆，所以當他晚年作《征士頌》時，自稱“不為文二十年矣”(見《魏書》本傳)。這說明北魏初年的社會環境使學術和文藝實在難以取得長足進步。

不過鮮卑拓跋氏的漢化，畢竟是不可抗拒的歷史趨勢。魏太武帝在殺崔浩后不久，就后悔說：“崔司徒可惜?！?《魏書·崔浩傳》)到了文成帝拓跋濬、獻文帝拓跋弘時，鮮卑貴族反對漢化的力量已顯削弱。尤其是獻文帝利用南朝內亂奪取了“河表七州”之地(今山東大部及蘇皖北部一帶)后，把當地許多士人稱作“平齊民”，強迫他們遷徙到平城(今山西大同)附近。這些人的文化教養甚高，尤其如劉芳、崔光、崔亮等人更是北朝學術和文藝振興的重要人物，魏孝文帝推行漢化，在學術和文藝方面，頗得他們之助。

鮮卑拓跋氏的漢化，歷來都歸功于孝文帝拓跋宏 (后改姓為“元”)。他的積極推行漢化，一方面自然是順應了歷史潮流，另一方面也可能深受其祖母文明太后馮氏的影響。馮氏本北燕馮跋的后裔，有較高的文化教養?！段簳せ屎罅袀鳌份d，她曾認為孝文帝“富于春秋，乃作《勸戒歌》三百余章，又作《皇誥》十八篇”。孝文帝在儒學和文學方面均有高度修養，大約和她從小的教誨分不開。漢化的洪流到了孝文帝時代，已經水到渠成，因此當他提出遷都洛陽，實行全盤漢化時，雖然還有一些鮮卑貴族不贊成，但已難構成強大阻力，所以總的來說，推行得還算順利。孝文帝不但在各種制度方面竭力效法漢魏甚至南朝，在學術文藝方面也是如此?！段簳じ咦婕o》下說他：“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受，探其精奧。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釋義。才藻富贍，好為文章，詩賦銘頌，任興而作。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486)已后詔冊，皆帝之文也。自余文章，百有余篇?！薄段簳の脑穫鳌穼λ奈膶W才能備極推崇。但從他現存的文章看來，還很難說有多高的文學價值。不過，他作的《吊比干文》典雅古奧，在當時北朝人的文章中不失為上乘之作。孝文帝還評論過他幾個漢族臣下的文章，以本為“平齊民”的崔光為第一，昌黎棘城(今遼寧義縣西)人韓顯宗次之，祖上曾居涼州的程靈虬又次之 (見 《魏書·韓麒麟附顯宗傳》)。這種評價看來是頗有眼光的，說明了原居今山東一帶的士人因長期屬于南朝，所受的文學傳統的熏陶較原居北朝的人要深厚。孝文帝也會作詩，今存他和臣下的聯句見《魏書·鄭道昭傳》，但這種詩較諸南朝同時人之作，實遠為遜色。在孝文帝時北朝詩人中較有名的是鄭道昭，他沒有詩集傳世，只有幾首詩靠石刻保存下來。這幾首詩其實只是有意模仿郭璞等人之作，還稱不上創作。同時人韓顯宗有一首贈李彪的五言詩，亦無特色，只能說還處于一個初步興起的階段。不過，從此以后，北方土地上逐漸地出現了自己的學者和作家，盡管在一個時期內，他們在創作上還或多或少地以南朝為師。他們中也有人并不贊成這種情況，如祖瑩常對人說：“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魏書·祖瑩傳》)但北方文人在經歷長期冬眠之后，忽然在眼前展現出“元嘉”、“永明”諸大家之作，其嘆服和仿效顯然不可避免。《魏書·文苑傳》稱北朝文學經孝文帝的提倡之后，“衣冠仰止，咸慕新風”，但自孝文帝經宣武帝、孝明帝兩代，北朝雖然出現了一些文人，但其成就還不能算高。所以《魏書》用“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來形容他們。如果撇開當時的歷史條件來看，魏收對他們的貶抑也不能說太過分。不過，從當時出現的一些文人看，如常景之作《蜀四賢贊》、袁翻之作《思歸賦》(皆見《魏書》本傳)，都不免步趨南朝的顏延之、鮑照和江淹的類似之作，而且常景祖上來自涼州，而袁翻則實亦“平齊民”出身，均非純粹的北方作家。倒是北平無終(今天津薊縣)人陽固所作的《演賾賦》，雖有意識模仿張衡的《思玄賦》，但辭藻典麗，顯出作者涉獵之廣。陽固確為河朔人士，他當南朝小賦盛行之際，獨去模仿兩漢作者，為后來的李騫《釋情賦》、李諧《述身賦》開了先例。這種賦對庾信《哀江南賦》、顏之推《觀我生賦》也有所啟發。應該說在陽固身上已初步體現了北朝作家的初步特色。

歷來論北朝的文學，總是比較重視“三才”，即魏末的溫子昇和由魏入齊的邢劭和魏收。這時北魏經歷了“六鎮”軍人暴動和爾朱氏之亂，已瀕于滅亡，最后分裂成東西兩政權，又為北齊高氏和北周宇文氏所替代。在這三人中，溫子昇年輩稍長，邢劭次之，魏收則比邢劭小10歲，年齡最小，故人們初稱“溫邢”，后稱“邢魏”。從現存的作品看來，溫子昇的成就最高，他的《搗衣》一詩，已近唐音，較同時南朝詩人之作略無愧色，但其他詩作未能稱是。溫子昇的駢文《韓陵山寺碑》亦為名作。唐張《朝野僉載》卷六記庾信早年在梁，奉命出使東魏，回南后和人談起北朝文人，認為只有溫子昇此文可以稱道，對他人均極輕視?！段簳の脑贰刈訒N傳》載，溫子昇的詩文流傳到南方，梁武帝見后稱道說：“曹植、陸機復生于北土。”這話未免夸大過實，但論詩文的藝術價值，則后來的邢、魏實乏類似的名篇足與頡頏。值得注意的是溫子昇乃濟陰冤句(今山東菏澤西南)人，這里本屬南朝，他祖父還在劉宋做過小官，故稱“世居江左”。這說明他也是承襲了南朝文風。邢劭和魏收則為河朔人士，邢是河間鄚(今河北任丘北)人，魏是鉅鹿(今屬河北)人。邢劭作文取法梁代作家沈約;魏收則仿效任昉。兩人爭名，各立門戶，互相詆毀，幾同水火。但邢詩僅得沈約之平易而無其清麗;魏收的駢文亦難企及任昉那些名篇，他的文才似更多地體現在《魏書》一些傳的散體文中。值得注意的是北魏一代雖然詩歌、駢文難以和南朝比肩，而散文卻不無長處。這是因為南朝沿襲晉代以來制度，禁止立碑(《文選》任昉《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昔晉氏初禁立碑”)，北朝則無此限制，所以今存北碑遠多于南。這種碑文一般均用散體，而散體文又盛行于漢代，即使蟄居“塢壁”中的士人亦能習見和模仿，故北人散文亦有名作，如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東魏陽衒之的《洛陽伽藍記》，都是歷來傳誦的名作。盡管在當時人看來，這些都只能稱“筆”而非“文”，不大受文人的重視。至于詩歌和駢文，即使到北齊和北周對立的時代，大部分北方文人仍在學習南朝。但在這個學習過程中，北朝文人的創作水平正在不斷提高，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