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昆，指西方昆侖群玉之山?！赌绿熳觽鳌氛f：“天子升于昆侖之丘，至于群玉之山，先王之所謂冊府。”郭璞注：“即《山海經》云群玉山，西王母所居者。言往古帝王以為藏書冊之府，所謂藏之名山者也。”可見，“西昆”是指古代帝王藏書的地方。藏書的地方是書冊之府，所以又叫冊府。因此，“西昆”與“冊府”的含義相同。宋真宗時，編纂《歷代君臣事跡》的文人學士，都聚集在朝廷藏書的秘閣里，于是就采用西昆、冊府這個典故，把在秘閣里編纂出來的《歷代君臣事跡》定名為《冊府元龜》；把在秘閣里編書過程中產生的唱和詩集，定名為《西昆酬唱集》。故楊億在《西昆酬唱集》序中說：“取玉山策府之名，命之曰西昆酬唱集云。”

 西昆體是北宋初年出現的一種文風，因《西昆酬唱集》而名。據宋人田況《儒林公議》載：“楊億在兩禁，變文章之體，劉筠、錢惟演輩皆從而效之，時號楊、劉。三公以新詩更相屬和，極一時之麗。億復編敘之，題曰《西昆酬唱集》，當時佻薄者謂之‘西昆體’。”因此，歐陽修在《六一詩話》中說“蓋自楊、劉唱和，《西昆集》行，后進學者爭效之，風雅一變，謂之昆體。”

 北宋初期的文風，仍是晚唐五代浮靡文風的繼續，詩文多是追求詞麗藻繪的形式，內容十分空虛貧乏。原因是宋朝結束了五代十國的長期戰亂和割據之后，建立了封建專制的中央集權國家，在政權統一和社會比較安定的條件下，農業生產得到了迅速的發展，經濟也比較繁榮。因此，趙氏王朝及官僚地主集團終日陶醉于歌舞升平之中，過著花天酒地的豪華生活。他們提倡詩賦，君臣唱和，文飾升平。反映到文學上，便是一味追求詞藻浮艷的宮體詩。“西昆體”與“西昆詩派”便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產生并占據了當時文壇和詩壇的。因此，《神宗舊史·歐陽修傳》中說：“國朝接唐五代末流，文章專以聲病對偶為工，剽剝故事，雕刻破碎，甚者若俳優之辭。如楊億、劉筠輩，……反吹波揚瀾，助其氣勢，一時慕效，謂其文為昆體。”(《歐陽文忠公集》附錄卷四)

 西昆體的代表者有楊億、劉筠、錢惟演三人。楊億(974—1020)，字大年，建州浦城(今福建省浦城縣)人，宋真宗趙恒時，歷官知制誥、工部侍郎、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劉筠，字子儀，大名中山(今河北定縣)人，官至翰林承旨，兼龍圖閣直學士，與楊億齊名，時稱“楊劉”。錢惟演，字希圣，臨安(今浙江杭州)人，五代時吳越王錢俶之子。歸宋后，遷翰林學士、樞密使。后罷，改為保大軍節度使，知河陽(今河南孟縣西)，后入朝，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真宗時，楊億、劉筠等人位居館閣，提倡學李商隱，其詩多效法李商隱、溫庭筠、乃至唐彥謙諸家，甚至直接點化其詩句。他們學李商隱只是獵取其艷麗雕鏤的形式技巧，學了他的使事用典、對偶、造句，并沒有學到李商隱的創作精神，故詩多“務故實，而語意輕淺”。除少數借古諷今之作外，上者亦不過辭句華艷，聲律諧婉，對仗工致而已。

 西昆體的代表作《西昆酬唱集》，為楊億所編，共收詩二百五十首，除少數五、七言絕句外，余為五、七言律詩。所收詩篇的作者共有十七人，以楊億、劉筠、錢惟演三人的詩為最多。有些人沒有參加秘閣編纂工作，只因為他們與楊億、劉筠等人互相唱合，其詩遂收入集中。

 西昆體的特點是專從形式上模擬李商隱，追求唯美主義的詩風，它類似典雅工麗的“臺閣體”，其主要特點有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模擬李商隱。李商隱的《無題》詩多是通過男女愛情的描寫，寄托個人身世之感，表達自己的某種政治愿望。在藝術上，他擅長借豐富生動的藝術形象來托寓某種不便直言的思想感情，其意境含蓄深沉，語言典麗精工。西昆體則多從形式上模擬李商隱，例如他們的《無題》詩：

 誤語成疑意已傷，春山低斂翠眉長。
 鄂君繡被朝猶掩，荀令薰爐冷自香。
 有恨豈因燕鳳去，無言寧為息侯亡。
 合歡不驗丁香結，只得凄涼對燭房。

——錢惟演

 走馬章臺冒雨歸，后門猶嘆滯前期。
 荷心出水終無定，蘿蔓從風莫自持。
 復帳麝輕難辟惡，曲房蠶懶不成絲。
 漸漸隴麥藏鳴雉，更恨如皋一箭遲。

——劉筠

 以上兩詩，不僅在命題、立意、形式上模擬李商隱的《無題》詩，而且從遣辭、聲韻、色彩上看，也與細膩纖秾的李詩相似。西昆體的《無題》、《闕題》、《代意》等詩，雖然在雕飾和晦澀上比李詩更甚，也缺乏李詩的精深與摯情，但從形式和風格上可以看出，他們模擬李商隱的痕跡是十分明顯的。由于他們從形式上模擬李商隱過甚，故時人有優伶挦扯義山(李商隱)之譏。

 其二，大量使事用典。他們師李商隱，欲使詩深沉含蓄，曲折委婉，故在詩中大量鋪排典故。例如錢惟演的《淚》：

 鮫盤千點怨吞聲，蠟炬風高翠箔輕，
 夜半商陵聞別鶴，酒闌安石對哀箏。
 銀屏欲去連珠迸，金屋初來玉筋橫。
 馬上悲歌寄黃鵠，紫臺回首暮云平。

 詩人一連用了“鮫人泣珠”、“商陵牧子悲嘯”、“謝安聽箏而泣”、焦仲卿妻劉蘭芝“淚落連珠子”、“阿嬌冷處長門宮”、“細君思鄉而歌”、“昭君出塞”等傷情、哭泣的典故，幾乎成了一部“淚典”。又如楊億的《此夕》：

 此夕秋風獵敗荷，玉鉤斜影轉庭柯。
 鮫人淚有千珠進，楚客愁添萬斛多。
 錦里琴心誰滌器，石城桃葉自橫波。
 程鄉酒薄難成醉，帶眼頻移奈瘦何？

 此詩中的“敗荷”、“玉鉤”、“鮫人”、“楚客”、“琴心”、“桃葉”、“程鄉酒薄”、“帶眼頻移”等皆系用典。這首詩在使事、用典、言情方面，比前詩略勝一籌，它不是搬用，而是化用。如頷聯中的“鮫人淚有千珠進”一句，典出《博物志》所載《鮫人泣珠”的傳說，而作者又觸合白居易詩“千珠萬珠落玉盤”、韓愈詩“潺湲淚交進”加以變化改造而成，頗有一番推陳出新的功夫，使之與自己“此夕”磊落不平的心境相愜。

 類似以上兩詩大量使事用典的，在西昆體詩集中比比皆是，有些詩用得還比較成功，這是應當肯定的。但綜觀《西昆酬唱集》，就整個詩歌而言，雖然形式上詞藻麗、聲律美、對仗工，但其主要傾向確實是反映的生活面窄，思想內容貧乏，缺少真情實感，故意玩弄詞藻典故者多。不如不用典的“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生動精美。因此，他們仿效李商隱的形式，卻比李詩更雕飾和堆砌；他們模擬李商隱的風格，卻學不來李詩的深沉和摯情，只是片面地發展了李詩的唯美主義傾向，這就造成了西昆體詩歌內容上的貧乏與空虛，詩風的平弱與纖麗，語意的晦澀與深僻，以至于有的詩旨意難求而近似詩迷，讀起來給人支離破碎、味同嚼蠟之感。

 其三，精心雕章琢句。楊億在《西昆酬唱集》序中說：“紫微錢君希圣，秘閣劉君子儀，并負懿文，尤精雅道，雕章麗句，膾灸人口。……因以歷覽遺篇，研味前作，挹其芳潤，發子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他們創作的目的是為了消遣而互相唱和，他們創作的方法是挹其芳潤、雕章琢句。因此，西昆體詩歌大多“組織工致”，詞麗藻繪，音節鏘鏗，對偶工整。例如楊億的詩《梨》：

 繁花如雪早傷春，千樹封侯未是貧。
 漢苑漫傳盧桔賦，驪山誰識荔枝塵？
 九秋青女霜添味，五夜方諸月溜津。
 楚客狂醒朝已解，水風猶自獵汀蘋。

 又如錢惟演的《荷花》。

 水闊雨蕭蕭，風微影自搖。
 徐孃羞半面，楚女妒纖腰。
 別恨拋深浦，遺香逐畫橈。
 華燈連霧夕，鈿合映霞朝。
 淚有鮫人見，魂須宋玉招。
 凌波終未渡，疑待鵲為橋。

 以上兩詩不但使事用典較多，而且精致工巧，聲韻諧婉，皆系精雕細琢而成。但詩缺現實生活，少真情實感。由于他們在形式上的苦心追求，西昆體中也造出了不少好的句子，比如“風來玉女鳥先轉，露下金莖鶴未知”(《館中新蟬》)、“霜桂丹丘路，星榆北平城”(《禁中庭樹》)、“水闊雨蕭蕭，風微影自搖”(《荷花》)、“雨勢宮城闊，秋聲禁樹多”(《詩人玉屑》)等等，這是值得我們肯定的。

 楊億等人不僅詩詞如此，而且連散文也模仿李商隱的“四六文”。所謂“四六文”，就是在散文中全部用四個字或六個字一句。由于各句之間必須互相對偶，因此又叫“駢文”。

 西昆體作者多半是內廷侍臣，生活舒適，生活面窄，所以西昆體中大量的詩是象《夜宴》、《直夜》、《別墅》、《賜宴》、《代意》等反映其官僚宮庭生活的作品。他們所唱和的綺宴、華燈、纖腰，蕙帳等，反映了侍臣們精神生活的空虛。這些作品的內容與形式，和南朝輕艷浮華的宮體詩差不多，這是我們應當首先看到的。因此，石介曾作《怪說》加以斥責：“今楊億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刓鎪圣人之經，離析圣人之意，蠹傷圣人之道。……其為怪大矣！”但是，西昆體中也有一些借古諷今的作品，如《南朝》、《漢武》、《宣曲》、《始皇》等等，其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均有可取之處。例如楊億的《漢武》：

 蓬萊銀闕浪漫漫，弱水回風欲到難。
 光照竹宮勞夜拜，露溥金掌費朝餐。
 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
 待詔先生齒編貝，那教索米向長安。

 此詩借漢武帝晚年為長生之說所惑，祀神求仙的史實，來規諷宋真宗聽信佞臣王欽若偽造天書、東封泰山、趕造“玉清昭應宮”，以供祭祀之需的鬼把戲。詩寫得委婉含蓄，音韻流囀。因此。宋李頎《古今詩話·中山詩話》說：“然大年《詠漢武詩》云：‘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那教索米向長安’，義山(李商隱)不得過也。”又如楊億的《明皇》：

 玉牒開觀檢未封，斗雞三百遠相從。
 紫云度曲傳浮世，白石標年鑿半峰。
 河朔叛臣驚舞馬，渭橋遺老識真龍。
 蓬山細合愁通信，回首風濤一萬重。

 此詩借唐明皇李隆基寵信善為“紫云”妙曲的楊貴妃，終于釀成河朔之叛，倉皇遁逃蜀境的史實，來諷諫真宗沉緬酒色，專寵劉、楊二妃之事，告誡真宗這就是前車之鑒。

 其次，還有少部分詩如《鶴》、《館中新蟬》，《禁中庭樹》等，采用托物寄興的手法，將詠物與詠懷揉為一體，曲折委婉地傳達了作者處于政治斗爭漩渦中那潔身自賞、慨嘆自傷的心曲，亦有可取之處。

 楊億、錢惟演等人提倡學李商隱，在詩中鋪排典故，裝點辭藻，形成一種典麗華美，組織精工的詩風，力圖以此來矯正宋初詩壇浮淺之弊，雖失之“弄斤操斧太甚”，以至于“七日而混沌死”(《珊瑚鉤詩話》)，“然五代以來蕪鄙之氣，由茲盡矣。”(《儒林公議》)因此，對西昆體的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的態度，都是片面的。

 楊億、劉筠等人在朝廷中位居館閣，地位較高，加之當時晚唐遺風未盡，追求唯美主義的風氣十分盛行。又由于他們反對宋初淺薄刻露的文風，在名義上效法李商隱的深沉與含蓄，在藝術上又遠勝宋初的時文，所以曾一度盛行不衰，“時人爭效之”。宋真宗于祥符二年(1009)下詔禁止使用浮華的文字，提倡使用古文，以消除西昆文風的泛濫。他指斥說：“近代以來，屬辭多弊，侈靡滋甚，浮艷相高，忘祖述之大猷，竟雕刻之小巧。”告誡“今后屬文之士，有辭涉浮華，玷于名教者，必加朝典。”(《徂徠先生全集·祥符詔書記》)當時，古文家柳開、穆修、王禹偁等人，也從形式上反對西昆的“駢麗浮聲”，而道學家石介則從維護程朱理學出發，亦猛烈地反對西昆體的“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他們提出文以明道、文道合一的口號來批判西昆派，主張恢復韓柳古文運動的傳統，但終因缺少文學的實績而收效甚微。其后，蘇舜欽、歐陽修、梅堯臣、王安石、蘇軾等人出，繼承并發展了柳開以來的復古主義傳統，堅決反對晚唐五代及宋初華艷頹靡的形式主義文風，反對西昆體脫離實際、沿襲古人，雕章琢句和無病呻吟的流弊，才把詩文革新運動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開創出一種樸淡幽峭而又健康清新的詩風。到十一世紀中葉，持續時間達四十余年的西昆體，終于讓位于古文。從此，宋代文學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新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