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嘉慶以后的重要詞派。浙派詞到嘉慶初流弊益甚，常州詞人張惠言欲挽此頹風，于嘉慶二年(1797)編纂《詞選》。是選與浙派所編《詞綜》相反，多選唐五代詞而少選南宋詞。他在《詞選序》中援引《說文》“意內言外”來解釋“詞”，指出詞作近于“變風之義，騷人之歌”，抬高詞的歷史地位，并強調要注意詞人“感物而發”、“緣情造端”的意旨和“低徊要眇”的寄托用心，以此反對無病呻吟、瑣屑饾饤之積習。和之者有張琦、董士錫、周濟、惲敬、左輔、錢季重、李兆洛、丁履恒、陸繼輅、金應珪、金式玉等人，彼此鼓吹，聲勢大盛，遂形成代浙西詞派而起的常州詞派。周濟更撰定《詞辨》、《宋四家詞選》，“推明張氏之旨而廣大之”。(譚獻《篋中詞》卷三)他在張氏推尊詞體的基礎上著重提倡詞要有“論世”的作用，他認為“感慨所寄不過盛衰：或綢繆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饑，或獨清獨醒，隨其人之性情學問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見事多，說理透，可為后人論世之資。詩有史，詞亦有史，庶乎自樹一幟矣”(《介存齋論詞雜著》)。以此證實張氏注重詞作思想內容的正確。他認為詞作不僅僅是抒寫個人情思，應該反映現實生活，發揮其社會功能，故與此同時他還提出“詞非寄托不入，專寄托不出”之說。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四云：“國初諸老，具復古之才，惜乎本源所在，未能窮究。乾隆以還，日就衰靡，安所底止。二張出而溯其源流，辨別真偽，至蒿庵而規模大定，而詞賴以存矣。”蔣兆蘭《詞說》云：“《茗柯詞選》導源風雅，屏去雜流，途軌最正。”“周止庵《宋四家詞選》議論透辟，步驟井然，洵乎暗室之明燈，迷津之寶筏也。”但常州詞派自開始就存在明顯的弊端，如張惠言尋求前人詞作的微言大義而流于穿鑿附會，解說溫庭筠《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是“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長門賦》”，又認為“‘照花’四句，《離騷》初服之意”。周濟的理論與實踐之間亦常有矛盾之處，如其《詞辨》把周邦彥九首、史達祖一首、吳文英五首遣興、詠物、應歌之作列為正體，而將李煜九首、辛棄疾十首、陸游一首劃在變體之類。同時常州派詞人因為強調要有寄托，所以他們的詞作雖遣詞精密純正但晦澀難懂，這也是他們的局限。常州詞派對清及近代詞影響甚大，譚獻、王鵬運、朱孝臧、況周頤等清末詞人均為常州詞派的后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