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社是“五四”新文學運動中著名的文學社團，一九二一年七月成立于日本東京。初期主要成員有郭沫若，郁達夫、田漢、成仿吾、張資平、鄭伯奇、王獨清、穆木天等；后期主要成員有李初梨、馮乃超、彭康，朱鏡我，李鐵聲、陽翰生、李一氓等。該社從成立到一九三○年三月二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自動停止活動，先后出版過《創作》季刊，《創造》月刊，《創造周報》，《創造日》、《A、11》周刊，《洪水》、《文化批判》、《流沙》、《新興文化》等十余種刊物，并編輯出版了多種文學叢書，被譽為“異軍突起”，在中國文壇上影響很大。

創造社是一個由文藝家自由結合的文學社團。它分為前后兩個時期，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為前期，一九二五年以后為后期。前期文學主張“為藝術的藝術。”常被人稱為“為藝術的流派”。但創造社“為藝術的藝術”，和西方唯美主義“為藝術而藝術”的主張不同。西方“為藝術而藝術”的主張，反對文藝的社會教育作用，美化資產階級個人主義頹廢生活，內容空虛、外表華麗。而創造社處在“五四”運動之后，大革命洪流正在迅速醞釀時期，他們一方面受到西方資產階級哲學、文藝思想影響，另一方面又受到十月革命和“五四”精神的感染，目睹災難深重的祖國的嚴酷現實，從而形成了他們自相矛盾的文藝觀。他們既是反對文學功利目的，主張為藝術的藝術的倡導者，又是沖決封建陳規，反對資本主義毒龍的勇士。他們一方面從小資產階級思想出發，在超現實的“桃花園”中尋找暫時安慰，另一方面又懷著愛國主義思想反抗黑暗的現實。從而構成了他們積極浪漫主義的文學特色。創造社后期，由于革命形勢的發展，提倡革命文學，翻譯介紹了馬列主義文藝理論，推動了左翼文學運動的興起。從創造社前后期的理論和實踐來看，一般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其一，反對“淺薄的功利主義”，強烈地“表現自我”。他們認為文學不是再現生活，而是表現作家心中的詩意，是“生的顫動”，“靈的喊叫”，是抒發作家“內心要求”。郭沫若在《編輯余談》一文中： “我們這個小社，并沒有固定的組織，我們沒有章程，沒有機關，也沒有劃一的主義，我們的思想，并不相同。我們所同的，只是本著我們的內心要求，從事文藝的活動罷了。”他還在《文藝之社會使命》中，認為“藝術的本身是無所謂目的”，“文藝也如春日花草，乃藝術家內心之智慧的表現。”成仿吾在《新文學之使命》一文中說：“文學上的創作，本來只要出自內心的要求，原不必有什么預定的目的。”新文學運動的目的，“在使我們表現自我的能力充實起來，把一切心靈與心靈的障礙消滅了。”又在《創造》季刊第3號《補白》中說： “藝術的目的是在表現人類最高或最深的情緒。”那么他們要表現什么樣的內心要求和情緒呢？鄭伯奇在《中國新文學大系·現代小說導論(三)》中，論述了他們共同的內心要求： “第一，他們都在外國住得久，對于外國的(資本義主)缺點和中國的(次殖民地的)病痛都看得比較清楚，他們感受到兩重失望，兩重痛苦，對于現社會發生厭倦憎惡。而國內外所強加給他們的重重壓迫只堅強了他們反抗的心情。第二，因為他們在國外住得久，對祖國便產生起一種懷鄉病；而回國以后的種種失望，更使他們感到空虛。未回國以前，他們是悲哀懷念；既回國以后，他們又變成悲憤激越；便是這個道理。第三，因為他們在國外住得久，當時國外流行的思想自然會影響他們。哲學上理知主義的破產；文學上自然主義的失敗，這也使他們走上了反理知主義的浪漫主義的道路上去。”可見創造社的成員的內心是一顆炎黃子孫的愛國心，他們懷著對故土之戀，愛國之情，報國之志，建國之才回歸祖國，然而他們看到的是“游閑的尸、淫囂的肉”這種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丑惡現實。理想破滅了，希望與失望使他們陷入“深沉的苦悶”之中。他強烈要求抒發內心這種憤激苦悶之情。正如他們在《洪水復活宣言》中講的那樣：“《洪水》本是我們幾個年青的人在情火澆不息，懊惱排不開，羞辱忍不住，憤恨掃不去時大膽地不顧一切而產生的一個嬰兒。”“青年人的熱烈的情緒在這黑漆漆的渾沌中感著莫大的苦悶。為解除自己苦悶，宣泄自己熱情的緣故，不能不破壞這黑漆漆的混沌。”可見他們提倡的“自我”不是主觀唯心主義的純自我，不是脫離現實生活的內心情緒，而是對丑惡現實的恨和對祖國、人民的愛在內心激烈沖突，從而產生的一種壓抑、痛苦、憤怒、反抗之情，正是這種內心感情的猛烈燃燒，才有郭沫若在《創造者》、《女神之再生》、《鳳凰涅槃》中呼喚“美好的中國”的誕生，和沖決舊世界一切羅網的大無畏革命精神。以及他在《洪水時代》中，借歌頌開拓者的偉大艱苦創業精神，來表達自己力圖變革現實的愿望。也才有郁達夫筆下主人公在民族和封建勢力壓迫下，探索民族、國家前途，反對封建倫理道德，追求個人出路。然而嚴酷的現實又不能滿足他們的理想、愿望，于是滿懷壓抑、憤激、苦悶、感傷之情，呼喊著“中國呀！你怎么不強大起來！ ”也正是他們有這種內心感情，也才有反對封建制度，宣揚個性解放，謳歌純潔愛情，抒發真情實感的“自敘小說”或“身邊小說”誕生。但我們也應看到他們受西方文藝思潮的影響，內心情緒也是復雜的，有較重的感傷主義和頹廢色彩。郁達夫在《南遷》以后諸篇中大量描寫性苦悶，在《茫茫夜》、《秋柳》等篇中反映性變態心理和妓院生活。而張資平的戀愛小說從反對禁欲主義出發，不少主人公成為多角戀愛的縱欲主義者，“沉游于性享樂”中，這些追求肉欲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反封建的力量。

由創造社成員們提倡文學表現自我，因而強調直覺、靈感、天賦，氣質。郭沫若在《文藝之社會的使命》中說： “詩人寫出一篇詩，音樂家譜出一個曲，畫家繪一幅畫，都是他們天才的自然流露。”又在《創造》季刊(第十號)、《補白二》中說詩是“生底顫動，”“靈的喊叫，”郁達夫在《文藝私見》中也說： “文學是天才的創造物。”這種強調直覺、靈感、天賦、氣質在文學創作中的作用，正是一種真、善、美純樸情感在文學中的自然流露。同時可以明顯看出他們受我國老莊思想和西方浪漫主義、唯美主義、表現主義、象征主義的影響，在文學理論和創作上形成了他們獨特的浪漫主義色彩，和唯美主義成分，以及主觀化的藝術傾向。

其二，鮮明的時代感和作家的責任感。創造社的成員雖然他們始終未擺脫小資產階級個性主義，不時流露出個人反抗暴力的思想，和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學主張，在創作特色上，他們也有各不同；郭沫若受西方浪漫派的影響，崇拜自然，尊重自我，提倡反抗，具有積極浪漫主義傾向，郁達夫受日本“私小說”的影響，在他自敘性小說中，通過大膽的自我暴露，抒發對舊世界的憤恨之情；在重壓的呻吟中寄寓著反抗。成仿吾既受德國浪漫派的影響，又接受了人生派的主張。提倡“剛健文學。”雖然他們存在各種差異，但從總的藝術傾向上看，他們內心都有一股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強烈憎恨之情，促使他們從彷徨中堅定起來，從痛苦中奮發起來，擔負起時代的使命，以狂飆般的精神力量向丑惡的現實沖刺，郭沫若在《我們的新文學運動》一文中，要求文學家“要在文學中爆發出無產階級精神，”“反抗資本主義毒龍，”“打破這毒龍的魔宮。”又在《藝術家與革命家》一文中提出： “無論什么樣的藝術，沒有不和人生發生關系的，藝術家同時可以是革命家、藝術也可以是宣傳工具。”成仿吾在《新文學之使命》一文中提出文學應具有時代色彩。他說： “他們要進而把握時代，有意識地將它表現出來。”我們的時代，它的生活，它的思想，我們要用強有力的方法表現出來，使一般人對于自己的生活有一種回想的機會與評判的可能，”他認為“文學是時代的良心，文學家便應當是良心的戰士。”作為美的傳道者，真與善的勇士的文學，其獨特任務就是要在“弱肉強食”、“有強權無公理”、“良心枯萎”、“廉恥喪盡”、“盡于物利、冷酷殘忍”的時代里，運用“猛烈的炮火，打破現狀”，在人民的心中“吹起烘烘的炎火，招起搖搖的激震。”這些比較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自我意識，和鮮明實現自己的革命文學主張，跟他們個人的特殊的生活經歷、個性特征、先天稟賦結合起來，促使他們在思想上否定傳統的舊制度，揭露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罪惡；要求個性解放，渴望自由實現自己的理想；反對民族壓迫；渴求民族解放，反對消極遁世，提倡積極反抗。力圖通過他們文學理論和實踐，喚起人們心中對于現實的一切壓迫、剝削的反抗心。在藝術表現方法上，他們要求排斥理性的那種“絕對自由”。“想怎樣寫就怎樣寫”，不具一格力求突破一切既成的框框，常常用瑰麗的想象，大膽的夸張，抒發強烈奔放的感情，從而構成了“五四”以來，創造社與文學研究會“為人生”的現實主義文學并駕齊驅的積極浪漫主義文學流派，具有鮮明時代特色。

其三，從積極浪漫主義開始轉向革命的現實主義。一九二五年上海掀起了“五卅”運動，以湖南為中心的全國農民運動風起云涌、工農革命迅速發展，推動了文學革命的發展，提高了創造社廣大成員的思想覺悟，同時又增加了彭康、馮乃超、李初黎等一批具有革命思想的成員。一九二五年九月他們出版了《洪水》半月刊，從此標志著創造社后期開始，進入洪水時期。這個時期他們在馬克思主義文學主張的影響下，文學主張和前期大不相同，他們舉起革命文學旗幟，倡導“無產階級文藝”，主張文學反映現實，為現實斗爭服務。郭沫若在一九二六年《文藝家的覺悟》一文中說： “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文藝是站在第四階級說話的文藝。”“這種文藝在形式上是寫實主義的，在內容上是社會主義的。”又在《革命與文藝》一文中號召作家“到兵間去、民間去、工廠間去、革命漩渦中去。”創造“表同情于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寫實主義文學。”這一革命的、進步的文學主張，代表了我國大革命時期革命小資產階級的覺醒和進步，成為五四以來，我國具有社會主義文學因素的新文學，并顯示了我國新文學運動前進的發展方向和正確道路。同時它也標志著創造社和文學研究會兩大社團所代表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大流派，同步發展，殊途同歸，為我國現代文學的飛躍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