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義是戰后法國文學中，影響最大，延續時間最長的西方現代派文學之一。

薩特是存在主義文學的主要代表。他的成名之作長篇小說《厭惡》，1938年問世，發行量達四十萬冊，成為法國當代文學的重要事件和轉折點，他的鴻篇巨制《自由之路》，共分《理性的年代》(1945)、《延期》(1947)、《靈魂已經死去》(1949)等三部，更是當代小說的杰作” (法國評論家莫里斯·維多的《戰后法國小說》)。他的劇本《蒼蠅》(1943)、《禁閉》(1944)、《死無葬身之地》(1946)、《畢恭畢敬的妓女》(1946)、《骯臟的手》(1948)、《惡魔與上帝》(1951)等，都享有很高的國際聲譽。薩特一生寫了五十來本書，此外，他還于1945年10月創辦了《現代》雜志。在法國文學史上，還沒有一個文學家和哲學家能象薩特的名字那樣頻繁地出現在報刊上，正如加埃唐·皮康在《法國新文學全貌》中所說：“薩特是新文學的第一代宗匠，他在我們當中所占據的地位與1920年前夕紀德的地位相頡頏。”瑞典皇家學院于1964年曾決定授予薩特諾貝爾文學獎金，但他“謝絕一切來自官方的榮譽”，未能接受。

存在主義原是一個哲學概念，克爾愷郭爾的唯意志論和人生哲學、尼采的“自我擴張”學說和胡塞爾的現象學，便是它的理論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廣泛流行于德國、法國、意大利和美國。薩特是存在主義理論的集大成者，他拋棄了克爾愷郭爾的神秘主義，繼承了胡塞爾的非理性主義，形成了自己的存在主義哲學體系。

薩特的存在主義興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當時德國法西斯瘋狂地推行擴張主義，整個歐洲社會動亂不寧，成為互不信任的“骯臟的世界”(薩特語)，尤其是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場空前浩劫，人們不僅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而且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危機，傳統的觀念，政治的信仰，都被血與火的事實粉碎了。面對殘酷的現實，不得不重新思考：什么是人的存在？什么是人的價值？究竟有沒有普遍的理性？這些社會問題迫切需要從哲學上探討和作出回答，而存在主義哲學的基本觀點，恰好適應了這種需要，成為了西方社會各階層，特別是知識分子的精神支柱。

薩特在1943年發表的哲學著作《存在與虛無》中，闡述存在主義的基本觀點。他的第一個論點是“存在先于本質”，認為只有根據人的行為，才能判定人的好壞；人不是上帝制造的，沒有先天的性善性惡之分。這雖然是基于本體論和現象學的觀點，但并非指人的社會物質存在，而目的在于肯定人的存在，首先是“自我”存在，是“自我感覺到的存在”。所謂“存在先于本質”，當然是“自我”先于本質。這顯然是唯我論的唯心主義的。第二個論點是“世界是荒謬的，人生是痛苦的”。認為我存在，別人也存在；人各有志，每個人都有他的“主觀性”。在“主觀性林立”的社會里，人與人之間必然互相傾軋，你爭我奪，充滿了丑惡和罪行。這個世界，沒有主宰，沒有理性，沒有規律。人生在世，步步有障礙，處處受限制，常常遭不幸，每個人都是荒謬的，痛苦的，孤獨的人。第三個論點是“自由選擇”。認為人有個人自由，在各種環境中，采取什么行動，都可以“自由選擇”。如果人按別人的意志而行動，不以個人的意志作出“自由選擇”。這就失去了“自我”，便不是真正的存在。所以薩特說，他自由地選擇自己，他自己創造自己，他是他自己的創造。這樣的人才是真正的存在。在他看來，個人既不能接受“自身以外的命令”，也不接受“自身以外的辯護”，“人注定是自由的”。這種個人主義的絕對自由觀念是存在主義的理論核心。

在戰后的歐洲，尤其是法國，薩特的存在主義風行一時，宣傳存在主義的文學作品，也應運而崛起，形成了以薩特為代表的存在主義文學流派。這個流派在戰后法國文學中，影響大，延續時間長，從四十年代后半期到五十年代后半期達到高潮，統治法國文壇幾乎達十年之久，到五十年代末，才逐漸衰落。薩特把哲學運動和文學運動結合起來，不僅發展了他的存在主義哲學，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存在主義文學流派，幾乎統治了戰后的法國文壇，而且深刻地影響了西方不少現代主義文學流派，如“荒誕派戲劇”、“新小說派”、“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等，這些文學流派，有的是存在主義文學向消極方面的發展，有的就是存在主義文學的變種。

存在主義文學，在思想內容上具有反傳統性，而在藝術表現上卻又有傳統的繼承性，發展了現代主義文學的新特點，可以說，它是“傳統”和“創新”的結合，“古典”與“現代”的統一。因而形成自己特點：

(一)思想內容的哲理性

文學和哲學互相結合，可以說是存在主義文學的傳統。存在主義哲學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和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存在主義的開山祖師克爾愷郭爾的哲學觀點，大都是通過他的小說、戲劇作品表現出來的。后來的存在主義哲學家，仍然保持了這一文學傳統。薩特雖然發表了《存在與虛無》闡述存在主義理論的哲學專著，但大量的仍然是通過小說、戲劇等文學形式，生動而具體的表現了他的哲學見解。這樣使其哲學因文學而廣泛傳播，反之，文學因哲學而自成流派。因此，在薩特的文學作品中，具有鮮明的哲理性。

薩特的日記式長篇小說《厭惡》，便是一部表現其哲學思想的代表作，主人公羅康丹對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充分體現了存在主義的人生哲學。羅康丹生活在一切使人厭惡的世界里，充滿了污穢齷齪，有毒的植物，臭氣熏天的牲畜，令人惡心的氣味，人人渾渾噩噩，個個萎靡不振，心情苦悶、灰心喪氣，感到自己是世界上多余的人。羅康丹說：“我們是一堆自我拘束，自我惶惑的生存者，我們無論哪個人都沒有絲毫的理由活在世上……”，“我恍惚渴望著自我毀滅……可是，甚至連我的死也許是多余的……我永遠是多余的。”這實際上是薩特借羅康丹之口，說出了自己的哲學觀點：“所有存在的東西，都是無緣無故地來到世上，無力地茍延時日，偶然地死亡。”

《禁閉》是薩特一部有名的哲理劇，它形象地表現了存在主義關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根本思想。劇中描寫了死后禁閉在地獄里的三個鬼魂，互相折磨，無法解脫。加爾散是一個鼓吹和平主義的報紙編輯，亂搞男女關系，在戰爭中貪生怕死，臨陣逃跑，于一個月前抓回槍決而死。伊內絲小姐，是個搞同性戀愛的專家，她唆使表嫂拋棄丈夫，與自己另租新居同住，在一個星期前的半夜里，因戀情所迷，打開煤氣管，中毒而死。艾絲黛爾因貪財與一個老頭兒結婚，但瞞著丈夫與情夫同居，生下一個私生子，她十分反感，將私生子溺死在湖中而犯法，后患肺炎于昨日死亡。三個罪人死后，被打入地獄，囚禁于一室。但都本性不改，重犯生前的錯誤，形成了特殊的三角關系，互相排斥又互相利用。同性戀愛專家伊內絲愛上了艾絲黛爾，極力排斥加爾散；熱戀男性的色情狂艾絲黛爾千方百計勾引加爾散，排斥同性伊內絲；加爾散極力想把伊內絲拉在自己身邊，極力要擺脫艾絲黛爾的死死追求。三個幽靈“象旋轉的木馬似的，一個追逐一個，永遠也碰不到一塊去。”他們爭風吃醋，爾虞我詐，互相牽制，互相利用，各不相容。你是我的陷阱，我是你的陷阱，他們每兩個人在一起時，總是有第三者在破壞關系，因此他們都不能如愿以償，加爾散感慨地說：“別人不讓我有做我自己事情的時間。”伊內絲反駁說：“你的生活就是你自己。”這里充分地表達了存在主義的哲理：每個人都在至死不變地追求自己的自由，可是總有別的客觀因素在阻礙你實現自己的目的。薩特的《禁閉》體現了存在主義的一句名言：“他人就是地獄。”

(二)人物情節的真實感

存在主義文學的真實感要求，是從“存在先于本質”的非理性的哲學觀點出發的。具有反傳統的性質。傳統文學是從“本質先于存在”的理性主義哲學觀點出發，把某種體現本質的類型人物當作理想，因而常常用某些理性的框框作為標準，把活生生的具有個性的人，分成善良型、丑惡型、激進型、消沉型、先進型、落后型等等，只有共性，而無個性，從而抹煞了人的真實性。存在主義文學正相反，他們反對先入為主的理性觀念，要求把人物的心靈和軀殼一覽無余地呈現出來，使現實世界的人物赤裸裸地再現在作品中。故事情節，猶如生活中發生真實事情一樣，樸實無華。因此，他們反對用“渲染”、“夸張”、“集中”、“概括”等典型化的手法，認為那樣做，就會歪曲人物形象，破壞事實真相，失去“真實感”。薩特的《畢恭畢敬的妓女》，劇中主人公莉齊就是一個存在主義的“真實人物”。她在種族歧視的案件中，害怕招惹是非，但卻正直善良，見到欺人太甚也能見義勇為，而一經衡量個人得失，便又妥協投降。她就是存在主義所追求的不斷進行“自由選擇”的真實人物。

(三)時間、空間的隨意性

存在主義認為，文學作品中的時間和空間比起現實的時間和空間，有著更大的自由性。因此，作家在寫小說時，要學會分解時間。有時要加速時間的進程，幾月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可以一筆帶過；有時為細致的刻劃，也可以使時間放慢，“變成靜止的，閉鎖的回憶。”(薩特語)目的是要表現人物的全貌，不能因受時間的限制而把人物分割得支離破碎。

時間上的同時性(即同時描寫多處發生的事，時間上處于靜止狀態)可以通向空間上的立體性。因為在空間上作品描寫了多處發生的事情，就必然具有立體感。薩特的長篇小說《自由之路》第二部《延期》，有時在一句話中就表現了兩個地方的不同動作、甚至有時多到同時描寫二十個地方的動作進程。而且有時主人公馬蒂厄的動作與他的朋友的動作混在一起，使讀者看了眼花繚亂，乃至昏頭轉向。這種立體感的文筆，充分展示了慕尼黑事件在各種人物身上所產生的心理反映，表明各種人物都在關心和談論或參與世界上發生的巨大事變，各國的反戰人民都在同一時間內行動起來，顯示了集體力量的偉大。

薩特的存在主義文學同他的哲學一樣，表現著強烈的反理性主義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傾向。作品中的人物往往與社會處于分離乃至敵對關系的孤立的狀態，是從厭倦、恐懼、煩惱、迷惘的精神狀態中領悟自己的存在，而非理性的人，他們為了個人的絕對自由而不擇手段、孤注一擲、盲目冒險。這種人物在現實社會中必然行不通，從而走向了悲觀主義和非理性主義的深淵。

存在主義從履行人道主義責任出發，主張文學要干預生活，號召作家要“為時代而寫作”，要“爭取傾向性文學”。從而對現實持積極進取態度，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中人性的異化現象，譴責了帝國主義的奴役和侵略政策，鞭撻了法西斯滅絕人性的暴行，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扼殺人的自由、尊嚴和個性解放等罪惡現象。因為這方面的需要，所以薩特極其稱贊馬克思的“叛逆”精神，他在《環境》一書中曾說過：“自從資產階級思想死亡以后，馬克思主義是唯一的文化，因為唯有馬克思主義才能使人們理解人類、作品和事件。”這些思想無疑包含著資產階級進步作家的某些積極因素。

但是，薩特的存在主義卻與馬克思主義有著本質的區別。他們不是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分析出發去解釋社會現象，而是把社會歷史的發展，錯誤地歸結為個人主觀實踐的結果。以認為每個人通過“自由選擇”，積極履行人道主義責任，就可以創造一個理想的社會。所以，薩特說：“在法國，斯大林式的政治是同體面地從事文學事業不相容的”。因此，他在政治上，既反對資產階級社會，也不贊成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社會。用薩特自己的話來說：“如果資產階級和共產黨是兩個必須互相替換的字眼，那要進行選擇是不可能的。”他曾經企圖建立一個名叫“革命民主聯盟”的黨派，以實現他的“中間道路”。但結果只拉到幾個知識分子，不得不宣告失敗。薩特所津津樂道的理想社會，就是他在《十七歲自畫像》中主張的：“我始終認為無政府主義，即一種沒有權力的社會，是應該得到實現的。”正是這樣，他對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政治權力，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和嚴格的組織紀律，采取了否定的態度。由此可見，薩特在政治上是一個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者、個人民主主義者和絕對自由主義者。他的文學創作充分體現了這種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在他的一些小說和劇本中，不少人物對現實社會中的一切敗行惡德，表示了厭惡和抗議，積極追求個性自由和解放。但這些人物不是悲觀主義者，就是冒險家、盲動主義者，最終都歸于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