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愛居愛處，愛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詢兮，不我信兮。

這首詩是一個遠征異國、長期不得歸家的士兵的控訴。關于詩的時代背景，古來說法不一。但從詩表達的思想內容看，反映了統治階級窮兵黷武，好大喜功，發動了無休止的戰爭，給人民帶來沉重的災難。

第一章開頭先聲奪人，寫擊鼓進軍，士兵們踴躍地操起武器訓練，有的在國都內建筑房屋、城防工事。前三句就舉重若輕，勾勒出一幅生動的戰備圖，活畫出城內士兵緊張操練，漕地筑城的繁忙景象，烘托了戰爭爆發前的緊張氣氛。同時又交代了“我獨南行”的背景。“南行”是指下章說的討伐陳與宋的戰役。因這兩國在衛國之南，所以說“南行”，寫了士卒行軍時心中所想，詛咒自己偏偏不幸被迫遠征南方的噩運。呂東萊《家塾讀詩記》引李氏說：“土國城漕，非不勞苦，而獨處于境內，今我之在外，死亡未可知，雖欲為土國城漕之人，不可得也。”實乃征人之切身感受。第二章寫南行之事，表達了有家難歸的痛苦心情。前兩句以賦鋪陳，寫自己跟隨公孫子仲將軍，討伐平定了陳、宋兩國。后兩句抒情，他萬般無奈地對天長嘆：為何還不讓我們歸家?!難道打完仗還要讓我們這些幸存者長期守邊，我們這憂心忡忡的心都要碎了!這一章沒有展開描寫平定陳、宋兩國的戰役，而是一句帶過，詳略得當，緊扣主旨，實寫行役之苦、期限之長給征人心中帶來的怨恨和憂傷。第三章是說“軍士散居，無復紀律”(《集疏》)，“緣上不得歸而言之”(《義門讀書記》)。在駐守的地方軍心渙散，沒有斗志，連戰馬都丟了，只有到樹林中去尋找。厭戰情緒，溢于言表。可見非正義的戰爭，就必然遭到人民的反對。第四章回筆倒述，追敘自己與妻子離別時的情景，想起和愛人的誓約：“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當時立誓同死生離合，這些約定言猶在耳，而這一切現在都成了空話。這一段側面描寫，充滿著難以生還的憂傷和士兵思鄉懷人之愁，表達了對驅迫他上戰場的統治者的憎恨。最后在第五章中，他不禁沉痛地訴說：唉!現在我們這些久離家人的當兵的，只怕今世不能活著回去了!盡管當初臨走時預先定下了回家的信約，今生是難以如愿了!這一詠之嘆，正如李蒲平所云：“此詩喪馬求林、離散闊洵之狀，千載如見。”這種委曲怨恨的典型情緒，正反映了人民對非正義戰爭的反抗。

周代初年，大小諸侯原有一千八百國，到春秋時代只剩三十幾國了，諸侯間大魚吃小魚的兼并戰爭的劇烈程度，可想而知。此外，周人常常受到四夷的侵擾，抵抗外侮的戰爭便時有發生。根據史書記載，衛國對外戰爭也很多。《擊鼓》這首詩反映的“平陳與宋”的戰爭，舊說是指魯隱公四年(前七一九)衛聯合宋、陳、蔡伐鄭的事，但與詩中所寫的情況不符，所以不可信。姚際恒認為是指魯宣公十二年(前五九七)宋伐陳，衛救陳而被晉所伐的事，可備一說。由于史書闕載，《擊鼓》所反映的到底是哪次戰爭，很難確指，不必硬性附會史實。

這首詩無論是描寫備戰出征場景，鋪陳軍心渙散情況，還是敘述離別的痛苦，都情景逼真，文筆委婉有致。據陳子展《詩經直解》按語所言：“詩人若具速寫之技，概括而復突出其個人入伍、出征、思歸、逃散之整個過程。簡勁不懈，真實有力，至今讀之，猶有實感。”本詩為其短小篇幅和抒情性質所限，當然不可能象杜甫的《兵車行》或王昌齡的《從軍行》組詩那樣，詳敘人民所受的戰亂兵燹之苦。但是作者所具備的高度概括能力，不僅使這首詩具有深刻的思想內容，在藝術成就上也很突出。首先是寓情于敘事之中，無論前三章的敘述，還是第四章的回憶和最后的嗟嘆，詩人激切奔越、濃郁深沉的思想感情，都自然地融匯在全詩的始終，前面的敘事中既有抒情，又為后面的吶喊呼號作了鋪墊，主人公那種情調凄愴、思緒悲憤的形象仿佛展現在讀者面前。其次在敘述次序上錯落有致，前后呼應，放得開，收得起，變化開闔，井然有序。第一章戰鼓咚咚、甲兵踴躍的喧囂氣氛，給第二、三、四章的傾訴苦衷作了渲染底墊;而二、三、四章的敘言，則進一步深化了第一段場面描寫的思想內容，前后輝映，互相補充。同時，情節的發展與韻腳、句型的變換緊密結合，加強了詩歌的表現力。在前四章的鋪陳之后，第五章一詠三嘆，四個感嘆詞蟬聯而下，累累如貫珠，朗讀起來，鏗鏘和諧，擲地有聲。至此，詩人的激情得到了充分的發揮，衛國統治者發動戰爭造成的罪惡也得到了深刻揭露。

《擊鼓》這首詩不愧為一支杰出的士兵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