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潔一九八一年在《十月》雜志上推出的《沉重的翅膀》是新時期開始以來第一部正面反映當前生活和斗爭的長篇小說。作家以其對于時代生活的敏感和高度責任感逼視著她臨對的生活風云,擇取為她熟悉的人事,在國務院一個重工業部和它所直轄的曙光汽車制造廠如何就發展我國重工業而展開的斗爭圖景中,給讀者介紹了一位在改革事業中敢開頂風船的高級干部形象鄭子云。
“文化大革命”之后復出的鄭子云位居中央某重工業部常務副部長,已是六十五歲的病歪歪的老頭了。不過,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在他孩提時代,父親給他的判詞——“其犟如牛”,竟然實實在在地掩蓋著他已很衰頹的生理年齡。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討論激發著他的熱情,他參加過為召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他自己也沒有想到在滿頭華發的時日會有如此亢奮的心情;甚至他根本沒有想到在他的那副有著大眼睛而又十分瘦削的臉上會使女人們發現他在青春期的英武勇毅。
說他在新時期改革的駘蕩春風中,勃發了逝去的青春,躊躇滿志,并不是過分的。他的敢于開頂風船還有著一種不可忽視的性格上的和精神上的基礎,那便是“務實”。他是那樣討厭說大話,那樣警惕有人來和他打哈哈。他從來不指名要誰當自己的秘書,或把秘書當成自己隨身攜帶的一個物件;他過去咆過現在還熱衷于親自跑進基層工廠的每個角落,因而特別欣賞那些對自己工廠的一切爛熟于心的廠長。四化建設和方興未艾的改革事業,在他從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的思索中,發現頂頂重要的是必須倡導一種堅強的向心力,某種不屈不撓的“團體意識”,于是他將“關心人,尊重人,相信人”作為自己工作的根本出發點。
鄭子云是個改革家,但他既不是三中全會精神的傳聲筒,也不是一個以叱咤風云自況的英雄。從實際出發,從自己力能所及的范圍內選擇最緊要的突破口,這些形成了他的基本策略。他對權力的自覺遏止,使他在許多具體問題上不借助于自己的地位,不借助于部行政或部黨組的決議,而訴諸群眾的覺悟。對干部中的特權現象,他只針對田守誠部長住房超過標準的問題作了某種程度的批評。這里不僅僅因為他本人的住房還未達到副部級的標準,而主要體現了他善于抓住群眾敏感的切身問題來抵制官僚主義和特殊化作風的斗爭,體現了他對當前四化生活的基本理解。這種理解關涉著人這一終極的目標。因此他熱衷于改革現行的企業管理辦法。為了激勵廣大職工從捍衛和發展自身利益的角度投入到四化生活中,鄭子云寄希望于工業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學化和現代化。 “他已經六十五歲,年輕時的許多抱負,到如今已經縮小為這一點了。”為了實現“這一點”,務實的精神作風讓他摒棄表面的形式制度,而在兩年前推薦同樣是實干家的陳詠明到曙光汽車制造廠任廠長,爾后,他便緊緊地抓住這個點,既支持陳詠明和楊小東們的改革,又從他們身上吸取智慧和力量。
自然,如同現實生活已經證明了的,作為力主改革的鄭子云,反改革力主按老規矩辦事的力量盤根錯節,成為他尖銳的對立面。而當這種對立的代表人物田守誠在權力地位上是他的上手時,他是深感棘手的。小說寫道: “拿鄭子云和田守誠相比,一個好比是打守球的,軟磨硬泡;一個好比是打攻球的,一個勁兒地猛抽。”尤其當田守誠的這種阻力還不只是一種維衛個人權欲,而是代表了一種社會力量時,整個勢態是極其嚴峻的。作家不惜筆墨地鋪陳或渲染了包圍著鄭子云的反改革的力量,竟使田守誠常在一旁毫不吝惜地消耗著自己的精力。 “有時,田守誠也時不時地給鄭子云吊上幾個小球。不過,他并不打算把鄭子云當做太了不起的對手,犯不著跟他費那么大的勁。”因為,他是清楚的,鄭子云的對手早就有了,不光包括他和他周圍的上上下下,而幾乎是整個社會;鄭子云的種種作為舉措,充其量是雞蛋碰石頭而已。作家的態度冷峻得使人戰栗,尤其在小說的最后一幕:選舉十二大代表的投票結果,鄭子云的絕對多數一時使田守誠懊傷之極,而當鄭子云在節骨眼上因心肌梗塞的復發被送進監護病房時,他的幸災樂禍簡直達到無以復加的田地:他的困勁,頓時飛得無影無蹤,表面照樣下達著對搶救鄭子云“關懷備至,體貼入微,心急如焚”的指示,心底里升騰著的是“啊,這一下,鄭子云當不成十二大代表了”。于是他就有可能“莊重地,比往日更加莊重地坐進小車里……”
鄭子云是多么希望生活更加正直一些啊!他有闖勁但不冒失,他有計謀但不騖遠,他有煩惱但不氣餒,不過他活躍在改革第一線的身影太沉重了,他不時振奮著那對沉重的翅膀。因襲的力量如同羅網一樣壓抑著他,即使在對手完全失去真理失去群眾的情況下,上面的裁決依然是錯誤人人有份, “各打五十大板”。作家顯然在自己的這位主人公身上投入了某種雖不濃厚但是相當清晰的悲劇色彩。
作為小說的另一成功的地方是:作家并不一味將鄭子云推入改革斗爭的中心漩渦中,而且還拉開了鄭子云家庭生活和情感世界的一角,更使人捉摸和感受到鄭子云特有的壓抑感和孤獨感。日漸平庸的妻子,遠沒有建立在充分尊重基礎上的家庭氛圍,外界從事業上理解、支持他的女性的精神飛沫,親生下一代執拗而新異的價值取向……所有這一切展示了鄭子云這位改革家的內心苦悶。他是任性的,似乎因為他的任性而不配掌握自己的命運。
然而,作家既清醒地指出了人物的重壓,同時并不是用“裝點些歡容”的傳統打發著鄭子云的未來。鄭子云在小說結尾是疲憊困頓之至的,幾乎死神也不放過他,但他畢竟是幸運的。他尊重人,關心人,相信人的基本出發點使他贏得了被人尊重,被人關心,被人相信——當這一些發生在他與下一代的聯系之中,實在動人極了。莫征抱起鄭子云——“哦,這男孩子的胳膊多么有力啊!好像有股生命的活力,從莫征那有力的胳膊上,流進鄭子云的身體里。……放心,他不會死的。鄭子云睜開眼晴,莫征那對黑寶石一樣的瞳仁,正定定地看著他。那黑眼睛里,有一種不屈不撓的,對他也許會遠去的生命的呼喚,又有一種磁石般的引力,把那已經飄搖的生命穩住。”
現在與過去,工作與生活,會上與會下,行動與內心,作家幾乎用巨大的廣角鏡掃探著鄭子云的種種。對比的手法,烘托的技巧,使鄭子云的精神風采顯現得格外鮮明。作家在作品中的大量議論有失敗的地方,但多數對開掘和深化鄭子云的性格及其所處的環境有一種超拔的理性力量。作家的情感,她的歡欣和苦惱,她的慰藉和憂憤幾乎浸潤在人物描寫的筆觸中,她熱情地擁抱著她的人物,特別當她的人物還有著一個不能輕視的發展階段,人物性格隱性體系尚未充分展示出來的時候,她的牢騷,她的偏激,幾乎都連結著她的膽和識,連結著指向未來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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