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尼采》由四個章節組成，分別寫于不同的時期，其體裁也各不相同：第一章是一篇學術論文，寫于1889年前后，主要介紹了勃蘭兌斯當時所理解的尼采(FriedrichNietzsche，1844—1900)及其思想，勃蘭兌斯把尼采的主要精神特質歸納總結為“貴族激進主義”，并以此作為這一章的標題；第二章是勃蘭兌斯與成名前的尼采之間的通信集，共有22封信函，時間是1887年底至1888年底，正當尼采精神失常前的最后一年；第三章是一篇簡短的紀念性文章，寫于尼采去世之際；第四章寫于大約十年之后，主要點評了其時剛剛出版的尼采自傳《看哪這人！》(EcceHomo)。

【作品選錄】

尼采是一位好戰的神秘主義者、詩人和思想家，一位不倦地宣傳自己主張的非道德論者。當剛從英國哲學家那里來到他身邊時，人們會感到，仿佛是進入了另外一個世界。那些英國人都是一些耐心的精靈，他們習慣于對眾多微小的事實做出積累和調查，并竭力從中揭示出某種規律。他們當中最杰出的人物都是一些亞里士多德式的思想家。這些人很少以其人格的力量激動過我們的心；或者說，他們當中幾乎沒有什么人具有十分復雜的人格。他們的影響大多在于他們做了什么，而不在于他們是什么。尼采則完全是另一種人，像叔本華一樣，他是一位猜測者、探尋者和藝術家。他是什么遠比他做了什么更令人感興趣。

盡管他自認為很少德國人的氣質，然而，他還是繼承了德國哲學的形而上學和直覺主義傳統，并且表現出了一個德國哲學家對于功利主義觀點的深深厭惡。他的激情澎湃的格言體著作方式無疑是獨創性的。但是，他的思想本質卻使人經常聯想起當代許多其他的德國和法國作家。他并不覺得應當感謝哪一位同時代人，并且明確地把這種看法斥為荒謬絕倫的囈語。他像徹頭徹尾的德國人那樣，狂暴地攻擊那些與他持有相似見解的作家。

我曾經提到，他的文化概念，他對于一個統治世界的知識貴族階級的期待等，多么顯明地反映出了瑞南的影響。然而，對于瑞南，他卻沒有一句贊語。

我也暗示過，在反對叔本華的憐憫的道德的戰斗中，哈特曼是尼采的前驅。這位作家的重要性可能并不符合于他那顯赫的聲名。然而，他的才智是無可置疑的。但是，尼采卻帶著一位德國大學教授的非批判的不公正態度，僅僅將其視為一個江湖騙子。哈特曼的天性比尼采更為沉抑，他笨拙而又自滿，是一個十足的條頓人。與尼采相反，他完全沒有受過法國思想的熏染，沒有享受過南歐陽光的照射。然而，他們之間還是有著許多共同點。這是因為，他們生存于同樣的德國歷史條件下，都是這些條件的合法的產兒。

首先，他們都曾受過同樣的炮兵訓練，并因而對于生活有著某些類似的看法。其次，就文化背景而言，他們都出發自叔本華，而同時，卻保留了對于黑格爾的巨大敬意。這樣，這兩位彼此敵對的兄弟便有了一條聯系的紐帶，即共同的敬重對象。再次，他們同樣不滿于基督教的憐憫和道德，同樣表現出了近代德國人的鮮明特征，即蔑視各種類型的民主主義。

像哈特曼一樣，尼采也熱衷于抨擊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但不同的是，哈特曼的觀點更具學者氣，而尼采則更喜歡使用例似“無政府主義的狗”這樣的粗魯詞句，來表達自己對于某些學派以及國家本身的厭惡。也如哈特曼一樣，尼采樂意不厭其煩地述說所謂平等與和平理想之不可能性。他認為，生活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就是戰爭。“什么是善，善就是勇敢。我并不是說，善是神圣戰爭的原因，而是說，善的戰爭圣化了每一個原因。”最后，還是同哈特曼一樣，尼采也詳細論證了權力斗爭的必要性，以及戰爭對于文化可能具有的價值。

當然，相對說來，這兩位作家都是獨立的。他們一個是神秘主義的自然哲學家，另一個是神秘主義的非道德論者。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又都反映著新德意志帝國的統一的軍國主義精神。哈特曼在許多地方都曾批評過德國人避強凌弱的民族感；尼采也出于自己的原則，抨擊過同一種感情。他甚至寫過這樣的文字：政治家們“為德國人建造了一座新的巴比倫之塔，這些耗盡國土和人力的怪物，竟由于這一點而稱作是偉大的”。然而，盡管如此，俾斯麥(Bismarck)精神的某些方面仍舊是他們兩人著作的撫育者。在戰爭問題上，他們的唯一區別只是，尼采并不異想天開地期待著以戰爭改善世界，他僅僅擔心，如果沒有戰爭，世界上的男子氣將會蕩然無存。

同樣地，尼采也贊同哈特曼對于婦女的輕蔑，以及對于她們尋求解放的努力的盡情責罵。他們的做法使人想起了叔本華。但是，在這一問題上，哈特曼只是扮演了一個道德說教者的角色，他的充滿學究氣的自我炫耀只能使人討厭。相反地，人們倒可以細想一下尼采對女性敏銳的危機感(它標明了她們的痛苦經歷)的攻擊。他認識的女人似乎并不多，對這些人，他有過愛或恨，但最根本的卻是一種鄙視的情感。他一次又一次地敘說著婚姻對于自由精神的束縛。這些敘述，有的——特別是有關思想家必須特立獨行的見解等——顯示出了他的特性。有的則不過表明，他和哈特曼一樣，僅僅做了老派德國人的傳聲筒。在許多世紀里，與英、法兩國婦女相比，德國婦女一直被局限于家庭事務和嚴格的私人生活中。我們應該承認，一般地講，德國作家們對于兩性之間的沖突和永恒戰爭是有著深刻洞察力的。而這一點恰恰是斯圖亞特·穆勒既沒有看到，也始終不能理解的。穆勒關于婦女解放的要求無疑應該受到贊譽，但是，它也偶然不公正地對待了男人，并且給了女人過分的溫情。他的觀點恰好與尼采的殘忍的不公正態度形成鮮明對照。按照后者的看法，在有關女人的問題上，我們應該恢復并堅執著“古代亞洲那意義深遠的常識”。

最后，在對悲觀主義的斗爭中，歐根·杜林(特別是他的《生活的價值》(WerthdesLebens)一書)又走到了尼采的前面。這一事實可能使他惱怒，甚至還激起了他某種褊狹的意識，因之，在一次公開的、令人厭惡的論爭中，他竟將杜林稱作是他的模仿者。作為一個平民思想家，一個反猶太主義者，一個狂熱鼓吹復仇的宣傳家，一個英國人和孔德的信徒等，杜林使尼采感到恐怖；但是，對于杜林那些與上述稱號無關的、十分杰出的品質，尼采卻從未有過微詞。只要考慮到尼采本人的命運，這一點就十分易于理解了。杜林是一位盲人；一位蔑視官方學者，同時又受到忽視的思想家；一位執教于大學之外的哲學家；一位深受生活苛待，卻又勇敢地宣傳他對生活的熱愛的強者。對尼采來說，所有這一切簡直就像是他本人的肖像畫。他沒有理由以謾罵的口吻對待杜林。毋庸置疑，尼采很想成為一個波蘭的貴族，一個屬于世界的歐洲人，一個世界主義的思想家，然而，至少在習慣于粗野的謾罵這一點上，他始終是一個德國教授。在謾罵中，他對于競爭者的無法控制的仇恨找到了發泄孔道。而作為一個近代德國哲學家，他僅有的競爭者便是哈特曼和杜林。

令人奇怪的是，盡管這個人已經從拉羅斯福哥(LaRochefoucauld)、查姆弗特(Chamfort)和司湯達(Stendhal)等法國道德和心理學家那里學到了無數的東西，但卻幾乎完全未能理解他們的自我克制的行為方式。在提及和描述自己時，他從未服從過這些法國人為所有作家規定好的敘述口吻。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他好像一直在致力于發現自己，努力變為自己。為了實現這一點，他像扎拉斯圖拉鉆進洞穴一樣，躲入孤獨之中。在他成功地實現了充分的獨立發展，并體味到自己心中那洶涌澎湃的思想激流之前，他摧毀了一切聯結周圍世界的橋梁，拋棄了所有測量自身價值的外部標準。事實上，沒有哪一種外來的重視不加強了他的自滿情緒，而第一抹從人們的尊崇中閃現出來的微光則更進一步鼓勵了他的這種情緒。最后，這種情緒封閉了他的頭腦，并且窒息了他那稀有的、卓絕的才智。

當他還沒有封閉自身，他的生活——著作還處于未完成狀態時，他是一位十分值得研究的作家。

我之所以提醒大家注意尼采，首先是由于下述的原因：在我看來，斯堪的那維亞文學在一些觀念里生活得太久了，而這些觀念都是在上一個十年里為人們所提出和討論過的。似乎那種構想偉大觀念的力量正在減弱，甚至對這些觀念的接受力也在迅速消失。人們依舊忙碌于舊有的信條：某些傳統理論，一點達爾文主義，一點婦女解放學說，一點有關幸福的道德觀念，一點自由思想，一點對于民主主義的信仰等等。同時，我也看到了這樣一種危險：我們的“有教養的”人(《兩世界雜志》(RevuedesDeuxMondes)代表了他們的一般水平)的文化正在到處蔓延，并且有可能成為所謂高水平的審美情趣。然而，就連我們當中最出色的人好像也沒有意識到，更好的書，真正的文化恰恰是在遠離《兩世界雜志》的地方開始的，它包含著偉大的人格、豐富的思想。

在斯堪的那維亞地區的知識發展過程中，文學比其他學科走得更快。可以看到，盡管我們的偉大作家們起初還完全是一些頭腦簡單的信奉者，但是，他們不久便超越了所有的正統觀念。這無疑是十分值得慶賀的。然而，對那些不能使自己的思想繼續升華的人來說，這種超越反而意味著更加貧乏。在七十年代里，幾乎所有的斯堪的那維亞作家都看清了這一點，即決不能在《奧古斯伯格懺悔錄》(AugsburgConfession)的基礎上繼續寫作下去了。一些人揶揄它，另一些人或多或少吵吵嚷嚷地批評它；同時，大多數拋棄了它的人，卻又在公眾觀點，并且于某種程度上在他們童年時代的負疚感中找到了立身之所。這種負疚感一直隱藏在既定的新教道德后面，有時也隱藏在一種能夠帶來好處的、日常的湯勺柄(soup-stock)道德后面(我之所以這樣稱呼它，那是因為它確實有用)。

但是，在今天，對現存偏見、現存機構的防御物的攻擊可能正面臨著一種威脅，即重新陷入一種同樣平庸的泥淖之中。

因此，我相信，我們應該再次接受一種活生生的思想。它將告訴我們，藝術不能以一般庸眾的觀念和理想為滿足，更不能去迎合舊的教義問答的殘余；相反地，偉大的藝術需要一種知識，這知識應該與當代思想中最具個性的一切站在同一水平線上，并且包含著特殊性、獨立性、戰斗性和貴族主義的自我至上性。

常常有這樣的情況，一位偉大人物的逝世反倒使人們頭腦中那快要被忘卻了的名字得以復蘇，然后，我們便會在一個短暫的時期內，拼命尋找那些足以給這個名字帶來榮譽的事實、事件、著述和成就。雖然弗里德里希·尼采又在瘋狂中默默茍活了十一年半，但是，他已經不需要用自己的死來恢復其著作的價值和他本人的聲譽了。因為，就在他深陷于精神的黑夜之中的那些年代里，他的名字已經獲得了一種任何當代的榮譽都無法與其匹敵的光彩，他的著作也已被譯成各種文字，并傳遍了整個世界。

我們當中的一些年長者，曾追隨過尼采，并親眼看到他是怎樣與讀書界的全然冷漠的態度進行著艱苦的、殊死的搏斗，因此，他們不能不感到，在這種如此迅速降臨的無可爭辯的世界性榮譽中，包含著某些令人極感驚奇的東西。在我們的時代，沒有人經歷過這樣的事情。在短短的五六年里，尼采的思想傾向(它或者多少得到了理解，或者遭到了曲解，或者被不自覺地漫畫化了)在法國、德國、英國、意大利、挪威、瑞典和俄國的大部分文學作品中成了一種主導性的傾向。例如，可以看一下這種思想對伽博利爾·德·阿農齊奧(Gabrieled'Annunzio)的影響。這種變化在尼采的既有的悲劇性因素中，又添加了一種新的內容：他曾經渴望獲得人們的承認，甚至為此而陷入瘋狂，然而，當那輝煌得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功降臨時，他卻走進了另外一個世界，在那里，盡管他還活著，但生活的大門卻永遠向他關閉了。

但是，可以肯定，在1890—1900年這十年里，沒有誰能像這位北德牧師的兒子那樣，對他的同時代人產生了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影響。這個人一直試圖使人們相信，他是一位波蘭貴族。同時，他也為自己的獨特寫作方式而驕傲：他用德文寫作，卻以法語進行構思。他賦予自己的生命和作品以一種恢宏闊大的風格，在它的蔭蔽下，他本人性格中的小小弱點也漸漸被人們遺忘了。

為了對尼采那迅速的、壓倒一切的勝利做出解釋，我們必須揭開這一時代心理生活的秘密。尼采似乎是在反對這一時代的一切時尚，但同時，他又鬼使神差般使這個時代為之傾倒。這個時代崇尚極端民主主義，而他卻以一種貴族主義的態度贏得了它的喜愛。這個時代誕生于宗教反動的蓬勃浪潮中，而他卻用他的鮮明的反宗教態度取得了勝利。這個時代正與最困難、最廣泛的社會問題進行著搏斗，而他，這個時代的思想家，卻把所有這一切當作次要問題置諸腦后。他是當今時代的人道主義及其關于幸福的學說的敵人；他滿懷激情地證明，在憐憫、鄰人愛和無私的偽裝下，可能隱藏著多少卑鄙齷齪的東西；他攻擊悲觀主義，同時也嘲弄樂觀主義；他像十八世紀思想家們抨擊神學教條一樣，激烈地抨擊了哲學家們的倫理學；他是一位宗教無神論者，因而，也是一位道德觀念上的非道德論者。但是，這個時代的伏爾泰們并不承認他，因為他是一位神秘主義者；而當今的無政府主義者們又不得不拒斥他，因為他是統治和等級思想的熱情宣傳家。

根據上述的一切，我們可以斷言，他一定是與那些正在我們的時代中不斷發酵著的因素有著許多暗合，否則，時代決不會像現在這樣對其聽之任之。今天，認識尼采，或者通過什么途徑與其有過聯系等，都足以使一位作家出名——有時，這甚至是一種傾其所有作品也無法換來的名聲。

從青年時代起，尼采就有這樣一種看法：叔本華和理查德·瓦格納之所以值得欽敬，首先在于，“他們有一種不屈不撓的力量，正是這種力量，支撐起了他們的自信心，使他們得以在整個文化界充滿敵意和喧囂的叫喊聲中巋然不動。”尼采使這種自信心成為自己人格的一部分，而且，毫無疑義，這也是他之所以感人的首要原因。

其次，他又是一位藝術家，一位充滿睿智的抒情詩人。由于這一點，他可以將那些懼怕思想家的格言，認為它們晦澀難解的人吸引到自己身邊。1888年，他就海涅寫道：“他是怎樣純熟地掌握著德語?。】傆幸惶欤藗儗?，在駕馭德語方面，只有海涅和我才是最無與倫比的藝術家。”一個非德國人是難以確切判斷尼采處理語言的能力的，但是，我們總應該相信這樣一個事實：在我們的時代，所有的德語行家們都無一例外地同意，應該將尼采稱為德國散文中最偉大的文體學家。

尼采的心理活動廣闊而又深奧，這一點進一步打動了他的同時代人。他的精神世界有著自己的深淵和迷宮。自我沉思為他提供了可資研究的眾多材料。然而，他并不滿足于自我沉思。對知識的渴望像戀情一樣占據著他的心，他將這種渴望稱作是“貪婪”：“在這個靈魂里，并未居住著‘無私’；相反地，這里有一種渴望獲得一切的自我；它用自己的雙眼去看，用自己的雙手去抓；這個屬于我的靈魂甚至想要無一漏外地捉住過去的一切。這種貪婪是一種怎樣的火焰??！”

在他的身上，抒情的風格與批判的風格不僅同樣得到了強健的發展，而且，它們之間還形成了一種迷人的結合方式。然而，這一點同時造成了尼采性格的另一方面：他在私人關系上的某些作法損害了他的形象，也使他的生命歷程(它在許多地方都與克爾凱郭爾的歷程相似)失去了其本來應該具有的某些高貴性。當一個偉大的個體站在他的面前時，他調動起自己的全部抒情才干，伴隨著刺刀和利劍的鳴響，不恰當地歡呼著，將這位偉人擁上半神或上帝的寶座(例如，叔本華和理查德·瓦格納)。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不久他便發現了他的英雄的局限性。此時，那種熱狂便一變而為仇恨。他盡情地發泄著、叫罵著，而毫不顧及自己從前的信仰。這種令人討厭的特征明顯地表現在他對瓦格納的態度上。但是，也許正是由于這種缺乏高貴性的作法，尼采反而獲得了更多的傾慕者。要知道，這是一個在這種問題上毫無高貴性可言的時代呵！

在生命的最后時期，尼采與其說像一位思想家，不如說，更像一位預言家。他預告了“超人”的誕生，但卻從未想過要從邏輯上對此做出證明。他信賴自己的本能，認定它具有一種可靠性和確定性；他相信，他本人代表著一種推動生活的原則，而他的對手則是生活的敵人。

對他來說，存在的目的就在于到處創造出天才。在我們的時代，高等人就像是一具容器，它以無法測度的方式孕育著種族的未來。在這一過程中，不止一個容器要被摔碎或自行爆炸，但是，人類不會因為某一單獨生物的失敗而毀滅。人，正像我們所知道的，不過是一座橋梁，一個由動物達于超人的中轉站。對于人來說，猿猴是什么呢？一種可笑或可恥的東西。而對于超人來說，人也不過如此。迄今為止，一切物種都創造出了某些超越自身的東西，人也將要而且必須如此行事。尼采從達爾文主義那里，引出了連達爾文本人也未曾想到過的結論。

在十九世紀的最后十年里，尼采與托爾斯泰恰恰表現為對立的兩極。尼采的道德觀念是貴族主義、個人主義的，而托爾斯泰的道德觀念則是平民的、合于宗教傳統的；前者強調個人的自尊和至高無上性，后者則宣說著自我犧牲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在同一個十年里，尼采與易卜生有時倒十分相似。像尼采一樣，易卜生也是一個好斗的精靈，同時，也完全脫離了政治和實際生活。他們兩人都一致強調，自己不是出身于一個低微的家族。在一封信中，易卜生告訴我，他的祖上，無論父親還是母親都出身于挪威希恩(Skien)地方的最受人尊敬的家族，并與當時國家和地方上的所有貴族家庭有著親屬關系。希恩不是一座世界城市(world-city)，它的貴族制也很少為外人知曉。但是，易卜生有著自己的目的，他是要提醒人們，他對挪威上層階級的仇恨，不是出于一個圈外人的怨憤和嫉妒。

尼采也是一樣，盡管拿不出自己的家譜，可他還是一直想讓熟人們知道，他是一個波蘭貴族家族的后裔。他的通信者們都把這一點看做是一種貴族主義的怪想。這首先是因為，他給出的姓氏Ni"ezky，本身就說明，這不是一個波蘭姓氏。但是，事實卻是另外一種樣子。尼采的一位年輕的波蘭崇拜者伯納德·沙爾利特(BernardScharlitt)先生成功地作出了這樣的證明，尼采姓氏的正確拼寫應該是Nicki，他正是這一家族的后裔。在尼采的家里，人們找到了一枚幾世紀來一直作為寶物代代相傳的圖章，在它上面，刻著Nicki家族的紋飾。沙爾利特由此得出結論，(也許它并非完全沒有道理)尼采的主人道德，以及他的全部貴族主義世界觀都表現著一種波蘭貴族(Szlachcic)精神，而這種精神又是從其祖先那里繼承來的。

像瑞南一樣，尼采和易卜生都各自獨立地選擇了關于培育道德貴族主義者的思想。

易卜生的羅斯莫(Rosmer)喜愛這種思想，他的斯道克曼醫生(Dr。Stockmann)也是這樣。尼采則先把高等人說成是種族的準備性目標，繼而又通過扎拉斯圖拉之口宣布了超人的誕生。

他們在心理學領域也一次又一次相遇了。易卜生在《野鴨》(TheWildDuck)中曾談及謬誤對于生活的必要性。尼采則由于對生活的摯愛，而提出了另外一些類似的觀點。他認為，所謂真理，只有當其有助于保衛和推進生活時，才是有價值的。而謬誤也只有當其使生活趨于枯萎時，才能被稱作是一種有害的、破壞性的力量。當生活還離不開它時，它本身就不能算是一種惹人討厭的東西。

令人奇怪的是，像尼采這樣一位厭惡耶穌會教義的思想家，竟得出了這種直接導向耶穌會教義的看法。在這里，尼采甚至同意了他的許多對手們的觀點。

由于其著作的原因，易卜生和尼采都沒有受到忽視，然而，他們仍舊是兩位孤獨的人。斯道克曼醫生說過，最孤立的人，才是最強有力的人。但是，在他們兩人中間，誰最為孤立呢？易卜生到處避免與他人結盟，但卻將自己的作品奉獻給公共劇場中的庸眾；尼采，作為思想家而言，是特立獨行，無所傍依的，但作為個人，卻又在不斷地——即使通?？偸峭絼诘?mdash;—尋覓自己的知音和思想傳播者。但是，當其理智健全時，他的著作始終沒有獲得廣大的讀者，或者竟至受到了肆意的歪曲。

當然，要就上述問題做出抉擇是不容易的。由于命運的擺布，他們都將對方看做是自己的盟友；此外，他們也都分別對其同時代人產生了最深刻的影響，并且還將長久地保持著自己的聲譽。的確，這個問題已經用不著我們繼續費心了。我們看到的是，尼采的學說傳播到哪里，他的偉大的、稀有的人格在哪里為人們所理解，它們也就在哪里引起軒然大波，有力地吸引著一部分人，同時也受到另一部分人的同樣有力的排斥。然而，無論如何，這都是一個不能不承認的事實：在上述那些地方，他的學說將有助于促進個性的發展或者塑造出一種新的人格。

(安延明譯)

【賞析】

勃蘭兌斯的《尼采》并非一部嚴格意義上的傳記作品，因為它對傳主并無細致周到的生活情節描寫，且形式上也集論文、書信、紀念文章和書評為一體，不是傳記所采用的記敘式文體。盡管如此，此書仍然被視為西方文化思想史上關于尼采的重要傳記作品之一，其原因主要是因為：勃蘭兌斯本人在文學領域擁有巨大的名氣，他也是深刻地意識到尼采的重大意義并立即給予其充分肯定的開創者之一；勃蘭兌斯曾經就尼采的思想觀點開設了歐洲第一個專題講座，寫出了第一篇論述尼采思想的學術論文(即本書第一章)，在其中，他大力提倡人們去閱讀和研究尼采的思想觀念，認為他將給歐洲文學帶來真正的自由氣息。因此，他也可以說是向歐洲大力宣傳尼采思想的第一人。此外，勃蘭兌斯作為一名文學評論家，敏感地洞見了尼采哲學與文學的緊密關系并熱情洋溢地肯定了尼采的相關論點，從而奠定了尼采在文學理論領域的地位?？偠灾?，勃蘭兌斯的《尼采》無疑是關于尼采的重要歷史文獻之一，它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關于尼采的第一幅“畫像”，因此理所當然地擁有了特殊的開拓性地位，也在傳記領域獲得了應有的地位。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勃蘭兌斯之于尼采類似于布羅德之于卡夫卡。他在收到尼采的贈書之后立即就發生了極大的興趣，視之為一股可以為沉悶的歐洲思想帶來新鮮空氣的潮流。勃蘭兌斯最擅長捕捉“新潮”，所以立即就尼采的思想開設了一系列講座，從而使得尼采的“思想工廠”在北歐開張了，甚至變得“時髦”起來(這些詞語是勃蘭兌斯在信中對尼采匯報講座效果時使用的)。但是，勃蘭兌斯卻沒有信心向尼采細致地講述自己講座的具體內容和主要論點，而是坦言道：雖然自己很受感染，但是對于自己來說，尼采“內心世界的部分角落依舊是陌生的”。勃蘭兌斯之所以無法理解尼采，可以從以下主、客觀兩方面尋找原因。

首先，從主觀上看，勃蘭兌斯是一名文學評論家，他自然不可能理解尼采的那些“純粹哲學”的思想觀點，而僅僅只能看到尼采思想中與文學相關聯的那部分。令人吃驚的是，勃蘭兌斯在最初的通信中居然向尼采提出這樣的問題：“你是一個哲學家嗎？”尼采的回答是：“對于這一問題的回答又有什么意義呢？”簡直難以想象尼采寫下這個句子時的心情！當然，文學家與哲學家的區分并不真正地說明問題，勃蘭兌斯與尼采之間的隔膜主要還是由兩個人的思想觀點、氣質和理解力上的差別所決定的。例如，勃蘭兌斯總喜歡把尼采與他自己所熟悉的一些哲學家或文學家進行類比論述，認為尼采的思想觀念與哈特曼、杜林、易卜生等人相似，而與托爾斯泰則“恰恰相反”，這些比較的方法得自于當時流行的實證主義文學研究方式，但是用在尼采身上，不僅讓人有隔靴搔癢之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誤導作用。又如，勃蘭兌斯把尼采稱為“貴族激進主義者”，尼采回信說這一提法是所有關于他的稱呼中“最聰明的”，顯然不認可但又不得不敷衍對方，因為此時尼采對于勃蘭兌斯這位“優秀的歐洲人”和著名的“文化傳播者”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指望對方“大力宣傳”自己的哲學思想。但是，勃蘭兌斯的這一提法明顯地說明，他不僅完全忽視了尼采思想的極端批判性特征，而且在宗教觀、道德觀和歷史觀等方面，基本上都誤讀了尼采的基本論點。從這個角度來看，勃蘭兌斯的《尼采》的確在很大程度上展現了西方思想上關于尼采的種種誤讀之一例。

其次，從客觀上看，勃蘭兌斯誤解尼采的原因也在于：兩人處在同一個時代，因此缺少必要的時間距離和學術研究的積淀，而且尼采的許多重要資料(如《權力意志》等)還沒有出版；另外，尼采思想本身具有極大的復雜性，不僅是勃蘭兌斯，即使在百年之后的今天，人們也很難聲稱完全理解了尼采。例如，本書中譯者在序言中把尼采的“超人”與馬克思的“全面發展的人”進行類比，這是對勃蘭兌斯的糾正還是另一種誤讀，讀者自有判斷。

此書的一大特色就在于穿插于書中的那些書信，它們(特別是尼采本人的那部分)折射出了尼采陷入瘋狂之前最后一年的生活和思想，字里行間滲透了一個渴望為人們所了解和認可的哲學家的期盼和無奈。尼采的最后一封信不僅宣告了其作者的瘋狂，同時也以極為特別的方式表達了尼采及其闡釋者們的絕望：“您曾經發現我，找到我是容易的，但現在困難的是，如何擺脫我……”

勃蘭兌斯對于尼采的闡釋盡管在人們眼中可能如中譯者所言，是“朦朧和狹隘”或“相當不如人意”的，但仍不失為一種可貴的努力；而且，他對于尼采的“伯樂”之恩，無論是尼采本人，還是我們當今的讀者，都應該是心懷感激的。

(昂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