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的作用是雙重的。一方面，它為知識、力量與快樂創造出新的原材料；另一方面，它又激發人們根據美與善的規律去重新排列這些原材料。今天，在自私自利原則的作用下，外在資料的積聚已超出了人類內在的天性能夠吸收這些資料的能力，因而，人類從未像今天這樣迫切需要詩的修養。對于賦予肉體以活力的精神而言，人們的身體變得過于笨重、龐大了。

詩的確是神圣之物。它既是知識的圓心，同時又是知識的圓周。它是包含了一切科學而所有的科學又都要涉及的東西，是一切其他思想體系之根和花朵。它既是萌生出萬物的胚芽，同時又是使萬物生色的裝飾。一旦遭受害蟲的咬噬，它就不會再有果實和種子，而在荒涼貧瘠的世界里，生命的幼芽也就失去了繼續生存的養分。詩是萬物完美無缺的外表和光澤，它猶如玫瑰的色香之于構成玫瑰的各種元素，猶如儀態萬方的絕色佳人之于腐朽的尸體。倘若詩的精靈沒有飛升到那工于心計的貓頭鷹所從來不敢企及的永恒領域，為人類帶來光亮與火焰，世間的美德、愛情、友誼和愛國主義算得了什么？宇宙美麗的自然景觀又算得了什么？倘若沒有這一切，那么什么能成為我們塵世的安慰，什么又是我們對天國的希冀呢？詩不是推理，它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一個人不能說：“我要寫詩。”即使最偉大的詩人也不能這樣說。創作狀態中的心靈，猶如一堆將要燃盡的炭火，某些不可見的力量，如不定的風，吹起它一瞬間的光焰。這種不可見的力量是內發的，它猶如一朵花，隨著自身的生長而褪色、凋謝，而我們的天賦無法預見它的來去行蹤。即使這種力量能長久保持它原有的純潔和力度，誰也無法預測它的結果將如何偉大。然而創作一旦開始，靈感亦漸消失；因而，留在這個世界的最值得夸耀的詩篇，可能只是詩人最初構想的一個淡淡的影子。有人聲稱最優美的詩篇產生于勤奮和學習，我愿求助于當今最偉大的詩人對這一點作出評判。創作上的埋頭苦干以及作品的精雕細刻，一向為評論家所稱道，然而，我們這樣的理解更為正確： 這不過是提醒作家注意靈感襲來的瞬間，在沒有靈感之時，作家就得用這種傳統、常規的手法對靈感的空白進行補綴，這是人的詩歌天賦本身的局限所造成的一種必然。彌爾頓在分段創作《失樂園》之前，早已有了作品的整體構思，這一點，我們有詩人本人的話語為證，因為他曾說繆斯已向他“口述”了這首“未曾預想的詩歌”，我們不妨以此來回答那些聲稱《瘋狂的羅蘭》的第一行有56種不同讀法之人！如此寫出的詩歌作品，猶如繪畫中的鑲嵌細工。在雕塑與繪畫藝術中，詩的天賦中所含的本能性與直覺性就更加明顯了；一尊偉大的雕像或一幅偉大的繪畫，在藝術家的努力下形成，正如孩子從母親的子宮中誕生。然而，心靈雖然指引雙手完成了造型，卻無法向自身解釋創作過程中的起源、步驟或媒介。

詩是最快樂、最美好的心靈在最美好、最快樂的時刻留下的記錄。每個人都能感到自己的心中常有轉瞬即逝的思想、感情的造訪，它們有時與地點或人物相關，有時只與我們自己的心靈有關。它們總是不期而至又不辭而別，然而總是無以言喻地使我們的心頭升騰起快樂與莊嚴。所以，在它們的消逝帶來的遺憾和惆悵中，我們依然能感到快樂，這快樂已融入了我們的本質中。繆斯的到來，仿佛一個更為神圣的天性滲透到我們自身的天性中，只是它的腳步好似一陣掠過海面的風，當波浪平靜之后，它也消失了蹤影，只剩下層層細沙鋪滿寂靜的海灘。這一切以及類似的情景，只有情感特別細膩、想象力特別豐富的人才能體味到。處于這種狀態下，人的心境容不得任何一種低級粗俗的欲望。在本質上，美德、愛情、友誼、愛國主義等熾熱的感情正是與這些快樂的感情相連的，只要這些感情存在，自我就只不過是滄海之一粟。詩人不僅是感情細膩的精靈，而且能夠體味到這一切，他們還要飽蘸這來自天國的瞬息即逝的顏色來渲染他們所體味的一切。一個單詞，一個筆觸，在寫景或抒情中都會扣響人們沉醉中的心弦，從而在那些曾體驗過這些情感的人們當中，喚醒那沉睡的、冰冷的、埋葬了的往昔的意境。就這樣，詩能使世間一切最美好的事物得到永生。它捕捉到飄入人生陰影中的轉眼即逝的幻象，用語言或形式來點綴它們，然后，把它們送往人間，給人類帶去快樂的喜訊，因為人類正與它們的姐妹們居住在一起——我們之所以說“居住”，是因為在這些幻象所居留的人類精神的洞穴里，還沒找到通向大千世界的表現之門，詩拯救了降臨于人間的神性，使它免遭滅亡。

詩使萬物變得可愛。它使美的東西錦上添花，使畸形的東西變得美麗；它使狂喜與恐懼、悲傷與快樂、永恒與變幻締結姻緣；在它柔和的壓力下，勢不兩立的事物變得彼此相容。它所觸及的一切都發生了變化。在它的光芒照耀下，每一種形態都獲得一種神奇的同感，變成了它所呼出的靈氣的化身。它是神秘的煉丹術，它能把滲入生命的死亡的毒液變成可以飲用的仙汁。它揭開了世界平淡無奇的面紗，露出赤裸的酣眠的美，這美就是世界一切形象的精神。

一切事物都以它們被感知的形式存在著，至少對于感知者是這樣。“心靈是自身的主宰，它能把地獄變為天堂，或者把天堂變為地獄。”然而，詩使得束縛我們、使我們受制于偶然的外界印象的符咒失靈了。無論是展開它自己多彩的想象帷幔，還是揭開掛在萬物面前的生命的黑幕，它都為我們的存在創造了另一種存在。詩使我們成為一個新世界的居民，在這個新世界里，我們現在的世界只是一片混沌。它再造了一個我們感知、參與的普通宇宙，它擦拭了我們內在視覺中的一層薄翳，正是這層薄翳使我們無視人生的神奇瑰偉。它強迫我們去感受我們所知覺的，去想象我們所認識的東西。在我們心中的宇宙日復一日地失去它往昔的光彩之時，詩又創造出一個嶄新的宇宙。詩證實了塔索的那句大膽的真言： Non merita nome dicreatore，se non Iddiode il poeta。

詩人是最高的智慧、快樂、美德與榮譽的創造者，而詩人本身也應是最快樂、最美好、最睿智、最杰出的。至于詩人的榮譽，讓時間來作出評判吧！人類生活中的其他創造者究竟能否與詩人相媲美，時間會回答這個問題。如果一個人是詩人，那么他就是最睿智、最快樂、最美好的，這一點也同樣是無可辯駁的。最偉大的詩人一向是最具無瑕的德行、最能高瞻遠矚的人。倘若我們仔細觀察他們的生活內幕，會發現他們是最富足的。若有例外，那么只能是那些才能雖高然而仍居次級的詩人，這些例外往往只是限制而不是破壞了這一規律。讓我們姑且聽聽流俗的仲裁，讓我們“僭位篡權”，兼容原告、證人、法官、行刑者這些互不調合的角色為一身，不通過審訊、傳證或儀式而作出這樣的宣判： 那些“安坐于我們不敢飛到之處”的偉人，他們的某些動機是應受譴責的。讓我們假設荷馬是個醉鬼，維吉爾是個諂諛之徒，賀拉斯是懦夫，塔索是瘋子，培根是挪用公款者，拉斐爾是個浪子，斯賓塞是“桂冠詩人”，這里我們不引用今天在世的人的名字，因為這樣做是不恰當的，然而，后世對上面所提及的偉大的名字已作出了公正的評判。人們衡量了他們的欠缺，認為這些輕若微塵。即使他們的罪愆在當時果真“曾經猩紅，那么此刻已潔白如雪”： 在時間這個調停者和贖罪者的血泊中，它們已被洗滌干凈。讓我們看一下當前是在怎樣的荒謬與混亂中，亦真亦假的非難、吹毛求疵的罪名怎樣被強加到詩和詩人頭上，這一切是多么地卑鄙和可笑，況且詩人們莫須有的罪名原本就無足輕重。還是看一下你自己的動機吧，不要評判別人，免得你們自己被評判！

詩，如同我們已論述過的，是有別于邏輯學的，其區別在于： 詩并不服從于心靈的主動力量的治轄，它的誕生和再現與人的意識或意志并沒有必然的聯系。斷言意識或意志是一切心理因果關系的必需條件未免武斷，因為心理作用的后果并不能歸因于意識或意志。顯而易見，詩意力量的一再顯現，可以使詩人的心靈具有一種秩序與和諧的習慣，它既與詩意力量自身的性質相聯系，又同它對人們心靈產生的影響相關。然而詩的靈感是時常光顧卻又轉瞬即逝的，在靈感過去的時候，詩人便成了一個普通的人，被遺棄在逆流當中，浮沉在別人所有的慣常生活的種種影響里。由于詩人比常人的感情更加細膩，對于自己或別人的痛苦和快樂更加敏感，這種敏感的程度也是別人所不知道的。因此，詩人將懷著別人所沒有的熱忱去避免痛苦、追求歡樂。這樣，詩人容易受到別人的誹謗，因為別人追求或逃避的目標往往是加以掩飾的，而詩人沒有這樣做。

然而，在詩人上述這一疏忽中，沒有任何東西是邪惡的，因此，世人從未對詩人進行過諸如殘酷、妒忌、報復、貪婪和純粹邪惡的欲望之類的抨擊。

(徐文惠　譯)

注釋：

引自彌爾頓《失樂園》第9卷第21～24行。

《瘋狂的羅蘭》： 16世紀意大利詩人阿里奧斯托的史詩，以精雕細刻聞名。

《失樂園》中撒旦之語。

此句意為：“除了上帝與詩人，無人配稱創造者。”為比蘭托尼奧·色拉西在他的《塔索生平》中引用。

引自《失樂園》。

見《圣經·舊約》中的《以賽亞書》。

【賞析】

《詩辨》是雪萊最重要的理論著作。按照雪萊的最初計劃，這部論著共有三部分，但他只寫出了第一部分。1820年，雪萊的好友托馬斯·臘烏·皮考克在《文學叢報》上發表了《詩的四個時期》一文，認為現代詩人不過是文明社會中的半野蠻人，斷言在科學與技術的時代里，詩只是不合時宜的無用的東西。雪萊的《詩辨》就是針對這篇文章而作的。本文節選自其結論部分。

在此之前，作者討論了什么是詩、怎樣的人可稱為詩人以及詩對社會的影響等問題。雪萊認為詩歌是想象的表現，想象則是對世間萬物的綜合把握。語言是聯結人的思想與世界的中介，詩訴諸語言的特殊配合，以隱喻的方式展現生活表象，同時表現萬物的聯系規則——真、善、美。詩人可以透過事實和具體事物的面紗體驗到永恒的真實，是先知和立法者。詩歌改進人類道德的方法是不斷地充實想象，擴大想象的范圍，以此使人的心靈更具包容性，喚起人的愛的本能，將他人的苦樂當成自己的苦樂，如此便可以改善人與人之間的緊張關系。

針對皮考克提出的理性比想象更加有用的觀點，雪萊認為，追求快樂是人的天性，理性主義可以解決人類生存的基本要求，對于驅散迷信和人類的生活安穩都是有用的。但是，對于產生和保證一種持久的、普遍的、永恒的最高意義上的快樂而言，訴諸想象的詩才具有真正的功用。科學已經擴大了人們統轄的外部世界，但同時也限制了內部世界的領域，人們使自然成為奴隸，而人自身卻依然是奴隸。這一切都是因為科學的濫用和想象力的缺乏。據此，雪萊在結論部分以優美而富有韻律的語言，形象生動的比喻，飽含熱情地贊美詩歌，頌揚詩人的偉大。

在雪萊的《詩辨》中，我們可以發現與柏拉圖美學思想的呼應。柏拉圖最早提出了詩與美相聯系，并能夠在人的心中引起快樂的感覺。詩的美的作用對象是人的心靈，神把靈感賦予詩人，詩人又通過詩把這種感動傳給受眾，打動人的情感，陶冶人的靈魂。同樣，雪萊說：“詩是最快樂、最美好的心靈在最美好、最快樂的時刻留下的記錄。”詩人不僅能敏銳地體味到快樂的感情，而且將這些美好的感情用語言傳達給人們。

柏拉圖的“靈感迷狂說”認為，詩人寫詩不是憑借技藝而是憑神力，只有在神靈附體時，詩人進入迷狂狀態才能寫出真正的詩。柏拉圖所說的迷狂狀態其實是靈感襲來時詩人的亢奮狀態。與此相似，雪萊把創作狀態中的詩人比作“一堆將要燃盡的炭火”，靈感則是“不定的風”，靈感襲來，創作之火焰才能燃起。靈感捉摸不定，轉瞬即逝，詩人則要善于把握靈感襲來的瞬間，揮筆成詩，這才是優秀詩作產生的必要條件。而“創作上的埋頭苦干以及作品的精雕細刻”這種傳統、常規的手法，不過是“對靈感的空白進行補綴”。所以，無論是柏拉圖還是雪萊，他們都強調天賦靈感，認為刻意推敲的方法是不能產生偉大詩篇的。

然而不同的是，柏拉圖貶抑詩人，雪萊則賦予了詩歌和詩人以極高的地位。他說，“詩能使世間一切最美好的事物得到永生”；認為“詩人是最高的智慧、快樂、美德與榮譽的創造者”。在雪萊看來，只有詩歌才使人與永恒的真理相溝通。詩人將一切突然降臨的美感用文字表現出來，從而留住了這來自天國的美，人們借此體驗到與永恒真理相遇的快樂。因此，詩與詩人不僅不會敗壞道德，使人與真理疏遠，相反，詩本身就是最高真實的體現，詩人則是向我們揭示世界表象背后真相的人，是世間唯一可與造物主相媲美的創造者。

雪萊的《詩辨》不僅是詩和詩人的辯護文，也是詩的贊美詩和詩人的加冕辭。今天，科學理性被人類賦予了本該由詩所完成的使人得到最高快樂的任務，但卻沒有能力完成。只有詩歌才能讓人類的心靈獲得完全的自由，與宇宙真理相溝通，實現靈魂深處的快樂。在理性被不斷濫用，人的心靈遭到壓抑的時代，浪漫主義者雪萊告訴我們，只有憑借詩的想象力才能煥發心靈的活力，賦予機械的死物以天國的靈性，讓精神的力量拯救人類沉重的肉身。

(郭　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