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父親被診斷患有腦瘤后，我陪他走過了最后歲月。在照顧父親的日子里，我回顧了他勤勞而又平凡的一生。父親是猶太移民后裔，是生活在美國最底層的貧民。他在美國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工作，任勞任怨，每天挨家挨戶收取保險金。他固執成性，到70多歲竟然和母親離婚。86歲那年，父親得了面癱，而且兩眼患有嚴重的白內障，聽力也很差。就是這樣一個疾病纏身的老頭，又被查出患有腦瘤。一系列病情讓老父憔悴不堪。我知道父親的病情后，為他四處奔波聯系治病，并幫他尋找住處。在新住所里，父親成立樂隊，認真演出，還幫助別人找女朋友，最后自己也談起了黃昏戀。但是快樂生活持續不久，他的病情很快惡化。在陪伴父親最后的日子里，我更深刻理解了父親，也體會到父親留下的珍貴遺產，“我得到的遺產： 不是金錢，不是經文護符匣，不是剃須杯，而是屎”。

【作品選錄】

1。 “那么，你怎么想？”

我父親到八十六歲時，右眼幾乎看不見什么東西了。但是除此以外，照他的歲數，他的身體看起來非常結實，直到他突然得了被那個佛羅里達醫生誤診為貝爾氏癱瘓的毛病。這是一種病毒感染引起的單側面癱，一般短時間就會痊愈。

這毛病似乎是他從新澤西飛到西棕櫚灘那天以后不知不覺染上的，他到那兒是為了和七十歲的退休書店老板娘麗蓮·貝羅芙租一套公寓住幾個月過冬。在伊麗莎白市，她就住在我父親樓上，1981年我母親去世一年后，他們之間產生了戀情。我父親在西棕櫚灘機場的時候還好好的，甚至都沒有勞駕搬運工(否則他還得付小費)，自個兒從行李區拎著行李一直走到出租車站。可第二天早上，他在浴室的鏡子里看到，自己的半邊臉再也不是他的了。一天前還是他的模樣，現在不知道是誰的——那只壞眼的下眼瞼外翻著耷拉下來；那半邊臉頰毫無生氣地松弛著，好像里面的骨頭都被切成了片；原本好好的嘴巴也歪了。

他用手把右邊的臉頰推回到昨晚以前的模樣，僵在那兒從一數到十。整個上午他就重復著這些動作——接下來天天如此——可一松手，又塌了。他想告訴自己這是因為躺在床上的姿勢不對，或者只是一覺醒來皮膚皺了，可最終他斷定是中風。他的父親就是在四十年代初中風而癱瘓的，所以當他自己也步入老年后，就跟我說過好幾次：“我不要像他那樣，我可不要那么躺著，我最怕那樣。”他告訴我當時他如何在早晚上下班路上到醫院看望父親： 每天得點兩次香煙，再插到父親嘴里，到晚上，就坐在床頭，讀意第緒語報紙給他聽。無助的山德爾·羅斯就這么躺著不能動彈，唯有香煙聊以慰藉。這樣撐了將近一年，1942年的某個深夜，第二次中風才結束了他的生命。而我那每天去醫院兩次的父親，就坐在他床頭，看著他死去。

那個診斷我父親得貝爾氏癱瘓的醫生還向他保證，就算不是完全復原，大部分面癱的癥狀很快就會消失。在接下來的幾天里，他從居住的生活小區遇到的三個人那里，證實了這個結論。他們三個都得過這毛病，又都好了。其中一個雖然耗了將近四個月，最終面癱還是神秘地消失了，正如它神秘地來臨。

可我父親的沒有消失。

不久，他的右耳聽不見聲音了。那個佛羅里達醫生檢查了這只耳朵，測量了聽力損耗，但他說這和貝爾氏癱瘓沒關系，而是因為上了年紀——他的右耳聽力可能跟他的右眼視力一樣，是逐漸喪失的，只是現在剛發現而已。可是這回，我父親再問面癱什么時候能好時，醫生只能說，照他這樣一直不見好轉的情況來看，這種毛病有時候是會好不了的。就看老天開恩吧，他說，除了一只瞎眼睛、一只聾耳朵和癱瘓的半邊臉，我父親的身子骨一點不比年輕二十歲的人差。

每個星期天打電話，我都聽到他因為嘴巴歪、說話含糊不清而讓人費解——有時候聽起來就像剛從牙科手術椅下來、麻醉劑藥性還未消的人在說話。但等我到佛羅里達看望他時，看到他一副好像不會說話的樣子，我還是大為吃驚。

“那么，你怎么想？”這是在我下榻的賓館大堂，我俯身親他時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我約了他和麗蓮在那兒吃飯。他坐在麗蓮旁，深陷在鋪著花毯的雙人沙發里，沖我揚起臉，讓我可以看個清楚。從去年開始，他怕光和風沙刺激盲眼，斷斷續續戴著一只黑色眼罩。看著他的眼罩、臉頰、嘴巴和他大為消瘦的身形，我覺察到他的急劇衰老，和五星期前我在伊麗莎白看他時判若兩人。很難相信，就在大約六年前、我母親去世后的那個冬天，在他和老朋友比爾·韋伯合住的巴爾港公寓，大樓里富有的寡婦們立馬就開始興致勃勃地圍著他這個穿著條紋外衣、大青長褲、愛交際的新鰥夫轉。他毫不費力地讓她們相信，他才剛過七十歲，盡管那年夏天我們一家人剛在我康涅狄格州的房子里慶祝他的八十大壽。

在賓館的餐桌上，我開始明白除了外貌之外，貝爾氏癱瘓對人的影響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只能用麥管吸水，不然液體會從他麻痹的半邊嘴里流出來；吃東西也很費力，他一口一口地吃，又窘又無奈。等到湯濺到領帶上，他才不情愿地答應讓麗蓮在他脖子上圍一塊餐巾——他大腿上已經墊了一塊，那多少能讓褲子干凈些。麗蓮有時探過身去，用她的餐巾把他嘴巴里漏出來、沾在下巴上而自己沒有察覺的食物擦掉，這讓他很不高興。她還多次提醒他，少叉一點食物，每一口的量盡量比他過去習慣的少一點。“好吧。”他咕噥著，郁郁地盯著盤子，“是，當然。”可吃了兩三口他又忘了。吃飯在他已經成了壓抑的折磨，使得他體重掉得厲害，一副可憐兮兮營養不良的樣子。

雪上加霜的是，最近幾個月他兩眼的白內障加重，使得他視力好的那只眼睛視線也模糊了。過去幾年我在紐約的眼科大夫戴維·克榮一直在治療我父親的白內障和他日益下降的視力。所以三月份結束了不愉快的佛羅里達之行回到新澤西后，父親又去紐約，催戴維幫他把視力好的眼睛里的白內障摘除；因為拿貝爾氏癱瘓毫無辦法，他就特別想做點什么，讓這只眼睛的視力好起來。可我父親去的當天傍晚，戴維打電話來說，在進一步查明我父親面癱和失聰的病因前，他不太想做眼部手術。他不相信我父親的病是貝爾氏癱瘓。

他不做手術是對的。我父親在新澤西的內科醫生哈羅德·瓦澤曼給他做了一個戴維預約的核磁共振成像。從實驗室收到報告的那天晚上，哈羅德就打電話告訴我檢查結果。我父親腦部有一個腫瘤，“一個大腫瘤，”哈羅德這么說。從核磁共振像片上，還看不出這腫瘤是良性還是惡性，但哈羅德說：“不管良性、惡性，都會要了你的命。”接下來得請一個神經外科醫生來確診一下這個腫瘤的性質，然后再看還有什么辦法——如果還有辦法的話。“我對此不樂觀。”哈羅德說，“你也別樂觀。”

我沒有告訴父親核磁共振的結果發現了什么，但得說服他去看神經外科醫生。我騙他說，沒查出什么問題，但戴維特別謹慎，他想在做白內障摘除手術前，就面癱問題最后聽一位醫生的意見。與此同時，我讓人把核磁共振像片送到紐約埃塞克斯堂賓館。我和克萊兒·布魯姆在找到新公寓前就暫住在那兒——在倫敦她的房子和康涅狄格我的房子之間穿梭、輪流住了十年之后，我們想在曼哈頓找個地方安居。

事實上，在腦部核磁共振像片和放射線醫師診斷報告裝在大號信封里被送到賓館前大約一星期，克萊兒已經回倫敦看她女兒去了，她還得去看看那兒的房子修繕得如何；跟會計師碰頭，了解一個和英國稅務部門拖了很久的談判情況。她一直很想念倫敦，這個月回去，不單要處理實際事務，還可以聊解思鄉病。我猜想要是父親的腫瘤早些發現，而克萊兒還在我身邊的話，我就不會這么一門心思撲在他身上了——至少晚上不會——可能也不會像自己得了病似的為他感到這么沮喪。但當時，在我看來，克萊兒不在身邊——以及住在賓館給我一種住不長久、無家可歸的感覺，讓我無法進入寫作狀態——意外地給了我一個天賜良機： 我可以一門心思照顧他，不必管其他責任。

這種一個人行事的狀態也讓我隨意地發泄情緒，不必再端起一副成熟或者深沉的君子模樣。一個人時，我想哭就哭，尤其當我從信封里抽出他那套大腦相片時，特別想哭——并不是因為侵占他大腦的瘤我一眼就能看出來，而只是因為，這是他的大腦，我父親的大腦，是它讓他考慮事情直來直去，讓他說起話來鏗鏘有力，讓他跟人爭論容易激動，讓他作決斷時意氣用事。正是這些組織，給他制造了無盡的煩惱，使他八十多年固執地嚴于律己——這是當年的我，他正處在青春期的兒子備受壓制的根源。也是它，在他當年無所不能、我們該有什么目標全由他說了算的時候，支配了我們的命運，如今，它卻在遭擠壓、移位和損傷，因為“右腦腦橋角和橋前池之間的區域被一個大腫瘤所占據，這個大腫瘤延伸到被頸動脈血管包圍的右側穴狀竇中”。我不知道什么右腦腦橋角、橋前池在什么位置，但讀著這份放射鑒定報告上說頸動脈血管被腫瘤包圍的話，我就仿佛在讀他的死刑判決書。“右顳骨巖部尖明顯受損。腦橋和右小腦下腳被腫瘤從后嚴重擠壓至移位……”

既然獨自一人，我就不必壓抑自己，當各個角度拍攝的腦圖攤開在賓館的床上，我就失去了抵抗的力量。也許，那會兒的情形并非就跟我雙手直接攥住他的腦子一樣震撼人心，但是大致也差不離。上帝的旨意在火焰中的荊棘顯靈了。同樣神奇的是，這個長瘤的器官居然讓赫曼·羅斯活了這幾年。我看到了父親的大腦，什么都看見了，也什么都沒看見。就算是我父親這樣在紐瓦克第十三大道學校只上到八年級的退休保險經紀人，他的大腦仍然不乏超乎尋常的神秘。

我侄子塞斯開車帶我父親到密爾本去看神經外科醫生梅耶森，他在郊區有診所。之所以讓父親去那兒而不是去紐瓦克大學附屬醫院，是因為我得知梅耶森醫生在醫院的辦公室就屬于腫瘤科，要是送父親去那兒，他會以為自己得了癌癥，哪怕他還沒有接受診斷，甚至不知道自己有一個瘤。現在這樣他就不會嚇得魂不守舍，至少暫時不會。

我當天傍晚打電話給梅耶森醫生，他告訴我，像我父親這樣位于前腦干的腫瘤，良性的可能性有95%左右。他認為這個瘤已經長了十年，但我父親最近的面癱和右耳聾，表明“在較短時間內，這個瘤會急劇惡化。”不過，現在動手術切除還是可行的。他告訴我，手術的成功率有75%，也有10%的病人會死在手術臺上，剩下的15%要么手術后不久死掉，要么進一步惡化。

“要是手術成功，”我問，“要多長時間康復？”

“會很困難。”他得在康復醫院里呆一個月——也許要兩到三個月。”

“換句話說，那會像在地獄。”

“是很難熬。”他說，“可不采取任何措施只會讓他更難熬。”

我不想在電話里把梅耶森的診斷告訴我父親。第二天早上九點左右，我打電話給他，說要去伊麗莎白市看他。

“這樣看來，情況很糟吧。”他說。

“等我開車過來，我們坐下來談。”

“我是不是得癌了？”他問我。

“不，你沒有癌。”

“那是什么？”

“你再忍耐一小時，到了就把情況詳細告訴你。”

“我現在就想知道。”

“我一小時后就到——要不了一小時。”我說。我相信不管他怎樣擔心，讓他等著，要好過我在電話里直接告訴他情況，讓他孤零零地坐著在驚嚇中等我到來。

考慮到即將執行的任務，以下事實也許不足為奇： 我開車從伊麗莎白的收費公路出來，在出口的岔道，我忘了開上直接通往幾個街區之外我父親公寓的北方大街，而是在一條新澤西州高速公路的延伸段停了下來。路右邊的一兩英里之外，就是我母親七年前安葬的墓地。我不相信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在指引我，但看到自己能從曼哈頓開了二十分鐘車來到這里，還是很吃驚。

這墓地過去我只來過兩次。第一次是1981年她下葬那天。第二年我帶著父親來掃墓。兩次都是從伊麗莎白開車過來，而不是從曼哈頓，因此我以前并不知道收費公路能通到墓地。要是那天真想開車去找墓地，我很可能在通往紐瓦克機場、紐瓦克港、伊麗莎白港錯綜復雜的岔道間迷路，然后回到紐瓦克市區。不管有意無意，我原來并不想找那墓地，但在即將讓他知道有一個腫瘤可能要他命的這個早晨，我無懈可擊地從曼哈頓的賓館，沿著可能是最近的路線，來到了我母親的墓和旁邊那片將來埋葬我父親的墓地。

除非絕對必要，否則我原本不想讓父親多等片刻，可到了這兒，我沒法像什么不尋常的事情都沒發生似的繼續趕路。我沒想到會在這個早晨來到這里站在母親的墓前，來了解什么新鮮事兒，也沒想到要以回憶母親的方式來安慰自己，給自己打氣，或者為幫父親熬過痛苦做好準備；我沒料到，看到母親墓旁留給父親的墓地，我就被重重地擊倒了。這次開岔車道的意外將我帶到了這里，而我走出汽車、踏進墓地找到母親的墓后所做的，就是向著它那驅使我來的力量鞠躬。母親和其他逝者也是在一種強大的力量驅使下被帶到這里，而這種力量究其根本，是一種更為不可思議的偶發事件——曾經活著。

午飯將盡，她挪開椅子，朝廚房的階梯走去。這是他在這頓飯中第三次起身離開餐桌，我也站起來，扶他上樓。可他不讓我扶。我估計他還是想去解決生理問題，也就沒堅持攙扶，怕他感到尷尬。

喝咖啡的時候，我想起他還沒來。別人都在聊天，我悄悄地離開餐桌，匆忙走進屋子，心想他肯定死了。

他沒死，雖然他可能也希望自己還不如死了。

在上二樓的樓梯上我就聞到大便的臭味。洗手間的門敞開，門外過道的地板上扔著他的粗棉布長褲和內褲。我父親，全身赤裸，站在門后面，剛剛沖好淋浴出來，渾身還淌著水。臭味很重。

看到我，他快要哭出來了。他用一種我所聽到絕望的聲音，把整個不用說就可以猜到的經過告訴我。“我大便失禁了。”他說。

到處是屎，防滑墊上粘著屎，抽水馬桶邊上有屎，馬桶前的地上一坨屎，沖淋房的玻璃壁上濺著屎，他扔在過道的衣服上凝著屎。他正拿著擦身子的浴巾角上也粘著屎。在這間平時是我用的小洗手間里，他盡了最大的努力想獨自解決自己的問題，可由于他幾近失明，加上剛出院不久，在脫衣服和進沖淋房的過程中就把大便弄得到處都是。我看到，連水槽托架上我的牙刷毛上也有。

我說，“沒關系，沒關系，很快一切都會好的。”

我走進沖淋房，打開水龍頭，手放在噴頭下試水溫，調到合適的溫度，然后從他手里拿過浴巾，扶他進去再沖一把。

我說：“拿好肥皂往身上抹。”他乖乖地往全身抹肥皂，我則收拾其他的衣服、浴巾和防滑墊，包作一團拿到樓下廳里，從床單壁櫥里拿出一只枕頭套子，統統裝進去，還給他找了一條新浴巾。然后我上樓攙著他走出沖淋房，站在地板干凈的過道上，用浴巾幫他擦干身體。

我一邊擦一邊說：“你的努力很勇敢。但這情形恐怕沒成功。”

他說：“我大便失禁了。”這次，他眼淚流了出來。

我帶他進臥室。他坐在床邊上，繼續拿浴巾擦身子，我去拿了自己的一件厚絨浴袍，等他擦干以后給他穿上，然后拉開床罩，讓他進去睡一會兒。

“別告訴孩子們。”他躺在床上，用那只看得清的眼睛往上看著我說。

“不會告訴任何人。”我說，“我就說你休息一會兒。”

“別告訴克萊兒。”

“別擔心，沒人會知道。這種事每個人都可能發生。忘了它吧，好好休息。”我說。

我放下百葉窗讓房間暗下來，然后走出房間關上門。

洗手間看上去就像一些懷恨在心的暴徒洗劫一空后扔下名片揚長而去。由于父親不想讓人知道這一切，我真想馬上把門關上釘起來，永遠忘了這個洗手間的存在。“這就像寫一本書，”我想——“不知道從哪兒開始寫起。”但我還是躡手躡腳跨過地板，伸手打開窗子，這就是一個開始。然后我走下通往廚房的后樓梯，在避暑間里聊天的賽斯、露絲和克萊兒視線之外，從水槽下面的柜子里拿出一只水桶，一把刷子，一只嶄新的盒子，兩卷紙巾，上樓回到洗手間。

馬桶前地上的那坨屎基本上是一整塊，所以最容易對付。只要鏟起來扔進馬桶里沖掉。沖淋房門、窗沿、水槽、肥皂盒、燈具、毛巾桿都沒問題，有的是紙巾、肥皂擦洗。但是，那些嵌在不平整的地板細縫里和老式寬栗木板之間的屎，就夠我忙活的了。用板刷越刷越糟糕，最后我抓起我的牙刷，來回蘸著桶里的熱肥皂水，一點一點，一面墻接一面墻地清洗每一條裂縫，直到地板達到我所能做到的干凈程度。跪著干了十五分鐘后，我就決定，那些鉆得很深、我夠不到的斑斑點點，就隨它們去吧。雖然窗簾看起來蠻干凈，我還是摘下來，塞進那只放污物的枕套，然后到克萊兒的洗手間拿了瓶古龍香水，回到這間擦洗過的房間里到處噴灑，手指像對待圣水一樣揮灑香水。我還在一個角落里放了一個小電風扇，打開吹風，又回到克萊兒的洗手間，清洗自己的手臂、手掌和臉。頭發上也沾了一點點屎，所以我又洗了頭。

我踮著腳尖回到他安睡的臥室，他還有呼吸，還活著，還與我在一起——這個永遠是我父親的老人，又挺過了一個挫折。想到他在我上來以前勇敢而可憐地想自己清洗這個爛攤子的努力，想到他為此而羞愧、覺得自己丟臉，我就感到難過。現在，既然此事已經結束，他又睡得這么香，我想在他死以前，我就不能要求自己得到更多了——這，也是對的，理應如此。你清洗父親的屎，因為你必須清洗，可清洗完之后，所有過去沒有體會的感覺，現在都體會到了。這并不是我第一次明白這點： 當你拋開惡心，忘記作嘔的感覺，把那些視若禁忌的恐懼感甩在腦后時，就會感到，生命中還有很多東西值得珍惜。

但是，我心里又對這個被軟骨瘤擠壓的沉睡中的大腦說，一次也許足夠了；如果讓我天天干這個，我最后就不會覺得這么激動了。

我提著那臭烘烘的枕套下樓，放進一只黑色的垃圾袋，扎好，再拎起袋子走到外面的汽車旁，倒進準備送到洗衣房的車尾行李箱里。至于為什么這是對的，并且理應如此，對我來說再清楚不過。既然這件事情做好了，那么，遺產也是如此。這并不是因為清洗象征著別的什么，而是因為它不是，它什么都不是，它只是活生生的現實。

我得到的遺產： 不是金錢，不是經文護符匣，不是剃須杯，而是屎。

(彭倫　譯)

注釋：

英國著名女演員，20世紀70年代開始與菲利普·羅斯相愛，直到1990年才結婚，但于1995年離婚。

位于新澤西北部的艾塞克斯郡。

【賞析】

《遺產》是羅斯在1991年出版的寫實風格作品。與他以前關注廣闊社會、宏大命題不同，在這部以第一人稱敘事的小說中，我們看到了一個兒子與平凡父親最后相處的溫情畫面。這本飽含父子親情的書，帶給我們很大的震撼，這是對人類最真摯無私的親情默默的歌頌。它不僅打動了我們，而且也獲得了1992年度“全美書評人大獎”。

在小說扉頁上我們看到這樣的一行字：“獻給我們的家人，生者與逝者”。小說講的是倔強的父親在被診斷出患有腦瘤后，“我”陪他走過的最后歲月。父親患有面癱，而且有嚴重的白內障，聽力也很差。最近又被查出患有腦瘤，為此父親憔悴不堪。節選部分是兩代人共同面對病情的情節。兒子知道父親病情后，一直陪伴在他身邊。孝順的兒子四處奔波，不停地為父親尋找好的醫生、好的醫院，他的生活變得以父親為中心。“在他生病、將死的時候，我一直在寫。不管在我書中還是在我生活中，至少在夢中，我都永遠作為他的兒子而生，并且始終具有這種意識，正如他將作為父親而永生，不僅是我的父親，而且是那個無論我做什么，都會坐在那里下判決的父親。什么事你都不準忘。”正如作者羅斯在文中所傳達的，這部小說更像是寫給父親臨終的禮物。我們被這種親情所打動的同時，更加深了對于父親這個偉大形象的尊敬。

在《遺產》中，父親這一形象散發出獨特的光彩。承擔著父親、丈夫、職員角色的老菲利普，固執知足，堅強勤勞。他擔負家庭的重擔，承載著社會責任，是老一代奮斗者的形象。他是由波蘭移民而來，自小家境貧寒，12歲就得外出找工作貼補家用。父親是勤勞的，在紐約的人壽保險公司工作，每天晚上挨家挨戶到紐瓦克貧民區收保險費，深夜帶著一身酸味兒回家；父親又是知足的，滿足于這份靠自己辛勤勞動換來的工作和公司給他的退休金，絲毫不在意兒子所感覺到的大都會公司歧視猶太人的潛規則；父親是固執的，他會連招呼都不打，就把兒子少年時代積攢的郵票送人。這個倔犟老頭讓母親幾乎崩潰，“他過分的固執，或者說固執得過分，幾乎讓我母親在她最后幾年崩潰： 自他六十三歲退休以后，她那有滋有味的家庭婦女的獨立生活，就全讓他煩人的頤指氣使給毀了。”而到了晚年，兩人竟然離婚。然而父親是富有愛心的人，他對子女的關心，對朋友的熱情讓人印象深刻。父親也是一個樂觀的人，即使知道自己身患重病，仍然快樂地生活，他還組織老年樂隊，認真排練演出。文中，羅斯用一個夢境總結父親的一生：“……整個家族歷史被壓縮成夢境中的一個個無聲電影膠片： 他人生的每一個主題都被壓縮其中，每一件對我和他都有重要意義的事情，從他父母坐著低等艙漂越大西洋移民開始，到他為了生存、為了抵抗重重阻力走向成功而苦苦掙扎抗爭——在窮困的童年時代他被剝奪了上正規學校念書的權利，作為猶太人他又在那家歧視猶太人的保險業大公司工作——一直到他因為腦瘤而發生變化，走向衰弱。”在成為病人之后，父親變得有些無助。但是成年的兒子用盡全力拯救著父親，為父親聯系治病，幫他尋找住處，一直陪伴在父親身邊。

在與父親病重期間的朝夕相處中，作者通過回憶和思考，加深了對父親的了解，更體會到父親的愛，體諒著父親的固執。我們在文中看到了兒子與重病的父親進行著心靈交流，一切那么自然，那么讓人感動。我們深切地感受到父子之間的深情，更理解了父親對于子女的養育之情，和父親性格上的閃光點，這都是無價的遺產。選文中兒子給父親處理大便失禁這一段，讓人感觸頗深。“我掂著腳尖回到他安睡的臥室，他還有呼吸，還活著，還與我在一起——這個永遠是我父親的老人，又挺過了一個挫折。想到他在我上來以前勇敢而可憐地想自己清洗這個爛攤子的努力，想到他為此而羞愧、覺得自己丟臉，我就感到難過。現在，既然此事已經結束，他又睡得這么香，我想在他死以前，我就不能要求自己得到更多了。……你清洗父親的屎，因為你必須清洗，可清洗完之后，所有過去沒有體會的感覺，現在都體會到了。這并不是我第一次明白這點： 當你拋開惡心，忘記作嘔的感覺，把那些視若禁忌的恐懼甩在腦后時，就會感到，生命中還有很多東西值得珍惜。”作者最終體會到“我得到遺產： 不是金錢，不是經文護符匣，不是剃須杯，而是屎”。看到這里我們才體會到父親這些遺產的價值和意義，這是對父親精神的繼承，對生命的珍惜，是對父親義無返顧的愛。也許當父親即將離去，當看到一個堅強偉大的父親形象轟然坍塌在作者面前時，作者才真切感受到自己對于父親的不舍。當父親大小便失禁，兒子費力替父親收拾臟亂的洗漱間，才體會到父親以前養育子女的艱辛。兒子愿意暫時拋棄一切，心甘情愿、無微不至地照顧父親生活起居。一切在父親生病時發生了變化，一切又在父親的無助中得到了升華。因為愛，一切變得順理成章。“既然這件事做好了，那么，遺產也是如此。這并不是因為清洗象征著別的什么，而是因為它不是，它什么都不是，它只是活生生的現實。”我照顧手術后父親的生活，最后給他送終，完成為人之子的責任，更加深刻體悟到生活的樸實和深刻，在看似平凡的生活現實下蘊藏著多么大的愛和情誼。同時，深刻體會到了父親的遺產，也會永遠珍惜這父親用盡一生心血所凝聚的遺產。

這部小說在藝術上最大的特點便是大量運用心理獨白和對日常細節的描寫。在文中作者不斷描述這個普通猶太人家庭生活的記憶碎片，時而幽默，時而憂郁，時而深沉。作家羅斯以他那充滿幽默才情的筆調，細致入微的觀察感受能力，將一個充滿痛苦與掙扎、卻又充滿父子親情的過程呈現出來，并且讓人在一個普通的故事中感受到普通人不尋常的生命力。在平凡的生活瑣事和細節描寫中，羅斯以一種極為坦率的態度，直面生老病死。他運用大量的內心獨白，動情地寫出生的纏綿、病的痛苦、老的無奈和死的必然，讓讀者不禁潸然淚下。在表達對父親的愛時作者運用了很多心理描寫。尤其是在“我”照顧癱瘓的父親的一段中，作者運用細節刻畫，把對父親的愛和看到父親無能為力的心痛表現得淋漓盡致。在平靜瑣碎的生活中，我們為生活中純凈的愛而感動，為生命的枯萎與延續而感慨。就像是作者感嘆的，“這只是活生生的現實”，這也就是小說副標題“一個真實的故事”所要帶給讀者的信息。這真實的生活細節，瑣碎的生活場景，都為我們展現了那濃濃的父子之情，帶給我們直達心靈的震撼。

(李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