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亞歷山德羅維奇·日丹諾夫(Андр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Жданов，1896—1948)，蘇聯共產黨和蘇維埃國家杰出的活動家，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前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

日丹諾夫1896年2月26日誕生于葉卡捷琳諾斯拉夫省(今頓涅茨克州)馬利烏波爾市(今日丹諾夫市)。父親是當地國民教育視察員。日丹諾夫畢業于應用學校。1912年，他開始參加革命活動，加入特維爾(今加里寧格勒)青年學生組織的社會民主黨小組。1915年，他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在特維爾工人區中積極開展宣傳鼓動工作。1916年3月，任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特維爾省(今加里寧州)委員會委員。1917年在沙德林斯克的沙俄軍隊第一三九預備團服役，在士兵中進行反戰宣傳，號召他們把帝國主義戰爭轉變為國內戰爭。

同年，日丹諾夫在烏拉爾參加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并發起建立沙德林斯克縣的布爾什維克黨組織，先后被選為該縣第一個工農兵代表蘇維埃主席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沙德林斯克委員會主席。1918—1920年，他在烏拉爾和特維爾紅軍中作政治教育工作，曾任《特維爾真理報》主編、俄共(布)特維爾省委副書記。1922年起任特維爾省執行委員會主席，以充沛的精力從事組織和恢復國民經濟的工作。1924—1934年任俄共(布)和聯共(布)下諾夫哥羅德省委員會書記、聯共(布)高爾基邊疆區委書記。他帶領當地人民把下諾夫哥羅德從舊日的商業城市逐步建設成為嶄新的工業城市。1935年3月15日，他被授予列寧勛章。

1925年12月，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 日丹諾夫當選中央候補委員。1930年6月在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當選中央委員。1934年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日丹諾夫在發言中，贊揚蘇聯在斯大林領導下所取得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這次代表大會后，日丹諾夫被選為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書記。

1934年12月1日，蘇聯黨和國家著名的活動家、列寧格勒州黨委書記基洛夫遇刺身亡。聯共(布)中央派日丹諾夫兼任列寧格勒州委和市委書記。日丹諾夫動員列寧格勒的布爾什維克開展反對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等人的斗爭，他把列寧格勒的黨組織團結在以斯大林為首的中央委員會周圍。日丹諾夫以其不倦的工作精神贏得了列寧格勒勞動人民的熱愛和尊敬。1935年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上，日丹諾夫當選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1935年1月第七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被選為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1939年3月起當選為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1939年4月4日，日丹諾夫獲勞動紅旗勛章。1940年3月21日被授予紅旗勛章。

日丹諾夫在列寧格勒任職期間，重視改造和發展國防工業。在帝國主義的戰爭威脅日益增長的情況下，他主張加強紅軍，特別是紅海軍的建設。1935年5月，他任列寧格勒軍區軍事委員會委員。1938年3月，任海軍總軍事委員會委員。1940年，與沃茲涅先斯基共同領導聯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員會檢查武裝力量狀況特別委員會。1940年1月任西北方面軍軍事委員會委員。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國侵略蘇聯。6月23日，日丹諾夫被任命為統帥部大本營常務顧問。1941年9月5日至1944年8月，他任列寧格勒方面軍軍事委員會委員、蘇聯陸軍總政治部軍政宣傳委員會委員。

從1941年9月4日開始，列寧格勒被德國法西斯軍隊圍困達17個月之久。日丹諾夫是列寧格勒保衛戰的組織者之一。他把列寧格勒的工業轉入了戰時軌道。由他發起開辟的著名的“生命之路”，即通過拉多加湖的冰上大道到列寧格勒的道路， 曾對列寧格勒和前線的糧食、燃料、彈藥的供應起過極大的作用。為了抵抗希特勒軍隊對列寧格勒的進攻，在以日丹諾夫為首的列寧格勒黨組織的領導下，約16萬居民參加了民兵師，七萬名黨員走上前線;幾十萬人，主要是婦女，參加了修筑防御工事的勞動。工廠冒著敵軍的炮火和轟炸的危險為前線生產。列寧格勒人的英勇奮戰，終于使希特勒攻占列寧格勒的計劃遭到破產。1944年，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授予日丹諾夫一級蘇沃洛夫勛章和一級庫圖佐夫勛章，以及陸軍上將的軍銜。次年1月26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授予列寧格勒以“英雄城”光榮稱號。1946年2月25日，日丹諾夫50壽辰時，再次被授予列寧勛章。

1944年日丹諾夫任聯共(布)莫斯科委員會書記。1946年3月至1948年8月，任最高蘇維埃聯盟院主席。

日丹諾夫在完成日常繁重的黨政工作的同時，還用相當大的精力致力于馬列主義理論研究和社會主義文化建設。

1934年8月17日，日丹諾夫在第一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上發表演說。他要求蘇聯作家應當遵循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他說：“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蘇聯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基本方法，……蘇聯文學應當善于表現出我們的英雄，應當善于展望到我們的明天。”他指出，要作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就要“兩腳踏在現實生活的基礎上”;就要“批判地接受各個時代的文學遺產”;就要“用社會主義精神來不倦地提高自己”。他強調了文學的黨性原則，認為，“在階級斗爭時代，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一種非階級的、非傾向性的、仿佛不問政治的文學”。他鼓勵作家們使“藝術描寫的真實性和歷史具體性，必須同以社會主義精神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民的任務結合起來。”日丹諾夫的講話，對于發展蘇聯文學具有積極的意義。

1938—1941年，日丹諾夫兼任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部部長，為培養黨的干部，使他們跟上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后的形勢，做了大量思想理論方面的工作。

在1939年舉行的聯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日丹諾夫做了《修改聯共(布)黨章》的報告。他說：“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保證了社會主義經濟的統治。隨著經濟方面的根本改變，蘇聯的階級構成也改變了。……蘇聯勞動群眾之間的階級界限，正在消除著，正在絕滅著。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之間的經濟矛盾和政治矛盾正在消除著。”他認為，隨著蘇聯經濟和階級構成發生的根本變化，接收黨員再按舊黨章的規定，對被吸收人的社會成分進行分類的方法，應當“廢止”。他提出所有入黨的人，不管是工人、農民還是知識分子，都要規定“統一的條件和同一的候補期”。

日丹諾夫建議在新黨章中應增寫條款，以保證在開除黨員黨籍時能認真地研究指控理由是否充足。他建議“廢止大批清黨”的做法，這種做法在過渡時期是改善黨的成分的手段，而在社會主義取得勝利、資本主義成分已經消滅的條件下就失去意義了。他說：“大批清黨的運動式的性質會引起許多錯誤，首先是違反列寧主義關于分別對待人們的原則。”日丹諾夫在報告里為黨的干部中出現不少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而歡欣鼓舞，他強調：“必須及時地和大膽地提拔年輕干部到領導崗位上來”，這是“黨的力量和無敵于天下的保證”。代表大會通過了關于日丹諾夫報告的決議。

衛國戰爭勝利后，日丹諾夫在關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文藝理論方面作了許多工作。

隨著和平時期到來，崇拜西方資產階級文化，強調文藝的非政治性等錯誤傾向，在蘇聯社會中有所表現。1946年9月， 日丹諾夫在列寧格勒黨的積極分子會議和作家會議上，就列寧格勒兩種文學雜志《星》和《列寧格勒》的錯誤作了報告。他認為《星》的主要錯誤是發表了左琴科①的小說《猴子奇遇記》。左琴科對蘇聯人民的勞動、英雄氣概和高尚道德品質不加頌揚，反而在這部作品中把蘇聯人民描繪成粗野的、沒有文化的、愚蠢的、庸俗趣味的人。《星》的另一個錯誤是極力推銷女作家阿赫瑪托娃②的空洞的沒有思想性的詩歌。《列寧格勒》雜志也常發表左琴科的下流、誹謗的言論和阿赫瑪托娃的空洞的不問政治的詩作。此外，這兩家刊物還發表了其他一些充滿悲觀主義的頹廢詩歌、庸俗的劇本、空洞的和毫無意義的小說，以及俯首崇拜一切外國事物的作品。

日丹諾夫嚴厲譴責這兩個雜志的錯誤傾向和文學戰線的錯誤。他說：“與現代蘇維埃現實相違背的”作品，“是不能容于我們的雜志篇幅中的。我們的文學不是那指望滿足文學市場各種趣味的私人企業”。他要求文藝界的領導者和作家都以蘇維埃國家的“政策為指針”，“要以生氣勃勃和革命的精神來教育青年”。他說，蘇聯之所以克服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困難和戰勝德、日法西斯，正是由于蘇聯文學幫助黨以生氣勃勃的、對自己力量充滿信心的精神教育青年的結果。

日丹諾夫在報告中還批評了《星》和《列寧格勒》兩個刊物的領導人的另一個錯誤：把個人友情作為他們和文學家建立關系的基礎。他們不愿得罪這個或那個作家，發表了許多思想上有害和藝術上低劣的作品。他認為這是“以友情關系代替原則關系”，“是完全不正確和政治上錯誤的立場”。他強調：雜志的“主編應當對該雜志的方向負責，對該雜志中登載的作品的高度思想和藝術的質量負責。”根據聯共(布)中央關于《星》和《列寧格勒》兩雜志的決議和日丹諾夫的有關報告，《列寧格勒》雜志被停刊，《星》雜志的主編易人，左琴科和阿赫瑪托娃被開除出蘇聯作家協會。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主席吉洪諾夫被解職。

1947年6月24日，日丹諾夫在關于亞歷山大羅夫著《西歐哲學史》①一書的討論會上發言，強調布爾什維克黨的黨性與原則性。他指出該書的缺點是忘記黨性原則，企圖抹殺馬列主義和同它格格不入的哲學派別之間的矛盾，脫離現代最重要的問題。他要求蘇聯哲學家在與馬克思主義的敵人斗爭時要毫不調和。他號召與學究式的客觀主義，與冷漠地闡明事實的態度斷絕關系。他在發言中，對哲學史作了如下的定義：哲學史是科學唯物主義世界觀孕育、產生和發展的歷史，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斗爭的歷史。他指出，馬克思主義的產生是哲學中的革命;馬克思、恩格斯“創造了新的哲學，即在質上與所有以前的、包括進步哲學體系在內的一切哲學體系不同的哲學”。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是無產階級群眾為擺脫資本主義壓迫而斗爭的科學武器”。因此，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鮮明特點是戰斗的黨性原則。日丹諾夫的發言，對推動蘇聯的哲學研究工作有重要的影響。不久，蘇聯創辦了《哲學問題》雜志。

1948年1月，聯共(布)中央召開音樂工作者會議。會議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對穆拉杰里①的新歌劇《偉大的友誼》的評論，確定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原則的基礎上，發展蘇聯音樂藝術的任務。日丹諾夫在會上兩次發言，著重指出音樂藝術在蘇聯人民生活中的積極作用，繼承俄國古典音樂進步傳統對發展蘇聯音樂的重要意義。他批判了音樂中的形式主義傾向，譴責了蔑視俄羅斯古典音樂和俄羅斯古典歌劇傳統的錯誤。他認為，肖斯塔柯維奇②、普羅柯菲耶夫③等蘇聯著名作曲家是這一錯誤傾向的主要代表人物。日丹諾夫全面否定穆拉杰里的新歌劇《偉大的友誼》，認為在它的音樂中“沒有一個能使聽眾記住的旋律”，“歌劇大部分成為噪音的紛亂的集合”，“情節是捏造的”。

在日丹諾夫報告之后，聯共(布)中央于1948年2月10日作出了關于穆拉杰里的歌劇《偉大的友誼》的決議。決議指責肖斯塔科維奇、普羅柯菲耶夫等人的作品脫離人民群眾，表現出資產階級的影響④。

1948年8月31日，日丹諾夫在莫斯科病故。聯共(布)和蘇維埃政府在訃告中說：日丹諾夫“積極的一生和活動，對于黨和人民都是忘我服務的榜樣”。。